第一節 訟師唆訟之道嘆為觀止

第五章

從《藍公案》看清代唆訟之風

《藍公案》註釋標題參見安遇時、藍鼎元等編撰：《名臣問案牘》，重慶出版社2008版。原名《藍公案奇案》，又名《鹿洲公案》《公案偶記》，是作者藍鼎元根據自己在清朝雍正年間出任廣東普寧、潮陽縣縣令時，斷案折獄經歷所記的筆記而編撰的一部文言體公案題材短篇小說集。全書記錄的二十四則案例，因是作者親歷而具有一般公案小說所不具備的史料性、真實性，對研究清代司法制度和刑獄狀況有著直接而生動的參考價值。

第一節訟師唆訟之道嘆為觀止

在《藍公案》二十四則案例中，涉及訟師惡意唆訟、謀訟的占相當比例，而其手段甚至令官府也無可奈何。這只是廣東相對偏遠一隅縣域的情狀，由此可以想見其他經濟文化發達地區興訟狀況。

一、訟師互通共謀案

《藍公案》第二則《三宄盜屍》，講的是潮州縣民王士毅到縣衙告狀：自己的弟弟阿雄隨母親改嫁到普寧縣民陳天萬為妾，結果陳天萬正妻出於嫉妒，毒死了阿雄。王士毅還出具了「誣告反坐的甘結」，似乎證據鑿鑿。

結果藍公前往勘驗，發現屍體不見了。審訊了十餘證人，都說不知道屍體埋在哪。阿雄病死時也沒見到其親哥哥王士毅來見一面。藍公審看了陳天萬及其患有大腹病的妻子，心裡明白非陳妻所為。於是現場審訊王士毅，「夾訊之」才招供出了真相。原來王士毅與陳天萬因祖屋問題有讎隙，王士毅遂私下找了訟師王爵亭、老訟師陳偉度三人密謀，雇了乞丐夜裡發掘墳墓，盜出阿雄屍體，並誣告陳天萬妻毒殺阿雄，希望通過打官司「和息」，以此騙一大筆賠償，藉以發財致富。

此案破案過程沒有什麼懸念，原來阿雄是得了痢疾，病了兩個月後死的，並非被人毒害。倒是判罰予人省思：「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蒞茲月余，地方未有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誅；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將王士毅、王爵亭、陳偉度各予滿杖，制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民傳擎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眾。普人快之。」

此處判決，藍公自己承認，如果上報朝廷，自己官聲大震，但押解到省里，會牽累一大批人。藍公出於當地荒年、安撫地方的考慮，只是施以杖刑，枷號遊街而已。顯然，這種自作主張的判罰，是違法的。但出於地方維穩考慮，地方官自我決斷，並未受處分，反而受到了朝廷的肯定，從一個方面也說明，朝廷實施刑法律令，目的是保一方安寧，以防民變。這個目的達到了，是否嚴格按律處置，倒在其次。這也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司法出發點。

仔細品味此案，重點是三人共謀誣告良人。其中，又有僱人「發眆」盜墓偷屍的重罪，還有職業訟師———王爵亭及老訟師陳偉度如何教唆詞訟的反覆共謀的曲折故事。此則案例比較完好地呈現了訟師王爵亭供稱的三人如何謀划、老訟師陳偉度如何獻計的具體方案。王爵亭指著陳偉度說：「汝我三人，在烏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授楊令公盜骨故事，教我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保鄰里，皆當以次受刑，夾拶糜爛；四則屍骸不出，問官亦無了局，我等於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迨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歡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真偽。」

這段供述很好地披露了老訟師的精明算計，如何規避大清法律制裁的謀划：比如，一則找不到屍首無從檢驗毒傷。二則將屍體偷出移到鄰縣埋了，還涉及屬地不同，不容易敗露。再則被告人和鄉鄰證人害怕，又要受到夾刑；審官找不到屍體，無從結案。最後結果只能是「和息」了事，三人拿到和息的賠償，「致富成家」。

看似考慮周密，但卻過於自信，因為凡是負點責任的提審官都會以屍骸為核心找到證據。而藍公略施小計，讓王士毅承認自己僱人移屍，但支支吾吾不供出訟師姓名。藍公假意審結此案，卻密派差人訪查王士毅從潮州到普寧時住宿客店的同宿之人，由此抓獲了訟師王爵亭。又給王爵亭紙筆讓其寫供詞，比照原告的狀詞，發現也是出自王爵亭之手，由此，再供出了陳偉度。整個案情於是真相大白。

品析：

此案雖屬邊地潮州和普寧，但訟師唆訟如此，可見清康、雍年間，不良訟師猖獗、活躍的程度。從《唐律疏議》《宋刑統》再到《大明律》《大清律例》，可以看到訟師開始出現並活躍的軌跡。唐、宋訟師已經出現並開始活躍，到了明、清則完全成為一種職業現象。有的起到了幫助民眾維護自身權益、代撰訴狀文書的作用；也有的專為官府提供法律參謀、撰寫判詞文書等服務而演變為師爺、幕府的角色。但也有相當一批成了專事詞訟，以此挑事、好事、謀事之徒，擾亂了地方的司法制度與社會治安。《大明律》即在卷第二十二「刑律五」之「訴訟」中，單列了「教唆詞訟」條。而到了《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之「訴訟」中，不僅完全繼承了《大明律》此條內容，而且還又增補了更為詳細具體的六條條例：

如，「代人捏寫本狀，教唆或扛幫赴京，及赴督撫並按察司官處，各奏告強盜、人命重罪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凡將本狀用財雇寄與人赴京奏訴者，並受雇、受寄之人，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為民；贓重者，從重論。其在京匠役人等，並各處因事至京人員，將原籍詞訟因便奏告者，各問罪，原詞立案不行。」

上述兩條側重在教唆詞訟赴京誣告，所以處罰尤重，發邊充軍。可見古代封建王朝更重視流民聚集京城鬧事、唆訟。

為了防止訟師借代人書寫訴狀之機，教唆生事，朝廷乾脆考慮自己培訓代人寫狀之人，以絕「體制外」訟師的飯碗。如規定：「內外刑名衙門，務擇里民中之誠實識字者，考取代書。凡有呈狀，皆令其照本人情詞，據實謄寫，呈后登記代書姓名，該衙門驗明，方許收受。如無代書姓名，即嚴行查究，其有教唆增減者，照律治罪。」這一規定堪稱嚴格，也算是一種可行的治理辦法。

另外，就是被訟師蠱惑受雇誣告之人，也有相應懲處條例。「凡僱人誣告者，除受雇之人仍照律治罪外；其僱人誣告之人，照設計教誘人犯法律，與犯法人同罪。」這是對雇者和受雇者同時懲處的雙管齊下的辦法。

再如，對如何治理教唆詞訟者，《大清律例》也作了更有效的追蹤掌控，其中一招就是對地方官進行追責。如規定：「訟師教唆詞訟，為害擾民，該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緝者，如止系失於覺察，照例嚴處。若明知不報，經上司訪拿，將該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議處。」地方官對及時摸查教唆詞訟的訟師負有屬地管理的責任。如果不知道被上司訪查出來，就要被交部議處，這是相當嚴重的懲處了。

上述條例基本涵蓋了教唆詞訟，以及訟師胡作非為、教誘他人生事滋事的可能情況及其懲處辦法。可見，在清代，朝廷對教唆詞訟的訟師痛惡到何種程度。

而在本案中，王士毅、陳偉度的所謀所為也的確令人髮指。藍公將其施以杖刑，並枷號遊街四鄉，也可謂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故而「普人快之」。

二、訟師與官府書吏、惡棍、奸保串通唆訟勒財案

《藍公案》第七則《龍湫埔奇貨》，將訟師串通各不法之徒集體勒索之事，敘述得環環相扣，令人眼花繚亂、嘆為觀止。

話說龍湫埔溪畔泥窟中發現一具死屍，據說是竊賊王元吉的。結果一幫好事者找到賊弟王煌立，到官府狀告白墓洋楊姓一幫人殺死了自己的兄弟。

藍公仔細批閱狀子，發現了其中的端倪。判斷王煌立一定有陪同而來的地保，果不其然發現保正許元貴，並將其提審到案。許元貴以為事情敗露，很快就招供出了幕後的指使者李阿柳———原來是普寧縣衙門被革職辭退的工房書吏。

通過審訊李阿柳，又供出了同謀的訟師蕭邦棉、惡棍張阿束，以及藍公衙門案前承辦刑書的鄭阿二。

藍公當場審訊鄭阿二，由此知道了整個訴案的由來內情：李阿柳在普寧縣屢次惹事上身，躲避到潮州，與蕭邦棉、曹阿左等人臭味相投混在一起。

後來聽曹阿左說竊賊王元吉死了，因之前與白墓洋的楊如傑發生過口角，聽說楊家挺有錢，於是幾個人就找到了王元吉之弟王煌立，讓王煌立去栽贓楊家。但王煌立表示為難，因為家貧沒錢打官司。蕭邦棉就給了王煌立二百錢，又讓李阿柳代書狀詞，將楊鳴高、楊如傑等十幾人羅織在訴狀內。然後讓曹阿左找到保正許元貴出面，去白墓洋告訴楊家，撮合雙方，「事可和息，須費銀八十兩」。

同時，又讓藍公案前的刑書書吏鄭阿二從中說合，被諸位楊氏拒絕。過了幾日，又讓惡棍張阿束，以及書吏鄭阿二、李阿柳輪番嚇索。從八十兩到四十兩、二十兩，最後到十兩。眼看要和息了，結果還是楊如傑的母親吳氏認為既沒有毆殺王元吉，家裡又貧寡，最後只得以「藉屍勒詐」名義告到官府。此案經藍公審訊，才曝光了這樣一起官府書吏與訟師、惡棍、地保內外勾結，唆訟勒財的令人髮指的大案。

藍公由此寫道：「此案之興，實由此一班訟師、宄棍、奸保、蠹書傍風生事所為。」所有涉案欺詐勒索之人都被判罰。

那麼，王元吉之死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王元吉與張阿左、鍾阿表、黃阿瑞等一幫賊盜屢次偷盜，為害地方鄉民。某天夜裡他們去行竊被事主發覺，鄉鄰等棍棒齊下，王元吉、張阿左、鍾阿表等人拒捕逃脫，但王元吉因飢餓而落在後頭，被眾人群毆，頭部受了重傷，沒幾天死在黃奕隆瓦窯里。黃奕隆、其弟黃奕茂，以及黃阿瑞等人害怕惹事上身，將王元吉屍體移到曠野之處。

最後藍公又是如何下判的呢？「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后，解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柳、鄭阿二、張阿束、許元貴，及案賊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啟、羅阿錢、買贓移屍之黃奕隆、聽唆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蔽闕辜。」「自是，潮邑訟師、土棍、衙蠹、猾保、姦宄、盜賊，皆人人震恐。地方大治。」

從此案所描述的情況看，當時潮州、普寧地界一帶，社會治安狀況的確令人堪憂，訟師唆訟、聚訟現象嚴重，而官府中的書吏、基層坊里地保與訟師，以及賊盜相互勾結，勒索民眾錢財的現象尤其令人觸目驚心。面對這樣惡劣的社會治安環境，藍公沒有一味嚴刑峻法，而是以懲戒為主，以改善地方治安風氣為本。加之，地方窮困、民生凋敝，所以如果動輒解送一批囚犯上省府，人力財力都吃不消。以「杖責枷刺」之刑，謀地方大治之果，倒也是無奈之中最好的辦法。從這點說，一如歷代律令所要求的，必須依律斷罪，不可輕更法度，但在實際中，恐怕變通的時候更多。禮、德的因素在儒家士人的思想中，依然佔據著主要的地位，也成為斷案審判的主要依歸。

品析：

此案中，王元吉一夥去盜竊被當場發現，被追毆頭部受傷，之後自己傷重而死。對照《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之「賊盜上」條「強盜」款規定：「其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而卷三十五「刑律」之「捕亡」條「罪人拒捕」款規定：「凡犯罪逃走，拒捕者，各於本罪上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毆人至折傷以上者，絞；殺人者，斬；為從者，各減一等。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及囚逃走，捕者逐而殺之，若囚窘迫而自殺者，皆勿論。」

卷二十四「刑律」之「賊盜中」條有「竊盜」款即規定，如果竊盜臨時拒捕，為首殺人者，照強盜律，擬斬立決，而從犯發邊疆為奴充軍。又有條例規定：竊盜「如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者，俱杖一百、流三千里。」可見，在本案中，王元吉等同夥前往偷盜，被發覺而拒捕脫逃，在被追逐過程中被毆傷致死，是可以「勿論」的。而「發眆」開棺見屍，按《大清律例》，是要受「絞刑」的。一般毀屍、棄屍的，要被杖一百、流三千里。本案犯藍公只是判杖刑、枷號、刺字，應該是從寬處罰的。

三、訟師幕後出謀指使誣告案

《藍公案》第八則《死丐得妻子》，講的是保正鄭侯秩之妻陳氏來狀告，自己的丈夫因與匿契抗稅的蕭邦武理論，被蕭邦武等一幫人到家群毆，逼得鄭侯秩跳水而溺亡。其子鄭阿伯還用船載了一具已經無面頰的屍體來相驗。藍公通過觀察屍體，發現其已經腐爛且無傷痕，而蕭邦武等人只是普通貿易朴民，又從蕭邦武等人的家屢次被盜而保正鄭侯秩卻縱盜殃民的過往表現，判定此案為誣告之案。實際上，正是鄭侯秩怕自己的惡行被新上任的縣令藍公所糾察，自行逃遁，而讓妻、子找一早已死了多日的流浪乞丐屍體來冒充自己，以圖矇混過關，更栽贓陷害蕭邦武一幫人。後來鄭侯秩被從惠來縣活捉而回。「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

四、訟師刁詐，越訴呈控竟然得逞

在明、清時代，訟師按理說是處於尷尬、夾縫之地，容易被官府究治的「黑戶」，然而，訟師卻有操控司法，胡攪蠻纏，搞得官府焦頭爛額的本事。《藍公案》第二十二則《豬血有靈》，雖是個例，但可謂經典，也令人噓唏。

話說在草湖鄉有一訟師名叫陳興泰，「窮凶極惡，終日唆訟為生。常創詭名，架虛詞，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盜，或稱強寇劫掠。上司提解羈縶牢獄久之，以無原告對質，釋寧行銷。其人已皆磨累破家，不堪復問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訴，平地興無風之波，尤興泰長技也」。開篇這一段實際上已經交代清楚了陳興泰其人的一貫伎倆和「特長」。就是跑到道、府一級的衙門去誣告，因其所告常是江洋大盜、強盜劫掠的重案，道、府不敢不受理，但常因沒有被告（江洋大盜、強盜形影無蹤，所以難抓捕到真兇算常理）對質，所以不了了之。而被牽涉之人卻早已經「磨累破家」。

藍公自己就親身經歷了這麼一個過程。

案情很簡單：蔡阿灶、蔡阿辰、蔡阿完、蔡阿尾弟兄四人，家貧無妻無房，共宿神廟內。一日蔡阿灶煮偷來的紅薯，瓦罐爆裂，被開水燙爛雙腳不治而死。陳興泰藉機將蔡阿辰、蔡阿完、蔡阿尾三兄弟叫到自己家裡，用粥、米誘使三兄弟將蔡阿灶屍體抬到陳興覲家門口，誣陷陳興覲殺人。

陳興覲大驚，連忙招呼蔡姓族人及陳姓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一起抗辯、斥責三人。三兄弟理屈承認並供認是陳興泰指使。

陳興泰大失所望，但仍不死心，居然將蔡阿尾誘養在自己家中，自己親自代寫狀詞，咬定就是陳興覲找人打死的蔡阿灶。還親自明目張胆地告到藍公縣衙。藍公一看供詞，就覺得命案「全屬子虛」「但未訊明，不敢臆度」，準備差人起屍檢驗。不巧，藍公因公到省里辦事，耽擱了幾天。蔡阿尾受陳興泰唆使藉機到郡里復訴，請求鄰縣來檢驗。而無端受到牽連的陳興覲及陳孟皆、陳孟發等人，也到郡里上告伸冤。結果郡里發文重回縣裡複審。

陳興泰恨之入骨，居然串通族人叔兄弟侄等人和拳師張福等人，持器械跑到陳孟發家，將陳孟發、陳紹贊痛打成重傷，又將陳興覲於和平橋截住，「剝衣叢毆」，陳興覲赤身奔逃。

藍公從省上回縣，派差人拘訊。眾人皆言陳興泰傷天害理，憑空嫁禍唆訟，「宜正法以靖地方」。陳興泰也如實招供了自己如何唆訟毆人的情節。藍公令差役將其責杖四十，擬依律解送。不想陳興泰潛逃了，用「血書」以「賊劫」「縣諱」（自己被強盜賊人所劫，而縣裡避諱不願上報案情）的名義控告到省里道台衙門，結果上司批複讓鄰縣海陽縣查審。陳興泰洋洋得意，終日在道台轅門附近遊盪，不肯回縣。

藍公以人命案不敢遲滯為由，差衙役將陳興泰抓捕歸案。陳興泰又偷偷讓其父親再次到道台衙門控告喊冤。

結果海陽縣差人要提陳興泰到案。而藍公則以誣告命案、誣告賊盜事關重大為由，上書請示是否還應該在事發縣即藍公所治普寧縣確審為妥。可等到批複回來，確定還是在普寧審理時，藍公已經離任了。藍公由此感嘆，要不是血書呈控道台，「何能文移往返數月？掣肘遷延，竟至吞舟漏網哉」。

最後，上司來文，對陳興泰僅僅是「從寬擬責」，戴枷鎖一月，追繳三千文錢入官的處罰。陳興泰拊掌笑道，還是用豬血寫的血書靈光呀。

品析：

這則案例，典型地反映了訟師的刁蠻和狡詐，也說明訟師陳興泰的確諳熟司法運作程序，善於鑽法律的空子。例如，知道以盜賊等重案而縣裡有意隱瞞不報的理由，越訴申告到省里。道台不明情況，一定會移文到鄰縣察審，這樣就能拖延時日，耗費周折，陳興泰便可從中得利。像陳興泰這樣的刁惡訟師，最後竟然得到了「從寬擬責」的處罰，不能不說是陳興泰的詭計得逞，而藍公只能無奈感嘆而已。

五、林軍師幕後操縱，唆使刁民反告田主

《藍公案》第二十則《林軍師》，不得不令人對訟師之刁鑽和反告的伎倆而噓唏。

故事說的是下壟的吳雲鳳告監生鄭之鳳、鄭之秀霸佔官溪，強令凡到官溪捕撈者要日納錢三十文。吳雲鳳因繳納遲緩，被鄭之秀率家僕等十餘人，擊碎小船，並將吳雲鳳抓到其船艙內私刑。吳阿萬等四五個證人均各有呈詞，且異口同聲。藍公私下想，田主鄭之鳳、鄭之秀是當地巨族，兄弟是監生，霸溪專利、毀舟鬥毆似有可能。

不想，鄭之鳳也來稟告，吳阿萬等人抗租不繳，態度蠻橫，殺傷田主鄭之秀，還搶奪衣服與銀錢。藍公差人驗訊，果然看到鄭之秀裂顱破鼻。但吳阿萬等人拒不到案，還分派親人到省、府各級各衙門督、撫、藩、臬、道、府告狀，說鄭氏霸海橫行。

藍公不敢大意，於是將兩造召集到庭，經了解發現，抗租逐毆是實，橫抽毀船是虛。藍公擔心是鄉民顧忌鄭氏大族淫威而不敢告訴實情。又找來里長、保正、鄉長、里民等人對證，皆說鄭氏冤枉，如有不實，寧願代鄭氏坐罪。

最終真相大白。吳雲鳳交代，是因為吳阿萬等人欠舊租數石，田主到家迫取，態度暴戾，蔡阿萬令其群起逐毆，將田主追到下地鄉，田主跌倒在地，被吳雲鳳揮拳傷其口鼻，吳永祥用木棍擊打其頭顱。

藍公感嘆到，雖已查明實情，但到省城遍控、告狀霸溪橫抽的之事，一定有高人在後面指點。由此供出了幕後指使的當地「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善為詞狀者林軍師。吳雲鳳托叔父的女婿找到此人，先送禮物三兩五錢，許事畢后，謝金十二兩。林軍師遂出主意：「我有奇計，竟置欠租勿道，反控田主霸佔官溪，橫抽虐民。一面遣人赴郡、赴省遍控上司，以壯聲勢。縣官聞控列憲，自然不敢拘審。他日奉憲准行，則我為原告，勢居上風；使其不準，亦已遷延月日。欠租細故，時過事灰，此萬全之策也。」此段供述，將林軍師的妙計和盤托出，要點是反告、壯聲勢、讓上司追查以鉗制縣官、拖延時日、不了了之。

藍公審出原委，下判道：「林軍師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結。先將吳雲鳳、吳阿萬、吳阿添、吳永祥、吳雲萬各杖三十，追出所搶贓銀、衣服被帳，及原逋租谷，給還田主。仍枷號兩月示眾。羈林軍師於獄，候究明包攬別案詞訟，贓銀確數，按律盡法創懲，以快一邑人心，永垂鑒戒，為移風易俗之一助。」

結果正如林軍師所料，藍公正恰因公赴省，又被急調去番禺任職，最後「林軍師遂揚揚出獄」。

品析：

此案與上述訟師陳興泰一案的結果極為相似。也說明經歷宋到明，再到了清代訟師這一行業已經坐大，連官府往往也奈何不了。此案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清代訟師渾水摸魚、鑽法律空子繼而顛倒是非、坐收漁利的伎倆。從前述各案有關訟師的操控過程看，訟師善於利用朝廷逐級上報、逐級按察的原本用於防範冤假錯案的制度，諳熟朝廷繁文縟節的行文程序和遷延周期，而達到渾水摸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目的。這種結果，可謂是對朝廷律制及良好用心的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