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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記憶里晃動。

那時學校由造反派執掌，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體師生必須出操。其實當時學校早已停課，出完操后什麼事也沒有了，大家都作鳥獸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體驗掌權威儀的惟一機會。

老師們都是驚弓之鳥，不能不去；像我們這批曾經對抗過造反派、現在已成瓮中鱉而家裡又有很多麻煩事的學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幾個自稱「逍遙派」的同學堅持不出操，任憑高音喇叭千呼萬喚依然蒙頭睡覺。這很損造反派的臉面，於是在一次會上決定，明天早晨，把這幾個人連床抬到操場上示眾。

第二天果然照此辦理，嚴冬清晨的操場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著幾張聳著被窩的床出來了。造反派們一陣喧笑，出操的師生們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麻煩了，難道強迫這些「逍遙派」當眾鑽出被窩穿衣起床？如果這樣做他們也太排場了，簡直像老爺一樣。於是造反派頭頭下令，「就讓他們這樣躺著示眾！」但蒙頭大睡算什麼示眾呢？我們邊上操邊看著這些床，這邊是凜冽的寒風，那邊是溫暖的被窩，真讓人羨慕死了。造反派頭頭似乎也覺得情景不對，只得再下一個命令：「示眾結束，抬回去！」那些溫暖的被窩又樂顛顛地被抬回去了。後來據抬的同學抱怨，這些被抬進抬出的人中，至少有兩個從頭至尾沒有醒過。

由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眾，只是發難者單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眾者沒有這種感覺，那很可能是一個享受。世間的懲罰可分直接傷害和名譽羞辱兩種，對前者無可奈何，而對後者，那實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人要實現對另一個的名譽羞辱，需要依賴許多複雜條件，當這些條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難真正達到目的。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常受圍攻的人名譽未倒，而那些批判專家勞苦半輩子都未能為自己爭來任何好名譽的原因了。

讓他們站在寒風中慷慨激昂吧，我們自有溫暖的被窩，樂得酣睡。

抬來抬去，抬進抬出，辛苦你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