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那些被高估和低估的中國作家

程永新:那些被高估和低估的中國作家

程永新:那些被高估和低估的中國作家木葉:你在散文《祝你生日快樂》裏提到自己的姨媽「穿戴整潔」,有着「款款的身影」,長篇里「穿旗袍的姨媽」和生活中的姨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男主人公「駱駝」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程永新:姨媽生活中的原型有一些,但不完全是。駱駝也不是我,但肯定是我同時代的人,我對這樣的人非常了解。

這個小說是「流浪三部曲」的第一部。我採取一種比較老實的寫作方法,可能有些批評家覺得你也鼓吹、推動過先鋒寫作,但你在寫作的時候並不極端……其實我也有一些探索,比如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空交錯的敘述視角。有些批評家覺得你是不是後來修改時增加了這些變化?其實不是,我1995年寫完的草稿就是跳躍的視角。普魯斯特主要是回望過去,我增加了未來的東西,增加了主人公「此時此刻」對未來展望的敘述視角。

木葉:賈平凹在序言裏說,「姨媽,穿着旗袍的姨媽,就是我們國家我們民族在那個荒唐年代的形象嗎?」你真的有意用「姨媽」來象徵「媽媽」?

程永新:這是他的一種看法。我在寫的時候還沒有想到把姨媽比作國家、祖國,我想到的是她這種生存方式代表了中國的好多人,現在也是這樣,搬個家你讓老年人扔掉點東西,她什麼也不扔。我們的上輩人都是這樣的,克勤克儉,非常清苦,弄到最後不知為了誰。死後大家為了她的東西爭。

木葉:裏面講到了一個同性戀的情節,兔子和「我」在一個被窩裏相互撫摩,這還使我想起自己小時候的一些故事。設置這個情節時,你一定有什麼想法吧?

程永新:我是覺得在那個時候,生活當中的很多原生態的元素都存在,可能就是人性吧,在特殊情況下,人相互之間需要安慰。我寫到他們去拉練,有死人在屋子邊上,很恐怖,兩個孩子之間很自然地可能產生這種行為。我想說,即便在當時那種年代,這種行為始終存在的,只不過我們後來才把它叫做同性戀,性猥褻。

木葉:涉及「文革」的小說有王朔的《動物兇猛》,按姜文的翻譯就是「陽光燦爛」,王安憶的《啟蒙時代》則是另一個味道,你這一部延宕十多年才拿出來,同樣寫這段歷史,特異之處在哪裏?

程永新:我還是比較注重人物的內心。我在修改的時候,已拿掉許多人物的內心獨白、心理分析,這是為了現代的讀者。我覺得小說的節奏要加快。我希望後面的小說也能這樣。多年前的初稿,格非、余華看過,格非當時就講,未來小說的節奏要有變化。

木葉:那是否會讓人覺得是在迎合讀者?

程永新:我小說的故事性不是很強,又因為是成長小說,所以閱讀的心理節奏很重要,如果我再作細膩甚至拖沓的心理分析,不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不是迎合,是一種需要。而且這個主人公也來到了九十年代,他本身的生活節奏已經加快了。

木葉:也就是說小說人物要求作者加快節奏。在這本書後記里你提到《大衛·科波菲爾》是真正的經典,我想知道在你的閱讀版圖裏經典還有哪些?

程永新:我不像某些人只喜歡某一類,我是各種類型都有一些喜歡的,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肯定是,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也是,福克納的中短篇也都很好,米蘭·昆德拉的我也很喜歡……

木葉:就是說不管先鋒的還是傳統的,只要寫到極致的都算……

程永新:其實,「先鋒」這個概念八十年代的時候更可以理解為文學的各種創新和實踐……八十年代我們把王朔也放到余華、格非那些人中間,有人說王朔跟他們風格不一樣。我覺得當時出現王朔的小說是不太容易的,用新北京語言來寫作的,他跟之前的那些北京語言寫作的小說也不一樣,他對有些陳舊觀念和陳舊語言的消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是新的探索。

一段時間的文學,一段時間的精神產品你用先鋒這個詞,是一種需要。其實,我不太認同這種說法。你說阿城的小說是先鋒小說嗎?那麼王安憶呢,王朔呢?但很多人覺得不是,當時我編過一本書,用的是新潮,我沒用先鋒這個詞。我當時就找不到一個詞來概括當時的文學狀況。我覺得那個時候中國作家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都處於大爆髮狀態,那麼多流派都進行了實驗,用先鋒或新潮,都無法概括。80年代中國作家做的事情要大於這個概念。

木葉:你有意識寫先鋒小說嗎?

程永新:啊,沒有。小說的形式應該根據內容來定。

木葉:你的小說1995年左右(大體)寫好,延宕多年出版,你自己解釋說是懶散、浮躁,我覺得應該有出於小說文本本身的考慮,當時小說到底還缺什麼?

程永新:我當時想寫一個人的流浪史,也完成了,但是一個大的東西沒想明白,這個小孩不斷成長,後來他的境遇變化了,經濟狀況變化了,他還是不知所措,還是覺得自己在流浪,為什麼是這樣?後來我找到了一個原因,社會在他身上、靈魂里打上了太深的烙印,就是他沒有辦法真正來適應社會的變化,來完成人格的轉變。

木葉:那麼到底是什麼使你在十幾年後的今天要拿出它來?

程永新:拖這麼久,還是生活的慾望太強,想法太多。我時不時地想到我的這個作品,覺得再不拿出來就跟這個時代相隔太遠了;另外一個,就是我對現在的小說創作不滿。我給我自己的這個小說打60分,不是謙虛,我後面還有一句:現在80%的小說都不到60分,沒過線,不及格。

木葉:還聽你說:王安憶孤獨,我來陪陪她。

程永新:在文學圈,感覺上海作家能拿得出手的,說來說去就是王安憶,她確實不錯,很好,但上海這麼大一個城市不能只有她,這太可悲了。我也曾講到孫甘露、須蘭,包括巴金的兒子李曉,都是非常好的小說家,就是因為上海人的浮躁,因為生活的慾望太多,想做這個,想做那個,後來這些人都沒寫下去。我想「流浪三部曲」後面兩部出來之後,批評界會有一個比較公正的說法,我對它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木葉:你又是編輯又是作家,見你曾自稱「業餘」作家,你更滿意或是更看重哪個身份?

程永新:更看重作家這個身份,儘管我不是很有職業心態。80年代時馬原說作家要有職業心態。職業心態就是像王安憶、遲子建、蘇童等優秀的作家那樣,不停地寫,哪怕在寫作的低谷依然有那麼一種毅力。做到這一點很困難,你要經受好多批評,特別像蘇童,非常不容易,曾那麼大紅大紫過,然後到了一定時候,別人對他的批評,認為他是通俗作家……他很不容易。經歷過大起大落之後,慢慢他的狀態又開始回升。

木葉:當朋友們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你就沒有焦慮嗎?我指的是一個作家的那種野心。

程永新:那倒沒有,這些作家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們的每一點變化我都很關注,為他們高興。像格非,《收穫》五十周年的特刊,約他寫中篇,非常棒,我說我喜歡你的這個中篇超過你的《山河入夢》。人的經歷、氣質和想法的差別比較大。余華的經驗、孫甘露的東西,我沒辦法跟他們比,反過來說,我的這些體驗他們也不一定有。我寫的是極其敏感的人物。有個細節,別人的腿被撞疼了,主人公感到自己的腿也在疼。在第二、第三部里我會加強這一點,它的獨特性會越來越顯示出來。

木葉:你流露過這樣的意思,作家是一個無名小卒時,你一個編輯可以是他的老師;作家名揚天下后,你就是一個改錯別字的了,甚至因自己當初的坦率直言而與他反目為仇。作為一個編輯,你心中有沒有一個高標之類的人物呢?

程永新:我對自己沒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知道一個好編輯應該做哪些事情,從80年代就知道。孫甘露在文章里講過編輯是「為作家提上衣的人」,讓他們施展才華。我想像當中的編輯,有敏銳的感覺,有理論的素養,有藝術的知覺,能預感到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文學正發生什麼變化,還有一個就是推動文學往前走,有點像足球場上的「中場發動機」。

木葉:80年代《收穫》的幾次專刊都很有影響,但那時文學真是一回事兒,現在同樣組織這麼一些專刊,影響怕是不會那麼大了。

程永新:會和80年代結果不一樣,但你努力了之後還是會發現有不一樣的效果。

木葉:《在路上》是一種精神,《洛麗塔》簡單的人名就意蘊無盡。據我所知,《五花肉》在《收穫》發表前,王朔在給你的信里列了五個標題,你拎出了《頑主》!畢飛宇的《平原》發過來時文件名就是「長篇小說」,你在幫着命名作品時特別看重哪一點?

程永新:為小說命名是很困難的。題目跟內容互為映照,好的題目提升小說,差的題目給小說做減法,讓小說落下去。大作家和小作家在題目上就有表現。改過的標題非常多,我一時想不起來。上回尤鳳偉有個長篇,主人公一個叫雙桃,一個叫雙櫻,小說寫得還不錯,但題目很俗。跟他來來回回,後來那個題目(《色》)也不是很滿意。最近拿到一個楊少衡的小說,一個中篇,很好,標題也不滿意。

給人家改壞了的標題很少,我們主要是給作家一個參考的意見。

木葉:具體到內容,名家的作品也會讓他/她改嗎?

程永新:也改。像格非的《迷舟》,最初拿來時像馬爾克斯小說的翻版,敘述語氣太像了。我就跟他說,模仿的痕迹還是要拿掉一些,另外,這個故事是不是還可以寫得更完善有力些。格非的了不起就在這個地方,他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改完,看了之後我很驚訝,跟以前的小說完全是兩碼事!

這一次他為我們的第五期寫的中篇叫《蒙娜麗莎的微笑》。他寫完了又說不發了吧,因為覺得不好。我們主編李小林讓他發給我們編輯看一下。發過來時,我去歐洲了,我們另一個編輯看了,李小林也看了。覺得有意思,寫了一個大學生自殺的故事,但有地方不滿意,提了修改意見。我回來看到的是他修改過的稿子,很激動,非常棒。好作家總能找出感覺。

當然越改越差的人也有,太多了,很多人是不會改小說的……

木葉:有沒有人被《收穫》退了稿,覺得你們眼光不行,有偏見,或是就因被退稿而覺得丟面子的。

程永新:丟面子不大有。我們跟作家像朋友一樣。作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出來后得到更多人認可。我們尊重作家的意見,一般都可以溝通。真有不願改的,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也就算了。

木葉:有沒有首投《收穫》被退稿,在其他雜誌發表出來后反響很大,最終被認為是好作品的。

程永新:我們不用的小說被其他刊物用了,這個太多了。但是你說用完了反響很好的,幾乎沒有。我跟走走就講,這麼多年來,我們能夠比較自豪、比較驕傲的是,我退的稿子,後來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好作品的,沒有!我們也比較慎重。

那時候李杭育有個中篇,我們退後由《人民文學》發了,王蒙還寫了文章推薦,那麼這個來頭很大了。李杭育就來跟茹志鵑說,「你們《收穫》看不懂我的小說」。我就說,「你這點東西有什麼看不懂的」。他寫一個老頭在爬山,爬得很艱難,中間又休息,象徵我們的國家,我是覺得用三萬多字寫這個東西太枯燥,用一萬字就夠了。他當然不會聽了。這時候他剛剛得了一個全國小說獎,《最後一個漁佬兒》,那時一個獎蠻牛的。《人民文學》當時也是很不錯的刊物,後來還是很多人看了覺得這個小說太差了,馬原跟我說,「你根本不用擔心你退了一個好小說……」,後來作協來調查,我說我退的,當時我還年輕。

木葉:我注意到,在《到處都在下雪》一書的封面折頁上對你的介紹文字中,寫有「中國當代最有名的文學編輯」一語,可能是出版社所加,但我想問問你怎樣看待「最有名」這一修飾語?

程永新:最有名不敢當。在80年代,我很尊敬的大編輯有李陀、朱偉、范小天,當然還有《收穫》的李小林,我在編輯業務上如果說有什麼成就和她是分不開的,她是我的老師,雖然沒有拜過師。當下的優秀編輯有宗仁發、林建法、李敬澤等。文學輝煌的寶塔是這些優秀編輯扛起來的。

木葉:從中短篇集《到處都在下雪》到長篇《穿旗袍的姨媽》,序言和封面上都有很多朋友、名家的推介、讚譽,如賈平凹、馬原、余華、蘇童,什麼圓熟啊,博大啊,可能有朋友的因素,我想知道你受之很坦然嗎?

程永新:是這樣,賈平凹寫文章我都不知道,是《美文》的穆濤告訴我說老賈看了你的小說(《穿旗袍的姨媽》),很興奮,他要寫文章。寫完了發給我,我蠻感動的。老賈這個人很忙,事情特多。這當中肯定有朋友的情分在。這些作家的自尊啊,人格啊,也放在那裏了,你要叫他說一句特別大的違心話,很難。你叫老賈寫文章吹捧誰,他不願意的。朋友們的這些評價,有一點關照,有一點安慰,有一點鼓勵……但是感覺你有問題還是會說你有問題的。

我坦然面對這些東西。我不會因為他用了過分的詞就沾沾自喜,另外的人說這個小說不怎麼的,我也不會喪氣。因為它是個什麼東西,我心裏有底。當「三部曲」的後面兩部出來之後,我想大家的看法會更公正一點。

木葉:讚譽很多,但是批評家真正就文本細讀乃至批評的很少,是否礙於你的身份?很多人對中國的批評界頗有非議。

程永新:對我的作品他們網開一面,不是因為出於友情,而是整個批評界非常浮躁,認認真真讀作品的人很少,大部分好的不好的作品都聽不到一個正確的意見。出來的作品比較多,搞批評的不可能都看,但是那些重要的作品,批評家的缺席和失語是不應該的。比如對於王朔的《我的千歲寒》,不管怎樣紛紛揚揚,我們的批評家真的應該有聲音,可是沒有。

木葉:都是媒體的聲音。可能也有人認為你是一個玩票的,沒有很鄭重地當一個作家看待。這是否也是一個因素?

程永新:也有可能。當然也有很多人看,也有很多人發郵件來談看法。但是我更多的還是傾向於前者,就是整個環境的問題,比如去年北村的《我和上帝有個約》,批評界根本沒有聲音……有的只是商業批評。

木葉:當初,有網友說《兄弟》是垃圾,謝有順也挑了幾個硬傷出來,後來在滬舉行的研討會上學者的說法就平和也模糊了很多。你說《兄弟》會在文學史上有位置,這個說法也模糊。真正的朋友是否私下有交流?我喜歡余華,但還是覺得作品有問題……

程永新:對,我們私下交流過。《兄弟》也許有敘述策略上的問題。但我覺得它還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這個時代。我覺得大的結構上,包括通過兄弟倆來表現時代的、社會的變化,還是很了不起的,非常簡潔。

在下部里他把宋鋼跟林紅之間的關係,幾個場景幾段對話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寫得非常好。主要是大家對他後面寫李光頭髮跡后的那一段生活有異議……其實那些事情生活中都已發生了,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還是認同他後面的這種變化,我覺得不是做得過了,而是做得還不夠。生活的荒誕性、黑色幽默的東西到處存在。

木葉:很多批評是由出版社組織的,經常發現很多學者根本沒讀某個作品就出席其研討會了,還侃侃而談。我上次採訪殘雪時做功課,記得她說《收穫》的一個副主編稱他們對先鋒如何關注,但她的作品不止一次未能刊出,我一時找不到她的原話,特求證你這是否屬實。

程永新:殘雪的作品到我們這裏來過,我們用過,也退過。其實我們對殘雪是很關注的。

木葉:她重要的作品似乎都未刊於《收穫》?

程永新:我們覺得她寫得最好的時候就是80年代,那些短篇寫得非常棒。我在《中國新潮小說選》裏也選了她的《公牛》。90年代以後她給過我們幾次稿,印象當中是用過一篇還是……她有兩個非常長的中篇,我們覺得非常失敗。

木葉:但是近來她出版有一部小說集《暗夜》,吳亮看到后覺得「比80年代寫得更好」。好像國內近年來對她的關注與評論很少。

程永新:沒有,基本沒有。殘雪最近評價了很多作家、作品,所以引人注目。殘雪80年代用那種方法寫的小說,包括《公牛》系列,當時特別有價值。但90年代之後,她不像王安憶、蘇童、余華,甚至包括北村,他們都是通過一些變化來使創作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我的看法是,殘雪大的主題、想法、內涵還都是一樣的,沒有大的變化和突破。這就是導致她後來的小說上不去的一個原因。她也試圖變化,但是沒有長出果實來。

木葉:殘雪認為先鋒作家格非、余華向西方學習不夠就掉了頭,也有人認為格非他們是「浪子回頭」。

程永新: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八九十年代,我們肯定是堅持鼓勵創新、探索,現在來說,用哪種方法寫小說才是最好的,我覺得這個大前提已經不存在了。因為我覺得用任何一種方法都可以寫出好的小說,關鍵是你要在自己這個寫法里是領先的,最有價值的。殘雪說向西方更多地學習來改造自己的……我覺得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現在作家已經根本不是學習不學習的問題,而是你在表現我們的當下的時候是否具有分量,具有價值。當然,我同意她的某些說法,比如我們一度把向別人學習、把先鋒當作禍水,這個是錯誤的。我覺得只要是人類文明的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拿過來。殘雪的問題在於她的想法還是80年代的,老的。

木葉:但我覺得像她這樣一直往那個方向走的人,很了不起。這個先不說,巴金先生一直說青年,而近年來沒有形成頗具規模的關注。

程永新:我們也發過張悅然的長篇小說,這期還發了安妮寶貝的散文,為了她還特別設立了個欄目——《世紀之約》,以前沒的。《收穫》沒有門戶之見,文學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什麼年齡,不管哪一類的寫法,只要是有某種文學價值在裏面,就會吸納。當初棉棉的《糖》也是發在《收穫》上。

木葉:我主要覺得很少有青年作家是由《收穫》首推出來的,或是由《收穫》發現的。安妮寶貝、張悅然已很有聲名,此時刊發可以不客氣地說《收穫》也可能在借力。

程永新:一個是機遇,一個是……比如說這一期的長篇小說,這個人(何世華)可能都從來沒發表過小說吧,我們發了一個長篇(《陳大毛偷了一枝筆》)。我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這樣的人還有,比如笛安,李銳的女兒,我們發過她的長篇和中篇,是李銳介紹過來的。還是推了一些新人的,可能沒有大紅大紫。有時文學界就認同了,有的一時沒認同。比如這一期的於曉威,是上海作家班的班長,這個人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品全是我們發的。

木葉:兩三年前聽說《收穫》要辦一個自己的獎,江湖傳為「中國諾貝爾文學獎」,似乎無疾而終了。

程永新:當時有企業聊過。但是操作上有些困難,我們畢竟是作家協會下面的刊物,不是一個私人刊物、民營刊物,而是體制內的。還有,企業來做,也要達到它的目的,都不是太容易操作的。

木葉:《收穫》而今五十歲了,而從1982年來實習算起,你在這裏也有二十五年了,沒想過換個環境嗎?

程永新:想過。也有過猶豫。一個是我們現在的主編李小林,她不希望我走,另外她也不覺得我是一個做別的事情能做好的人。我覺得她的評價是對的。中間我有過去做其他事情的想法和經歷,《收穫》也辦過公司,我在那裏經營,感覺自己不是這方面的能人。我身上更多的還是一些文人的氣息。當編輯,駕輕就熟,搞經營得失很難說。現在我想,也許沒離開《收穫》是一件幸事。好多事是命吧,命運讓你待下去就待下去吧。像我這樣二十五年不動的人的確很少。

木葉:你在《中國新潮小說選》的序言裏提到,「有人預測,中國當代文學真正的大作品將在五年、十年後出現」,這幾乎也就是你自己的語調,這話已有約二十年了,這樣的大作品出現了嗎?如果出現了,你認為是哪些?

程永新:我覺得有很多作品恐怕已經是新時期以來比較高的高峰,難超越,比如莫言的《豐乳肥臀》,比如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已經是經典性的,比如賈平凹的《廢都》,包括蘇童的一些中短篇,《婦女生活》《粉》,我的說法是拿到世界上去,跟20世紀的美國小說放到一塊也毫不遜色,還包括像王安憶的《長恨歌》,像阿來的《塵埃落定》,甚至像王小波的小說,我覺得都是非常特別的。這樣的作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

木葉:王朔的呢?

程永新:王朔的作品作為優秀小說來講一點問題都沒有,比如《我是你爸爸》,比如《動物兇猛》。但你要說它們是經典的話,我還要考慮一下。

木葉:作為瑞典諾獎評委之一的馬悅然對李銳的評價很高。

程永新:李銳本身是一個不錯的作家,很好的小說家。可是馬悅然把他拿出來,表示他已經超越了很多中國作家,這個顯然是高估了。但是中國作家也沒人去真正關心這些事情,你愛提誰提誰吧。中國作家當中被高估和被低估的傾向都很嚴重。有好多作家被高估,像李銳,還有,我覺得王蒙的小說都是被高估了。郜元寶出了一本書把王蒙的小說評價得很離譜……那全是和實際很遠很遠的。華裔的法籍作家高行健明顯是被高估了。

被低估的也有很多,像遲子建的,像《偽滿洲國》之後還有發在《收穫》上的長篇《額爾古納河右岸》被嚴重地低估了。北村的《我和上帝有個約》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被批評家忽略的作品。

木葉: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

程永新:整個中國的文學處於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需要文學界、創作界做一點比較實在的事情,而不是提出什麼口號、概念,來建立某種學術權威啊,更需要每個人做一點實在的事情。我的寫作和編輯工作就是想做一點實際的事情。我們這個民族做實在事情的人太少,都太急功近利。

2007年7月30日、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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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之刃:一份新世紀文學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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