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理初的詼諧

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女》一篇云：「《白虎通》雲，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雲，女，如也，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雲，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雲，天寶時人歌曰，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台新詠》，傅玄《苦相篇》雲，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複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有戾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此諺所謂姑惡千辛，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雲，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藹然。《莊子·天道篇》雲，堯告舜曰，吾不虐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雲，妻暨仆，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俞君不是文人，但是我讀了上文，覺得這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實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雖然想學寫文章，至今還不能寫出能像這樣的一篇來，自己覺得慚愧，卻也受到一種激勵。近來無事可為，重閱所收的清朝筆記，這一個月中間差不多檢查了二十幾種共四百餘卷，結果才簽出二百三十條，大約平均兩卷里取一條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覺得奇異的是，筆記的好材料，即是說根據我的常識與趣味的二重標準認為中選的，多不出於有名的文人學士的著述之中，卻都在那些悃愊無華的學究們的書里，如俞理初的《癸巳存稿》，郝蘭皋的《曬書堂筆錄》是也。講到學問與詩文，清初的顧亭林與王漁洋總要算是一個人物了，可是讀他們的筆記，便覺得可取的地方沒有如預料的那麼多。為什麼呢？中國文人學士大抵各有他們的道統，或嚴肅的道學派或風流的才子派，雖自有其系統，而缺少溫柔敦厚或淡泊寧靜之趣，這在筆記文學中卻是必要的，因此無論別的成績如何，在這方面就難免很差了。這一點小事情卻含有大意義，蓋這裡不但指示出看筆記的途徑，同時也教了我寫文章的方法也。

俞理初生於乾嘉時，《存稿》成於癸巳，距今已逾百年矣，而其見識乃極明達，甚可佩服，特別是能尊重人權，對於兩性問題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論，蔡孑民先生在年譜序中曾列舉數例，加以讚揚，如上文所引亦是好例之一也。但是我讀《存稿》，覺得另有一種特色，即是議論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這也是很難得的事。戴醇士著《習苦齋筆記》有一則云：

「理初先生，黟縣人，予識於京師，年六十矣。口所談者皆遊戲語，遇於道則行無所適，南北東西，無可無不可。至人家，談數語，輒睡於客座。問古今事，詭言不知，或晚間酒後，則原原本本無一字遺。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這是很有價值的一種記錄，從日常言行一小節上可以使人得到好資料，去了解他文字思想上的有些特殊問題。《存稿》卷三《魯二女》一篇中說《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公羊穀梁二家釋為淫通，據《左傳》反駁之，評云：

「季姬蓋老矣，遭家不造，為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又云：

「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瞀儒穢言無一可通者。」又卷三《書難字后》有一節云：

「《說文》，亡從入從，為有亡，亦為亡失，唐人《語林》雲，有亡之亡一點一畫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觀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觀之。」又關於欸乃二字云：

「《冷齋夜話》引洪駒父言欸乃音奧，可為怪嘆，反譏世人分欸乃為兩字。此洪識難字誠多矣，然不似讀書人也。」又有云：

「又《短書》言宋乩神示古忠恕乃一筆書，退檢古名帖，忠恕草書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謬，乩神亦荒謬也。」又卷四《師道正義》中云：

「《楓窗小牘》言，宋仁宗時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為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為。師本以利，誠不愛錢，即謝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損，乃苦守聚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於人世也。」又云：

「《東京夢華錄》雲，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斂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卷十一《芭蕉》一文中謂南方雪中實有芭蕉，王維山中亦當有之，對於諸家評摩詰畫乃神悟不在形跡諸說深不以為然。評曰：

「世間此種言語，譽西施之耳，西施是日適不曾也。」卷十四《古本大學石刻記》中云：

「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閩洛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澔《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偽造。然朱子章句見在，為朱學者多以朱墨塗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雲奇怪。」后說及豐坊偽作石經本《大學》，周從龍作《遵古編》附和之，語多謬妄，評云：

「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又《愚儒莠書》中引宋人所記不近情理事以為不當有，但因古有類似傳說，因仿以為書，不自知其愚也。篇末總結云：

「著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可謂窮形極相。古今來此類層出不盡，惜無人為一一指出，良由常人難得之故。蓋常人者無特別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識，即是向來所謂人情物理，尋常對於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見故較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與大多數的意思相左，有時也有反被稱為怪人的可能，如漢孔文舉明李宏甫皆是，俞君正是幸而免耳。中國賢哲提倡中庸之道，現在想起來實在也很有道理，蓋在中國最缺少的大約就是這個，一般文人學士差不多都有點異人之稟，喜歡高談闊論，講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話，寧過無不及，此莠書之所以多也。如平常的人，有常識與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實，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辭而辟之，則更大有益世道人心矣。俞理初可以算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常人了，不客氣的駁正俗說，而又多以詼諧的態度出之，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種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滿也。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北平苦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