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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再主張，除了特殊情況，對媒體間的批評不要反擊。其理由，不是害怕，不是鄙視，不是謀略，只是因為我們沒那麼重要。

不少朋友同意我的主張，但理由並不一樣。他們一般認為，批評者資格太低，與自己不相稱，一旦爭論起來，反而抬高了他們。其實，在媒體上開闢戰場，我們自己的資格就夠嗎？這就像走在街上，我們作為一個市民的資格是具備的，但如果被人撞了一下就干仗起來，既妨礙交通又引起路人圍觀，佔據了別人的不小的空間和時間，這個資格就成了問題。

首先，在起點上，我們並沒有重要到要引起別人來頻繁騷擾，多數也就是一般的碰撞而已，千萬不要因為過度的自尊心而把事情的性質誇大了。

其次，在空間上，傳媒是眾人共享的天地，我們沒有理由把一些瑣碎的是非送到毫不相關的人們面前要他們關注。家裡有點響聲還怕影響隔壁鄰居呢，更何況借著傳媒來干擾。

最後，在時間上，爭論一旦開始沒有幾個回合結束不了，怎麼忍心憑著我們的小名把那麼多人的寶貴時間一次次搜刮掉？百萬人各讀五分鐘就相當於耗費一個人整整十年的生命，究竟有什麼事情那麼重要？

當然也有實在忍不住的時候。事情突然鬧得很大，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某個與我有關的謠傳，批判的文章已經連篇累牘，而我只要揭示一個小小的證據就能把這個局勢全然改觀，在這種情況下，我每次總是剛想提筆又隨即縮手。我怕什麼呢，怕所有今天在批判我的人一見證據立即大喊上當，轉而把加倍的憤怒投向謠傳的起點，把某個人物當作騙子來批判。他是騙子嗎？不是，起因往往只是一點點小小的虛榮心，說了假話又沒有勇氣改口，後來輿論越造越大，他也控制不住。他大多是一個弱者，年紀已經衰老或剛剛大學畢業，哪能承受得了如此惡名的重壓？因此在這關口上我就心軟了，覺得自己畢竟是中年人，比老年人經磨，又比年輕人頑鈍，正是蒙受委屈的最佳年齡，如果社會精神廢氣的排泄必須以一些生命作為對象，那就找我們這些人吧，不要再推到別人身上去了。

既然下了決定，那就請隨便說吧，我都認了。這個說他發現了我寫作中犯了大量常識錯誤，那就發現了吧，那個說他正式宣布我的所有戲劇學著作是個大笑話，那就大笑話吧；這個說他已經和我論爭了好幾個回合，那就好幾個回合吧；那個說我害怕他的批評寫了一封信給他，那就算寫了吧……每次聽說報刊間有這種聲音，開始總是嚇一跳，既佩服人家說話的膽量，又擔心產生什麼嚴重後果，後來越讀越多，越聽越玄，開始為對方擔心起來。然而結果是什麼呢？結果發現只要我不吭聲，什麼也不用擔心。因為即便把他們的指責全都加在一起，好像名聲已經很壞，但我自己知道真相，心中沒有壓力，仍然過得很輕鬆。

對了解我的人，別人再怎麼說他們也不會相信；對不了解我的人，自己再怎麼辯解他們也只會將信將疑。因此乾脆省事，對這些圍繞著我的名字編造的一個個童話不再關心，偶爾聽朋友們說起，也像聽別人的遠年往事一樣。

「這事你到底有沒有？」朋友有時也順便問一句。

「啊？我？」我已經很難回過神來。

就這樣，好幾年過去了，連我自己也驚訝起來：對於這麼一個每月都有劣跡被人在報刊上揭發的人，怎麼既沒有人來調查，也沒有人來勒令聽訓，朋友們見到我時也絲毫不露鄙夷之色？大家都讀了那些文章，但都好像沒有讀到一樣，他們是為了安慰我而強顏歡笑嗎？好像不是，時間長了慢慢理解，今天的時代已經完全不把媒體間這種傳言當一回事。

如果我們不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那麼，圍繞著我們發生的事情也會變得不那麼重要。

但是，偶爾也會回過神來，突然發覺在圍繞著自己發生的童話故事中，夾帶著幾個真正堪稱重要的問題。對這樣的問題，如果由我來論述未免有自我辯解之嫌，而如果不論述則放棄了一個文化人的責任，怎麼辦呢？我最後選擇的方式是：等圍攻我的某個風潮過去之後，我可以在自己的文集而不是在報刊上順便論述一下這些重要問題，既把當眾辯解和反擊的色彩洗去，又讓重要保留其重要。但我在論述中仍然努力避開真名實姓，以免糾纏在人際關係里。就文化課題而言，人際關係永遠不重要，重要的是問題本身。

只有一次破例地要因人而辯解，只因為這個人重要，是我尊敬的前輩學者錢鍾書先生。今年年初北京某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用醒目的大標題批判我對錢鍾書先生的指責。我指責錢鍾書先生什麼呢？據說是指責他反對文化人參與電視的觀點。我的指責是在何處發表的呢？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也不在任何一個課堂上，據說是跑到西北某地向一位當地記者說的。說了什麼呢？好像是說我不同意錢先生這方面的觀點，至於「這方面」到底是什麼方面，也不明不白。但儘管這樣，批判我的文章卻寫得不短，語氣激烈，洋洋洒洒，很像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難怪海外報刊立即作出了反應。當讀了這篇文章的朋友們紛紛打電話來報告之後，我靜心回想，怎麼也想不出錢鍾書先生有任何反對文化人參與電視的觀點，我只知道他熱情支持我的朋友黃蜀芹導演把小說《圍城》改編成電視劇，有過一些重要的談話和通信，這事在我講授電視文化的課程中歷來是作為高層文化人支持電視文化的佳例來舉的，怎麼正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顛倒？顛倒我並不要緊，問題是把錢鍾書先生也顛倒了，好像他確實反對過文化人參與電視似的。如果真的反對過，但自己又同意把《圍城》改成電視劇，錢先生成什麼人了？批判我的那篇文章當然是貌似捍衛錢鍾書先生的，但卻是先把他顛倒了再加以捍衛的，錢先生如此年邁，被這麼折騰真是於心何忍，因此我立即向該報投寄了一則簡短聲明，為錢先生洗誣。

如果這事不涉及錢先生，他們再批判我也不會吭聲的。因為不管我對電視文化說過什麼話，是真是假，是對是錯，都不重要。

但話又說回來，我們有些傳媒總是在既不作核實、又不作判斷的情況下發表各種捕風捉影的傳聞，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人造浪」，讓旁人看輕文化界，倒實在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不過這種重要是對傳媒的質地、社會的風氣而言的，對於被害人來說，既然是捕風捉影，也就不必把它看得太重要了。

我的這種態度，與年輕時有很大不同。當時堅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眼睛里容不下沙子，決不忍氣吞聲，甚至認為一味退讓是一種老滑哲學。後來經歷一些事情后終於明白，既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它們清清楚楚地在那裡，就不必多費口舌。如果黑黑白白地爭個不休，到頭來倒真有可能得出一個不黑不白，灰不溜秋的奇怪結果。尤其是這些年痛心地旁觀了文化界大大小小的紛爭后更加堅信，保護中國的文化生態已是當務之急。過去我們總習慣於以戰鬥來保衛什麼，現在才懂得一個基本道理，節約能源消耗，是最大的生態保護，而戰鬥，卻是一種巨大的能源消耗。

有時也會起念，認為澄清那些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就是在校正和改善文化生態，但這畢竟又把自己看重要了。我們沒有那麼典型，那麼關鍵，一時的爭論也可能為我們挽回了名聲，但挽回了名聲的我們是否能夠擔當重任，足以彌補人們在注意力上的耗損？如果不能，那就只好用節約來降低耗損了。

世界上有多少真正堪稱重要的大事需要人們關注，人們的時間太少了，媒體的空間太小了，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在轉型時期的群體性注意力太珍貴了，而我們，實在太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