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改造的意見

我於國語學不曾有什麼研究，現在只就個人感想所及，關於國語改造的問題略略陳述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大略可以分作下列三項：一，國語問題之解決；二，國語改造之必要；三，改造之方法。

國語問題現在可以算是已經解決了，本來用不著再有什麼討論，但是大家贊成推行國語，卻各有不同的理想，有的主張國語神聖，有的想以注音字母為過渡，換用羅馬字拼音，隨後再改別種言語。後者這種運動的起源還在十五六年以前，那時吳稚暉先生在巴黎發刊《新世紀》，在那上邊提倡廢去漢字改用萬國新語（即現在所謂世界語的Esperanto），章太炎先生在東京辦《民報》便竭力反對他，做了一篇很長的駁文，登在《民報》上，又印成單行的小冊子分散；文中反對以世界語替代漢語，卻贊成中國採用字母以便誦習，擬造五十八個字母附在後邊，這便是現在的注音字母的始祖了。當時我們對於章先生的言論完全信服，覺得改變國語非但是不可能，實在是不應當的；過了十年，思想卻又變更，以世界語為國語的問題重又興盛，錢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意見之後，一時引起許多爭論，大家大約還都記得。但是到了近年再經思考，終於得到結論，覺得改變言語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要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終以自己的國語為最適宜的工具。總結起來，光緒末年的主張是革命的復古思想的影響，民國六年的主張是洪憲及復辟事件的反動，現在的意見或者才是自己的真正的判斷了。我現在仍然看重世界語，但只希望用他作為第二國語，至於第一國語仍然只能用那運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遺的言語；我們對於他可以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修改或擴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張。埃及人之用亞剌伯語，滿洲人之用漢語，實際上未嘗沒有改變國語的例，但他們自有特殊的情況，更加以長遠的時間，才造成這個結果，倘若在平常的時地想人為的求成功，當然是不能達到的。一民族之運用其國語以表現情思，不僅是文字上的便利，還有思想上的便利更為重要：我們不但以漢語說話作文，並且以漢語思想，所以便用這言語去發表這思想，較為自然而且充分。至於言語的職分本來在乎自然而且充分的表現思想，能夠如此，就可以說是適用了。但是我並不因此而贊成國語神聖的主張，我覺得我們雖然多少受著歷史的遺傳的束縛，但國語到底是我們國民利用的工具，不是崇拜的偶像。我所以為重要的並不是說民族系統上的固有國語，乃是指現在通行活用，在國民的想法語法上有遺傳的影響者，所以漢語固然是漢族的國語，也一樣的是滿族的國語，因為他們採用了一二百年，早已具備了國語的種種條件與便利，不必再去復興滿語為國語了。使已死的古語復活，正如想改用別國語一樣的困難而且不自然。倘以國語為神聖，便容易傾向於崇古或民族主義，一方面對於現在也多取保守的態度，難於改革以求適用。因此我承認現在通用的漢語是國民適用的唯一的國語，但欲求其能副這個重大的責任，同時須有改造的必要。

中國以前用古文，這也是國語，不過是古人的言語，現在沒有人說的罷了。思想自思想，文字自文字，寫出來的時候中間須經過一道轉譯的手續，因此不能把想要說的話直捷的恰好的達出，這是文言的一個致命傷。文言因為不是活用著的言語，單靠古人的幾篇作品做模範，所以成為一套印板似的格式，作文的人將思想去就文章，不能用文章去就思想，從前傳說有許多科甲出身的人不能寫一封通暢的家信，的確並不是笑話，便是查考現在學校的國文成績也差不多都是如此。改用國語教授當然可以沒有這個弊病了，但是現在的簡單的國語，就已足用，能應表現複雜微密的思想之需要了么？這是一個疑問。目下關於國語的標準問題，大家頗有爭論，京音國音之爭大約已可解決，但是國語的本身問題卻還未確定；有的主張以明清小說的文章為主，有的主張以現代民間的言語為主：這兩說雖然也有理由，卻都不免稍偏於保守，太貪圖容易了。明清小說里原有好的文學作品，而且又是國語運動以前的國語著作，特別覺得有價值，然而他們畢竟只是我們所需要的國語的資料，不能作為標準。區區二三百年的時日，未必便是通行的障礙，其最大的缺點卻在於文體的單調。大家都知道文章的形式與內容是極有關係的，韻文與散文的界限無論如何變換，抒情的詩與敘事的賦這兩種性質總是很明顯的，在外形上也就有這分別。明清小說專是敘事的，即使在這一方面有了完全的成就，也還不能包括全體；我們於敘事以外還需要抒情與說理的文字，這便非是明清小說所能供給的了。其次，現代民間的言語當然是國語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滿足，必須更加以改造，才能適應現代的要求。常見有許多人反對現在的白話文，以為過於高深複雜，不過「之」改為「的」，「乎」改為「么」，民眾仍舊不能了解。現在的白話文誠然是不能滿足，但其缺點乃是在於還未完善，還欠高深複雜，而並非過於高深複雜。我們對於國語的希望，是在他的能力範圍內，盡量的使他化為高深複雜，足以表現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與思想，作藝術學問的工具，一方面再依這個標準去教育，使最大多數的國民能夠理解及運用這國語，作他們各自相當的事業。或者以為提倡國語乃是專在普及而不在提高，是准了現在大多數的民眾智識的程度去定國語的形式的內容，正如光緒中間的所謂白話運動一樣，那未免是大錯了。那時的白話運動是主張知識階級仍用古文，專以白話供給不懂古文的民眾；現在的國語運動卻主張國民全體都用國語，因為國語的作用並不限於供給民眾以淺近的教訓與知識，還要以此為建設文化之用，當然非求完備不可，不能因陋就簡的即為滿足了。我們決不看輕民間的言語，以為粗俗，但是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思，這是無可諱言的。民間的歌謠自有其特殊的價值，但這缺點也仍是顯著，我曾在《中國民歌的價值》（見《學藝》第二卷）一篇短文里說過，「久被蔑視的俗語，未經文藝上的運用，便缺乏細膩的表現力，以致變成那種幼稚的文體，而且將意思也連累了。……所以我要說明，中國情歌的壞處，大半由於文詞的關係。」民間的俗語，正如明清小說的白話一樣，是現代國語的資料，是其分子而非全體。現代國語須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種中國語。

想建設這種現代的國語，須得就通用的普通語上加以改造，大約有這幾個重要的項目，可以注意。

一，採納古語。現在的普通語雖然暫時可以勉強應用，但實際上言詞還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豐富起來不可。這個補充方法雖有數端，第一條便是採納古語。無理的使不必要的古語復活，常會變成笑柄，如希臘本了革命的復古精神，驅逐外來語，以古文字代之，以至雅俗語重複存在，反為不便，學生在家吃麵包（Psōmion）而在學校須讀作別物（Artos系古文）。但這是俗語已有而又加入古語，以致重出，倘若俗語本缺而以古語補充，便沒有什麼問題了。中國白話中所缺的大約不是名詞等，乃是形容詞助動詞一類以及助詞虛字，如寂寞，朦朧，蘊藉，幼稚等字都缺少適當的俗語，便應直截的採用；然而，至於，關於，況且，豈不，而等字，平常在「斯文」人口裡也已用慣，本來不成問題，此外「之」字替代「的」字以示區別，「者」替代作名詞用的「的」字，「也」字用在註解里，都可以用的。總之只要是必要，而沒有簡單的復古的意義，便不妨盡量的用進去，即使因此在表面上國語與民間的俗語之距離愈益增加，也不足為意，因為目下求國語豐富適用是第一義，只要能夠如此，日後國語教育普及，這個距離自然會縮短而至於無，補充的古語都化為通行的新熟語，更分不出區別來了。但是我雖不贊成古今語的重出，對於通行的同意語，卻以為應當聽其並存，不必強為統一，譬如疾病，毛病，病痛這三個字，意義雖然一樣，其色度略有差異，足以供行文時的選擇；不過這也只以通行者為限，若從字典疒部里再去取出許多不認得的同意語來，那又是好古太過，不足為訓的了。

二，採納方言。有許多名物動作等言詞，在普通白話中不完備而方言里獨具者，應該一律收入，但也當以必要為限。國語中本有此語，唯方言特具有歷史的或文藝的意味的，亦可以收錄於字典中，以備查考或選用，此外不必過於博採，只聽其流行於一地方就是了。方言里的熟語頗有言簡意賅的，如江南的「像煞有介事」，早已有人用進文章里去，或者主張正式的錄為國語，這固然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注音上略為困難，因為用國音讀便不成話，大抵只能仍用原音注讀才行。至於這些熟語的運用，當然極應注意，正如古奧的故典一般，必須用得恰好，才發生正當的效力，不然反容易毀壞文章的全體風格，在初學者尤非謹慎不可。

三，採納新名詞，及語法的嚴密化。新名詞的增加在中國本是歷來常有的事，如唐以前的佛教，清末的歐化都輸入許多新名詞到中國語里來，現在只須繼續進行，創造未曾有過的新語，一面對於舊有的略加以釐訂，因為有許多未免太拙笨單調了，應當改良才好。譬如石油普通稱作洋油，似不如改稱煤油或石油，洋燈也可以改作石油燈，洋火改作火柴，定為國語，舊稱不妨聽其以方言的資格而存在。中國以前定名多過於草率，往往用一「洋」字去籠罩一切，毫無創造的新味，日常或者可以勉強應用，在統一的文學的國語上便不適宜了。此外藝術學問上的言詞，盡了需要可以盡量的採納，當初各任自由的使用，隨後酌量收錄二三個同意語，以便選擇，不必取統一的方針。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語法的嚴密化，因為沒有這一個改革，那上邊三層辦法的效果還是極微，或者是直等於零的。這件事普通稱作國語的歐化問題，近年來頗引起一部分人的討論，雖然不能得到具體的結論，但大抵都已感到這個運動的必要，不過細目上還有多少應該討論的地方罷了。因為歐化這兩個字容易引起誤會，所以常有反對的論調，其實系統不同的言語本來決不能同化的，現在所謂歐化實際上不過是根據國語的性質，使語法組織趨於嚴密，意思益以明了而確切，適於實用。中國語沒有語尾變化，有許多結構當然不能與曲折語系的歐文相同，但是根柢上的文法原則總是一樣，沒有東西之分。我們所主張者就是在這一點上。國語大體上頗有與英文相似之處，品詞解說不很重要，其最要緊的事件卻在詞句之分析，審定各個的地位與相互的關係，這在閱讀或寫作時都是必要，否則只能籠統的得一個大意，沒有深切顯明的印象。普通有許多新文章，其中尤以翻譯為甚，羅列著許多字樣，表面上成為一句文句，而細加尋繹，不能理會其中的意思。這大約可以尋出兩個理由來，其一是無文法的雜亂，其二是過於文法的雜亂；一是荒棄文法，以致詞不達意，一是拘泥文法，便是濫用外國的習慣程式，以致出國語能力以外，等於無意義，這種過與不及的辦法都是很應糾正的。我們的理想是在國語能力的範圍內，以現代語為主，採納古代的以及外國的分子，使他豐富柔軟，能夠表現大概感情思想，至於現在已不通用的古代句法如「未之有也」，或直抄的外國式句法如「我不如想明從意念中」（見詩集《紅薔薇》），都不應加入。如能這樣的做去，國語漸益豐美，語法也益精密，庶幾可以適應現代的要求了。

關於實行的辦法，我想應當分三方面去進行，這本來略有先後，但在現今也不妨同時並進，各自去做。

一，從國語學家方面，編著完備的語法修辭學與字典。字典應打破舊例，以詞為單位，又須包含兩部，甲以漢字分部，從文字去求音訓，乙以注音字母分部，從音去求字訓。這種事業最好是由「國語統一籌備會」等機關去擔任，不過編纂及印刷的經費也是一種問題；目下不能希望有完成大著出現，但是這方面創始的工作實是刻不容緩了。

二，從文學家方面，獨立的開拓，使國語因文藝的運用而漸臻完善，足供語法字典的資料，且因此而國語的價值與勢力也始能增重。此外文藝學術的研究評論之文，無論著譯，亦於國語發達大有幫助，因為語法之應如何歐化，如何始適於表現這些高深的事理，都須經過試驗才有標準，否則不曾知道此中甘苦，隨意的贊成或反對，無一是處。

三，從教育家方面，實際的在中小學建立國語的基本。我的意見以為國語教育的目的，當在使學生人人能以國語自由的表現自己的意思，能懂普通古文，看古代的書。小學以國語為主，中學可以並進，不應偏於一面。國語學得很好，而古文一點不懂的人，現在還未曾見過，但是念形式的古文而不懂古書的意義，寫形式的古文而不能抒自己的胸臆的人，在中學畢業生中卻是多有，據升學試驗的約略的統計，總有百分之八十。這便是以前偏重古文的流弊，至今還未能除去，所以國語教育的工具與材料現在雖然還未足用，但是治標的一種改革卻也是必要了。以前的教國文是道德教育的一種變相，所教給學生的東西是綱常名分，不是語言文字，現在應當大加改變，認定國語教育只是國語教育，所教給學生的是怎樣表現自己的和理解別人的意思，這是唯一的目的，其餘的好處都是附屬的。在國語字典和語法還沒有一部出版的今日，教育家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但是正因為是青黃不接的時代，教育家的責任也更為重大，不得不勉為其難，兼做國語學家一部分的事業，一面直接應用在教育上，一面也就間接的幫助國語改造的早日完成了。

我於國語學不是專門研究，所以現在所說的很是粗淺，只是供獻個人的意見罷了。我對於國語的各方面問題的意見，是以「便利」為一切的根據。為便利計，國民應當用現代國語表現自己的意思，凡復興古文或改用外國語等的計畫都是不行的，這些計畫如用強迫也未始不可實現，但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成效還很可疑，犧牲卻是過大了。為便利計，現在中國需要一種國語，盡他能力的範圍內，容納古今中外的分子，成為言詞充足，語法精密的言文，可以應現代的實用。總之我們只求實際上的便利，一切的方法都從這一點出來，此外別無什麼理論的限制。照理想說來，我們也希望世界大同，有今天下書同文的一天，但老實說這原來只是理想，若在事實上則統一的萬國語之下必然自有各系的國語，正如統一的國語之下必然仍有各地的方言一樣；將來的解決方法，只須國民於方言以外必習國語，各國民於國語以外再習萬國語，理想便可達到，而於實行上也沒有什麼障礙，因為我相信普通的中國人於方言外學習國語，於國語外學習萬國語（或一種別的外國語），並不是什麼難事。——不過這第一要是普通人，不是異常，多少低能的人，第二要合法的學習才好；這都是很重大的問題，要等候專門學者的研究與指示了。

一九二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