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青年時代

一名字與別號

題目是魯迅的青年時代，但是我還得從他的小時候說起，因為在他生活中間要細分段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為的避免這個困難，我便決定了從頭來說。我在這裡所講的都是事實，是我所親自聞見，至今還有點記憶的，這才記錄，若是別人所說，即便是母親的話，也要她直接對我說過，才敢相信。只是事隔多年，至少有五十年的光陰夾在這中間，難免有些記不周全的地方，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魯迅原名周樟壽，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給他所取的。他生於前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時介孚公在北京當「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適值有什麼客人來訪，便拿那人的姓來做名字，大概取個吉利的兆頭，因為那些來客反正是什麼官員，即使是窮翰林也罷，總是有功名的。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張」什麼，總之魯迅的小名定為阿張，隨後再找同音異義的字取作「書名」，乃是樟壽二字，號曰「豫山」，取義於豫章。後來魯迅上書房去，同學們取笑他，叫他作「雨傘」，他聽了不喜歡，請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將山字去掉，改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寫作「豫材」，其實是不對的。

到了戊戌（一八九八）年，魯迅是十八歲的時候，要往南京去進學堂，這時改名為周樹人。在那時候中國還是用八股考試，凡有志上進的人必須熟讀四書五經，練習八股文和試帖詩，辛苦應試，僥倖取得秀才舉人的頭銜，作為往上爬的基礎。新式的學校還一個都沒有，只有幾個水陸師的學堂，養成海陸軍的將校的，分設在天津武昌南京福州等處，都是官費供給，學生不但不用花錢，而且還有津貼可領。魯迅心想出外求學，家裡卻出不起錢，結果自然只好進公費的水陸師學堂，又考慮路程的遠近，結果決定了往南京去。其實這裡還有別一個，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緣因，乃是因為在南京的水師學堂里有一個本家叔祖，在那裡當「管輪堂」監督，換句話說便是「輪機科舍監」。魯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暫住在他的後房，可是這位監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因此就給他改了名字，因為典故是出於「百年樹人」的話，所以豫才的號仍舊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後來水師學堂退學，改入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也仍是用的這個名字和號。

在南京學堂的時期，魯迅才開始使用別號。他刻有一塊石章，文雲「戎馬書生」，自己署名有過一個「戛劍生」，要算早，因為在我的庚子（一九〇〇）年舊日記中，抄存有戛劍生《蒔花雜誌》等數則，又有那年除夕在家裡所作的《祭書神文》上邊也說「會稽戛劍生」，可以為證。此外從「樹人」這字面上，又變出「自樹」這個別號，同時大概取索居獨處的意思，自稱「索士」或「索子」，這都是在他往日本留學之後，因為這在我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日記上出現，可是以前是未曾用的。一九〇七年以後，《河南》雜誌請他寫文章，那時他的署名是用「迅行」或「令飛」，這與他的本名別無連繫，大概只是取前進的意思吧。中間十個年頭過去了，到了「五四」以後，他又開始給《新青年》寫文章，那時主編的陳獨秀胡適之等人定有一個清規，便是不贊成匿名，用別號也算是不負責任，必須使用真姓名。魯迅雖然是不願意，但也不想破壞這個規矩，他便在「迅行」上面減去「行」字，加上了「魯」字作姓，就算是敷衍過去了。這裡他用的是母親的姓，因為他怕姓周使人家可以猜測，所以改說姓魯，並無什麼別的意思。他那時本有「俟堂」這個別號，也拿出來應用，不過倒轉過來，又將堂字寫作唐，成為「唐俟」，多使用於新詩和雜感，小說則專用「魯迅」，以後便定了下來，差不多成為本名了。他寫《阿Q正傳》時特別署過「巴人」的名字，但以後就不再使用。這裡所說差不多至一九二〇年為止。這以後，他所用的筆名很多，現在不再敘述了。

二師父與先生

魯迅小時候的事情，實在我知道得並不多，因為我要比他小三歲，在我剛七八歲有點知識懂人事的時候，他已經過了十歲了。個人的知識記憶各有不同，像我自己差不多十歲以前的事全都不記得了，現在可以紀錄下來的只是一二另碎的片段而已。因為生下來是長子，在家庭里很是珍重，依照舊時風俗，為的保證他長大，有種種的儀式要舉行。除了通行的「滿月」和「得周」的各樣的祭祀以外，還要向神佛去「記名」。所謂記名即是說把小孩的名字記在神或佛的賬上，表示他已經出了家了，不再是人家的嬌兒，免得鬼神妒忌，要想搶奪了去。魯迅首先是向大桶盤（地名，本來是一個大湖）的女神記名，這女神不知道是什麼神道，彷彿記得是九天玄女，卻也不能確定。記了名的義務是每年有一次，在一定的期間內要去祭祀「還願」，備了小三牲去禮拜。其次又拜一個和尚為師，即是表示出家做了沙彌，家裡對於師父的報酬是什麼，我不知道，徒弟則是從師父領得一個法名，魯迅所得到的乃是長根二字。師父自己的法號卻似乎已經失傳，因為我們只聽別人背後叫他「阿隆」，當面大概是隆師父吧，真名字不知道是什麼隆或是隆什麼了。他住的地方距離魯迅的家不遠，是東昌坊口迤北塔子橋頭的長慶寺，那法名里的「長」字或者即是由寺名而來，也未可知。我又記得那大桶盤廟的記名也是有法名的，卻是不記得了，而且似乎那法名的辦法是每個輪番用神名的一字，再配上別一個字去便成，但是如果她是九天玄女，那末女字如何安排，因此覺得這個記憶未必是確實的了。

小孩的裝飾大抵今昔南北還沒有什麼大的不同，例如老虎頭鞋和帽，至今也還可以看到。但是有些東西卻已經沒人知道了，百家衣即是其一。這是一件斜領的衣服，用各色綢片拼合而成，大概是在模仿袈裟的做法吧，一件從好些人家拼湊出來的東西似乎有一種什麼神力，這在民俗上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外還有一件物事，在紹興叫作「牛繩」，原義自然是牽牛的繩索，作為小孩的裝飾乃是用紅絲線所編成，有小指那麼粗，長約二尺之譜，兩頭打結，套在脖子上，平常未必用，若是要出門去的時候，那是必須戴上的。牛繩本身只是一根索子便已夠了，但是它還有好些附屬品，都是有辟邪能力的法物，順便掛在一起了。這些物件裡邊，我所知道的有小銅鏡，叫做「鬼見怕」的一種貝殼，還有一寸多長的小本「黃曆」，用紅線結了網裝著。據說魯迅用過的一根牛繩至今還保存著，這也是可能的事，至於有人說這或是隆師父的贈品，則似未可信，因為我們不曾拜過和尚為師的人，在小時候同樣的掛過牛繩，可見這原是家庭里所自備的了。

魯迅的「開蒙」的先生是誰，有點記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輩的玉田或是花塍吧。雖然我記得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同了魯迅在花塍那裡讀過書，但是初次上學所謂開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儀式上或者是玉田擔任，後來乃改從花塍讀書的吧。這之後還跟子京讀過，也是叔祖輩的一人，這人有點兒神經病，又是文理不通，本來不能當先生，只因同住在一個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請教他。這期間不知道有多久，只是他教了出來許多笑話，終於只好中止了。這事相隔很久，因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記得。第一次是給魯迅「對課」，出三字課題雲「父攘羊」，大約魯迅對的不合適，先生為代對雲「叔偷桃」。這裡羊桃二字都是平聲，已經不合對課的規格，而且還把東方朔依照俗音寫成「東方叔」，又是一個別字。魯迅拿回來給父親看，伯宜公大為發笑，但也就擱下了。第二次給講書，乃是《孟子》里引《公劉》的詩句，到「乃裹餱糧」，他把第三字讀作「猴」字，第二字讀為「咕」，說道：公劉那時那麼的窮困，他連胡猻袋裡的果子也「咕」的擠出來拿了去了！伯宜公聽了也仍然微笑，但從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邊去上學了。這個故事有點近於笑話，而且似乎編造得有點牽強，其實如果我不是在場親自聽見，也有這種感覺，可見實人實事有些也很奇特，有時會得比編造的更奇特的。

上邊所說的事記不清是在哪一年，但魯迅已經在讀《孟子》，那是很明了確實的。可能這是在光緒壬辰（一八九二）年，這之後他便進了三味書屋跟壽鏡吾先生讀書去了。總之次年癸巳（一八九三）他已在那裡上學，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曾祖母於壬辰除夕去世，新年匆忙辦理喪事，不大可能打發他去入學，所以推定往三味書屋去在上一年裡，是比較可以相信的。

三遇見「閏土」

上文說到了光緒癸巳年，這一年很重要，因為在魯迅的生活中是一個重大關鍵，我也已是滿八歲多了，知道的事情也比較多些了。所記述的因此也可以確實些。在這一年裡應該記的是魯迅初次認識了「閏土」。他姓章，本名運水，因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叫作「阿水」，書名加上一個運字，大概是取「運氣」的意思，紹興俗語閏運同音，所以小說上改寫作「閏」，水也換作五行中的「土」了。運水的父親名章福慶，一向在家中幫忙工作，他的本行是竹匠，家在杜浦村，那裡是海邊，一片都是沙地，種些瓜豆棉花之類，農忙時在鄉間種地，家裡遇過年或必要時他來做幫工。那年曾祖母去世，在新年辦喪事，適值輪到祭祀「當年」，更是忙亂。周家共分三大房，又各分為三小房，底下又分為三支，祖先祭祀置有祭田，各房輪流承辦，小祭祀每九年輪到一回，大祭祀便要二十七年了。那一年輪到的不記得是哪一個祭祀，總之新年十八天要懸挂祖像，擺列祭器，讓本家的人前來瞻拜。這回辦理喪事，中堂恰被佔用了，只好變通一下，借用了本家的在大門西邊的大書房來掛像，因為那些祭器如古銅大「五事」—香爐燭台和兩個花瓶共五件，稱為五事，—和裝果品和年糕粽子的錫盤，都相當值錢，容易被白日撞門賊所偷走，須要有人看守才行，這個工作便托章福慶把他的兒子運水叫來，交付給他。魯迅的家當然是舊式封建家庭，但舊習慣上不知怎的對於使用的工人稱呼上相當客氣。章福慶因為福字犯諱，簡略為章慶，伯宜公直呼他阿慶，祖母和母親則叫老慶，小孩們統統稱他慶叔，對於別家的用人也是一樣，因為我還記得有過一個老工人，我們稱為王富叔的。運水來了，大家不客氣的都叫他阿水，因為他年紀小，他大概比魯迅大兩三歲，可能有十五六歲吧。魯迅叫他阿水，他叫魯迅「大阿官」，這兩人當時就成了好朋友。那時魯迅已在三味書屋上學，當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但是不論是士人或商家出身，他們都是城裡人，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罷了。運水來自鄉下海邊，有他獨特的新奇的環境，素樸的性格，魯迅初次遇到，給與了他很深的印象，後來在文章上時常說到，正是很當然的了。魯迅往安橋頭外婆家去的時候，可能去過鎮塘殿吃茶，到楝樹下看三眼閘，或者也看過八月十八的大潮，但是海邊「沙地」上的偉大的平常的景色卻沒有機會看到過，這隻有在運水的話里才能聽見一部分。張飛鳥與藍背在空中飛，岸上有「鬼見怕」和「觀音掌」等珍奇的貝殼，地上有鐵叉也戳不著的猹—或是獾豬，這些與前後所見的《爾雅圖》和《山海經》圖豈不是也很有一種連繫么。到了庚子新年，已在七年之後，運水來拜歲留住，魯迅還同他上「大街」去玩了兩天，留在我的舊日記上，可見到那時候還是同朋友似的相處的了。

四祖父的故事

那年還有一件事，對於魯迅有很大的影響的，便是家中出了變故，使得小孩們不得不暫時往外婆家去避難。在要說這事件之先，我們須得先來一講介孚公的事情。介孚公譜名致福，後來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歲的時候，中了會試第一百九十九名進士，殿試三甲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在館學習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館，奉旨以知縣用，分發四川，選得榮昌縣，因親老告近，改選江西金谿縣。介孚公的脾氣生來不大好，喜歡罵人，什麼人都看不起，我聽他晚年怒罵，自呆皇帝（清光緒帝）昏太后（西太后）起，直罵到子侄輩。在他壯年時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縣，俗稱「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補缺，而且官場上也相當有面子。有這兩種原因，他不但很是風厲，而且也有點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撫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為他所蔑視，終於頂起牛來。但官職太小究竟抵敵不過，結果被巡撫奏參，奉旨革職改教，即是革掉了知縣，改充教官，那時府學縣學的教授訓導，彷彿是中學校的教員。他心裡不服，憑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內閣中書，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麼升遷。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來。那時電報已通，由天津乘輪船，可以直達上海，所以在「五七」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兒子伯升回到了家裡。他這半年在家裡發脾氣，鬧得雞犬不寧，這倒還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卻闖下了滔天大禍，雖是出於意外，可是也與他的脾氣有關的。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表，已經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請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於經手人當然另有酬報。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見過一面，隨即差遣「跟班」將信送去。那時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談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這事情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去查辦，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並不是神經病，歷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並不算什麼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事情弄得不可開交，只好依法辦理，由浙江省主辦，呈報刑部，請旨處分。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重的，往往交通關節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願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內，前後經過了八個年頭，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書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亂中出獄的犯人，事定后前來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五避難

祖父介孚公的事我們輕描淡寫的幾句話說過去了，可是它給與家庭的災禍實在不小，介孚公一人雖然幸得保全，家卻也是破了。因為這是一個「欽案」，鬨動了一時，衙門方面的騷擾由於知縣俞鳳岡的持重，不算厲害，但是人情勢利，親戚本家的嘴臉都顯現出來了。大人們怕小孩子在這紛亂的環境不合適，乃打發往外婆家去避難，這本來是在安橋頭村，外公晴軒公中舉人後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這時便往皇甫庄去了。魯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處，我在小舅父寄湘那邊，因為年紀尚小，便交給一個老女僕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媽媽，大概是她的鄉村名字。大舅父處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處只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后樓上玩耍。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著什麼，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據他後來說，曾在那裡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說乞丐。但是他沒有說明，大家也不曾追問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這說話的究竟是誰。這個激刺的影響很不輕，後來又加上本家的輕蔑與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與日後離家出外求學的事情也是很有關連的。

不過在大舅父那裡過的幾個月的光陰，也不全是不愉快或是空虛無用的。他在那裡固然初次感到人情的冷酷，對於少年心靈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是在文化修養上並不是沒有好處，因為這也正在那時候他才與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的一大部分—板畫和小說，真正發生了接觸。明顯的表現便是影寫《蕩寇志》的全部繡像。

魯迅在家裡的時候，當然也見過些繡像的書。阿長給他買的木版《山海經》，雖然年代不詳，大概要算是最早了吧。那是小本木刻，因為一葉一圖，所以也還清楚，那些古怪的圖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沒有腦袋而以乳為目，以臍為口的「刑天」，這比龍頭人身馬蹄的「彊良」還要新奇，引起兒童多少奔放豐富的想象來呀。伯宜公舊有的兩本《爾雅音圖》，是廣百宋齋的石印小本，一頁里有四個圖，原版本有一尺來大，所以不成問題，縮小后便不很清楚了。此外還存有四本《百美新詠》，全是差不多一樣的女人，看了覺得單調。很特別是一部彈詞《白蛇傳》，上邊也有繡像，不過沒有多少張，因為出場的腳色本來不多。彈詞那時沒有讀，但白蛇的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大家都同情「白娘娘」，看不起許仙，而尤其討厭法海。《白蛇傳》的繡像看上去所以無甚興趣，只是一股怨恨的感情聚集在法海身上，看到他的圖像便用指甲掐他的眼睛，結果這一葉的一部分就特別破爛了。歸根結蒂的說來，繡像書雖是有過幾冊，可是沒有什麼值得愛玩的。大舅父那裡的這部《蕩寇志》因為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書本較大，畫像比較生動，像贊也用篆隸真草各體分書，顯得相當精工。魯迅小時候也隨意自畫人物，在院子里矮牆上畫有尖嘴雞爪的雷公，荊川紙小冊子上也畫過「射死八斤」的漫畫，這時卻真正感到了繪畫的興味，開始來細心影寫這些繡像。恰巧鄰近雜貨店裡有一種竹紙可以買到，俗名「明公（蜈蚣）紙」，每張一文制錢，現在想起來，大概是毛邊紙的一種，一大張六開吧。魯迅買了這明公紙來，一張張的描寫，像贊的字也都照樣寫下來，除了一些楷書的曾由表兄延孫幫寫過幾張，此外全數是由他一個人包辦的。這個模寫本不記得花了多少時光，總數約有一百頁吧，一天畫一頁恐怕是不大夠的。我們可以說，魯迅在皇甫庄的這個時期，他的精神都用在這件工作上，後來訂成一冊，帶回家去，一二年後因為有同學見了喜歡，魯迅便出讓給他了。延孫那裡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詩品物圖考》，小本兩冊，原書系日本岡元鳳所作，引用《詩經》里的句子，將草木蟲魚分別的繪圖列說，中國同時有徐鼎的品物圖說，卻不及這書的畫得精美。這也給了魯迅一個刺激，引起買書的興趣來。現在這種石印本是買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卻還可以看到。

六買新書

魯迅在皇甫庄大概住了有五六個月吧，到了年底因了典屋滿期或是什麼別的關係，外婆家非得搬家不可了。兩家舅父決定分住兩地，大舅父搬到小皋埠，小舅父回到安橋頭老家去，外祖母則每年輪番的到他們家裡去同住。因為小舅父家都是女孩，有點不大方便，所以魯迅和我都一併同了大舅父搬去了。小皋埠那裡的房東似是胡秦兩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漁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詩人兼畫家的秦樹銛的兒子，也能畫梅花，只是吃了鴉片，不務生計，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乃是敗落子弟，但是很有風趣，和魯迅很說得來，因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時常找他去談天。他性喜看小說，凡是那時所有的說部書，他幾乎全備，雖然大抵是鉛石印，不曾見過什麼木刻大本。魯迅到了小皋埠之後，不再作影寫繡像這種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閑談之外，便是借小說來看。我因為年紀還小，不夠參加談天，識字不多，也不能看書，所以詳細情形都說不上來了。總之他在那裡讀了許多小說，這於增加知識之外，也打下了後日講「中國小說史」的基礎，那是無可疑的吧。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大抵是在春天上墳時節吧，大人們看得沒有什麼風波了，便叫小孩們回到家裡去。在皇甫庄和小皋埠所受的影響立即向著兩方面發展，一是開始買新書，二是繼續影寫圖畫。

魯迅回家后所買第一部新書，大概是也應當是那兩冊石印的《毛詩品物圖考》。明白記得那書價是銀洋兩角，因為買的不是一次，掉換也有好幾次。不知為什麼那麼的看重此書，買來后必要仔細檢查，如果發見哪裡有什麼墨污，或者哪一頁訂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趕去掉換。有時候在沒有查出缺點之前，變動了一點，有如改換封面之類，那就不能退換了，只得折價賣給某一同學，再貼了錢去另買新書。因為去的回數多了，對於書坊夥計那麼丁寧妥貼的用破毛邊紙包書的手法也看熟了，便學得了他們的方法，以後在包書和訂書的技術方面都有一點特長，為一般讀書人所不及。後來所買的同類書籍中記得有《百將圖》，只可惜與《百美新詠》同樣的顯得單調，《二十四孝圖》則因為向來討厭它，沒有收集，直到後來要研究它，這才買到了什麼《百孝圖》等。上邊忘記說，家裡原有藏書中間有一部任渭長畫的《於越先賢像傳》和劍俠傳圖，在小時候也覺得它畫得別緻，很是愛好。這之後轉入各種石印畫譜，但是這裡要說的先是一冊木刻的，名叫「海仙畫譜」，又稱「十八描法」，著者姓小田，乃是日本人，所以這書是日本刻印的。內容只是十八圖，用了各種衣褶的描法如柳葉描棗核描等，畫出狀如羅漢的若干模型來。當時為什麼要買這冊畫譜，這理由完全記不得了，但是記得這一件附帶的事情，便是此書的價錢是一百五十文，由我們兩人和小兄弟松壽各出五十文錢，算作三人合買的。在那時節拿出兩角錢去買過名物圖考，為什麼這一百五十文要三個人來合出呢？大概是由於小兄弟動議，願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後來不知是因為書沒有意思，還是不能隨意取閱的緣故呢，他感覺不滿意，去對父親「告訴」了。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鴉片煙，便叫拿書來看，魯迅當初頗有點兒惶恐，因為以前買書都是瞞著大人們的。伯宜公對於小孩卻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閱了一遍，並不說什麼話，仍舊還了我們了。魯迅剛讀過《詩經》，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給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個時候便給小兄弟起了一個綽號，便是「讒人」。但是小兄弟既然還未讀書，也不明白它的意義，不久也就忘了。那本畫譜魯迅主張單給了小兄弟，合股的一百文算是扔掉了，另外去買了一本來收著，同一《海仙畫譜》所以有兩本的原因就是為此。

關於這小兄弟還有一件事，可寫在這裡。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寫有一篇小文，題曰「風箏」，後來收在《野草》裡邊。他說自己嫌惡放風箏，看見他的小兄弟在糊蝴蝶風箏，便發了怒，將風箏的翅骨折斷，風輪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後，心裡老覺得抱歉似的，心想對他說明，可是後來談及的時候，小兄弟卻是什麼也不記得了。這所說的小兄弟也正是松壽，不過《野草》里所說的是「詩與真實」和合在一起，糊風箏是真實，折斷風箏翅骨等乃是詩的成分了。松壽小時候愛放風箏，也善於自糊風箏，但那是戊戌（一八九八）以後的事，魯迅於那年春天往南京，已經不在家裡了。而且魯迅對於兄弟與遊戲，都是很有理解，沒有那種發怒的事，文章上只是想像的假設，是表現一種意思的方便而已。松壽生於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在己亥庚子那時候剛是十二三歲。

七影寫畫譜

我們把新書與畫譜分開了來說，其實這兩者還只是一件事。新書里也包含著畫譜，有些新印本買得到的，就買了來收藏，有些舊本找不到，便只好借了來看，光看看覺得不夠，結果動手來影畫下來。買到的畫譜，據我所記得的，有《芥子園畫傳》四集，《天下名山圖詠》，《古今名人畫譜》，《海上名入畫稿》，《點石齋叢畫》，《詩畫舫》，《晚笑堂畫傳》木版本尚有流傳，所以也買到原本，別的都是石印新書了。有幾種舊的買不到，從別人處借了來看，覺得可喜，則用荊川紙蒙在書上，把它影寫下來。這回所寫的比以前《蕩寇志》要進一步，不是小說的繡像，而是純粹的繪畫了。這裡邊最記得清楚的是馬鏡江的兩卷《詩中畫》，他描寫詩詞中的景物，是山水畫而帶點小人物，描起來要難得多了。但是魯迅卻耐心的全部寫完，照樣訂成兩冊，那時看過的印象覺得與原本所差無幾，只是墨描與印刷的不同罷了。第二種書，這不是說次序，只是就記憶來說，乃是王冶梅的一冊畫譜。王冶梅所畫的有梅花石頭等好些種，這一冊是寫意人物，畫得很有點別緻。這裡又分上下二部，上部題名「三十六賞心樂事」，圖樣至今還覺得很熟悉，只是列舉不出了，記得有一幅畫堂上一人督率小童在開酒罈，柴門外站著兩個客人，題曰「開瓮忽逢陶謝」，又一幅題曰「好鳥枝頭自賞」。在多少年之後我見到一部日本刻本，這《賞心樂事》尚有續與三續，魯迅所寫的大概是初版本，所以只有三十六事，作為上卷，都是直幅，下卷則是橫幅，性質很雜，沒有什麼系統。所畫都是人物，而簡略得很，可以說是一種漫畫，上卷則無諷刺意味，下卷中有一幅畫作乞丐手牽一狗，狗口銜一瓢向人乞錢，題詞首一句雲「丐亦世之達人乎」，惜下文都忘記了。第三種所畫又是很有點特殊的，這既非繡像，也不是什麼畫譜，乃是一卷王磐的《野菜譜》，原來附刻在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的末尾的。《野菜譜》原是講「荒政」的書，即是說遇到荒年，食糧不夠，有些野菜可以採取充饑，這一類書刻本難得見，只有《野菜譜》因為附刻關係，所以流傳較廣。這書還有一樣特色，它的品種雖是收得比較少些，但是編得很有意思，在每一幅植物圖上都題有一首贊，似歌似謠，雖或有點牽強，大都能自圓其說。魯迅影寫這一卷書，我想喜歡這題詞大概是一部分原因，不過原本並非借自他人，乃是家中所有，皮紙大本，是《農政全書》的末一冊，全書沒有了，只剩此一冊殘本，存在大書櫥的亂書堆中。依理來說，自家的書可以不必再抄了，但是魯迅卻也影寫了一遍，這是什麼緣故呢？據我的推測，這未必有什麼大的理由，實在只是對於《野菜譜》特別的喜歡，所以要描寫出來，比附載在書末的更便於賞玩罷了。

魯迅小時候喜愛繪畫，這與後來的藝術活動很有關係的，但是他的興趣並不限於圖畫，又擴充到文字上邊去，因此我們又要說一說他買書的事了。這回他所要買的不再是小孩們看了玩的圖冊，而是現今所稱祖國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了。上文我們說到合買《海仙畫譜》，大概是甲午（一八九四）年的事情，那末這裡所說自然在其後，當是甲午乙未這兩年了。小說一類在小皋埠「友舅舅」那裡看了不少，此時並不熱心追求，所注意的卻是別一部類，這比起小說來雖然也算是「正經」書，但是在一心搞「舉業」—即是應科舉用的八股文的人看來，乃是所謂「雜學」，如《儒林外史》里的高翰林所說，是頂要不得的東西。但是在魯迅方面來說，卻是大有益處，因為這造成他後來整理文化遺產的基礎與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集》，《古小說鉤沉》，寫《中國小說史略》等，都是有關係的。他的買書時期大約可以分作兩段，這兩年是第一段，正是父親生病的時期，第二段則是父親死後，伯宜公沒於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所以計算起來該是丙申丁酉的兩年，到了戊戌三月魯迅便已往南京去了。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總之是父親病中這一段里吧，魯迅從本家那裡，可能是叔祖玉田，也可能是玉田的兒子伯，借來了一部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一部木版小本的「唐代叢書」，在叢書中是最不可靠的一種，據後來魯迅給人的書簡中說：「所收的東西大半是亂改和刪節的，拿來玩玩固無不可，如信以為真，則上當不淺也。」但引據固然不能憑信，在當時借看實在原是「拿來玩玩」的意思，所以無甚妨礙。倒是引起讀書的興味來，這一個用處還是一樣的。那裡邊所收的書，看過大抵忘了，但是有一兩種特別感覺興趣，就不免想要抄它下來，正與影寫畫譜是同一用意。我那時年幼沒有什麼知識，只抄了一卷侯寧極的《葯譜》，都是葯的別名，原見於陶谷的《清異錄》中。魯迅則選抄了陸羽的《茶經》，計有三卷，又陸龜蒙的《五木經》和《耒耜經》各一篇，這便大有意義，也就是後來大抄《說郛》的原因了。

八三味書屋

魯迅往三味書屋念書，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間已跟壽鏡吾先生受業，我去是在次年甲午的中間了吧，鏡吾先生因學生多了，把我分給他的次子洙鄰先生去教，所以我所知道的三味書屋，乃是甲午以後的情形。壽宅與魯迅故家在一條街上，不過魯迅的家在西頭，稱為東昌坊口，壽宅是在東邊，那裡乃是覆盆橋了。周氏祖居也在覆盆橋，與壽宅隔河南北相對，通稱老台門周宅，西頭東昌坊口的一家是後來分耜出的，所以稱為新台門。從新台門到壽宅，這其間大概不到十家門面，走起來只要幾分鐘工夫，壽宅門坐南朝北，走過一條石橋便是大門，不過那時正屋典給了人家，是從偏東的旁門出入的。進了黑油的竹門是一排房屋，迤南三間小花廳，便是三味書屋，原是西向，但是西邊正屋的牆很高，「天井」又不大，所以並不記得西晒炎熱。三味書屋的南牆上有一個圓洞門，裡邊一間有小匾題什麼小憩四字，是洙鄰先生的教讀處，鏡吾先生則在外間的花廳里。正中牆上掛著「三味書屋」的匾額，據洙鄰先生後來告訴我說，這本來是三餘書屋四字，鏡吾先生的父親把它改了的，原來典故忘了，只知道是將經史子比食物，經是米穀，史是菜蔬，子是點心。匾下面畫桌上掛著一幅畫，是樹底下站著一隻大梅花鹿，這畫前面是先生的寶座，是很樸素的八仙桌和高背的椅子。學生的書桌分列在四面，這裡向西開窗，窗下都是大學生，離窗遠的便要算較差了。洙鄰先生說，魯迅初去時桌子排在南邊靠牆，因為有圓洞門的關係，三副桌椅依次排列下來，便接近往後園去的小門了。後園里有一株臘梅花，大概還有桂花等別的花木吧，也是毛廁所在地，愛玩的學生往往推託小便，在那裡閑耍，累得先生大聲叫喚，「人到哪裡去了？」這才陸續走回來。靠近園門的人可以隨便溜出去玩，本來是很方便的，魯迅卻不願意，推說有風，請求掉換坐位，先生乃把他移到北邊的牆下，我入學時看見他的坐位便是那個。

三味書屋是紹興東城有名的一個書房，先生品行方正，教讀認真，「束修」因此也比較的貴，定為一律每節銀洋二元，計分清明端午中秋年節四節，預先繳納。先生專教經書，不收蒙學，因此學生起碼須得讀《大學》《中庸》，可是商家子弟有願讀《幼學瓊林》的也可以答應，這事情我沒有什麼記憶，但是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得說及，所云「嘲人齒缺，曰狗竇大開」，即是。先生的教法是，早上學生先背誦昨日所讀的書和「帶書」，先生乃給上新書，用白話先講一遍，朗讀示範，隨叫學生自己去讀，中午寫字一大張，放午學。下午仍舊讓學生自讀至能背誦，傍晚對課，這一天功課就算完了。魯迅在家已經讀到《孟子》，以後當然繼續著讀《易經》，《詩經》，—上文說到合買《海仙畫譜》，便在這時節了，—《書經》，《禮記》以及《左傳》。這樣，所謂五經就已經完了，加上四書去，世俗即稱為九經。在有志應考的人，九經當然應當讀完，不過在事實上也不十分多，魯迅那時卻不自滿足，難得在「壽家」讀書，有博學的先生指教，便決心多讀幾部「經書」。我明了的記得的有一部《爾雅》，這是中國最古的文字訓詁書，經過清朝學者們研究，至今還不容易讀，此外似有《周禮》，《儀禮》，因為說喪禮一部分免讀，所以彷彿還有點記憶。不過《爾雅》既然是部字書，講也實在無從講起，所以先生不加講解，只教依本文念去，讀本記得叫作「爾雅直音」，是在本文大字右旁註上讀音，沒有小注的。書房上新書，照例用「行」計算，拙笨的人一天讀三四行，還不能上口，聰明的量力增加，自幾十行以至百行，只要讀得過來，別無限制。因此魯迅在三味書屋這幾年裡，於九經之外至少是多讀了三部經書，—《公羊》讀了沒有，我不能確說。經書早已讀了，應當「開筆」學八股文，準備去應考了，這也由先生擔任，卻不要增加學費，因為「壽家」規矩是束修兩元包教一切的。先生自己常在高吟律賦，並不哼八股，可是做是能做的，用的教本卻也有點特別，乃是當時新刊行的《曲園課孫草》，系俞曲園做給他的孫子俞陛雲去看的，淺顯清新，比較的沒有濫調惡套。「對課」本來是做試帖詩的準備工作，魯迅早已對到了五字課，即是試帖的一整句了，改過來作五言六韻，不是什麼難事了。

上邊所說都是關於魯迅在書房裡的情形和他的功課，未免有點沉悶，現在再來講一點他在書房外的活動吧。三味書屋的學生本來也是比較守規矩，至多也只是騎人家養了避火災的山羊，和主人家鬥口而已，魯迅尤其是有嚴格的家教，因為伯宜公最不喜歡小孩在外邊打了架，回家來告訴受了誰的欺侮，他那時一定這麼的說：誰為什麼不來欺侮我的呢？小孩們雖覺得他的話不盡合理，但也受了教訓，以後不敢再來了。話雖如此，淘氣吵架這也不能盡免，不過說也奇怪，我記得的兩次都不是為的私事，卻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所以鬧了起來的。這第一次是大家襲擊「王廣思的矮癩胡」。在新台門與老台門之間有一個舊家王姓，稱「廣思堂」，一般稱它作「王廣思」，那裡有一個塾師開館教書，因為形體特殊，渾名叫作矮癩胡，即是說身矮頭禿有須罷了。一般私塾都相當腐敗，這一個也是難免，痛打長跪極是尋常，又設有一種制度，出去小便，要向先生領取「撒尿簽」，否則要受罰，這在整飭而自由的三味書屋的學生聽了，自然覺得可笑可氣。後來又聽哪一個同學說，家裡有小孩在那裡上學，拿了什麼點心，「糕乾」或燒餅去，被查出了，算是犯了規，學生受責罵，點心則沒收，自然是先生吃了吧？大家聽了這報告，不禁動了公憤，由魯迅同了幾個肯管閑事的商家子弟，乘放午學的時候，前去問罪，恰好那邊也正放學，師生全不在館，只把筆筒里的好些「撒尿簽」全都撅折了，拿朱墨硯台翻過來放在地上，表示有人來襲擊過了。這第一陣比較的平穩過去，第二次更多有一點危險性，卻也幸得無事。大約也在同一年裡，大家又決議行動，去打賀家的武秀才。這賀家住在附近的綢緞弄里，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名字，只聽說是「武秀才」，這便引起大家的惡感，後來又聽說恐嚇通行的小學生，也不知是假是真，就決定要去懲罰他一下。在一天傍晚放學之後，章翔耀，胡昌薰，莫守先等人都準備好了棍棒，魯迅則將介孚公在江西做知縣時，給「民壯」（衛隊）掛過的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帶了去。大家像《水滸》里的好漢似的，分批走到賀家門口等著，不知怎的那天武秀才不曾出來，結果打架沒有打得成。是偶然還是故意不出來的呢，終於未能清楚，但在兩方面總都是很有好處的。

九藥店與當鋪

魯迅在三味書屋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是甲午至丙申（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這一段落，這裡所說差不多也是同一時期，不過環境不同而已。前者是在書房裡，後者則是伯宜公病中，魯迅奔走於當鋪和藥店之間，所以定了這樣一個題目。伯宜公生病前後經過三個年頭，於丙申年九月初六日去世。他從什麼時候病起，很難一句話斷定，但略有年月事實可以稽考，因為甲午中國在朝鮮戰敗，伯宜公在大廳前同人談論，表示憂慮，我記得很明白，可見那時還未卧病。其次是嫁在東關金家的小姑母於是年十月去世，伯宜公還去弔喪，而且親自為穿著殮衣，更可知是健康的了。推測起來發病的時候當在冬季，他突然吐血，一般說是肺癰，即是現今所謂肺結核，後來雙腳發腫，逐漸脹至肚腹，醫生又認為臌脹，在肺癰與臌脹兩樣治療之下拖了兩年，終於不治。這中間也可以分出個段落來，大抵病初發時一時緊張，後來慢慢安定下來，雖然病勢實是有進無退，總還暫時保持一個小康，到了進入丙申末一年，則是情勢日益緊迫了。根據這個看法，可以對於三味書屋一節略作補充說明，即是那裡所說多是甲午乙未的事，而這裡則是以丙申為主，所以兩者時期雖有重複，但這樣看去又是顯有區分了。

在伯宜公生病這個期間，魯迅的生活是很忙的，一面要上書房，一面要幫家務，看病雖然用不著他，主要是去跑街，隨時要離開書房，走六七里路上大街去。家中那時因為章慶在農忙時不能來，另外長期僱用了一個工人，也是章慶介紹來的，名叫潘阿和，有六十歲了吧。這是一個很老實的老百姓，但因為買東西有些不大「在行」，價貴還不打緊，重要的是貨色差。因此只好由魯迅自己出馬，買得到好貨色了，價格自然不會便宜，因為那時商人欺侮鄉下人賺錢，同時恭維少爺老爺，也仍在賺錢，不過手段不同一點罷了。魯迅上街最輕鬆的差使是給伯宜公去買水果，大抵是鴨兒梨和蘋果，也有「花紅」，水果店主日久面熟，便尊稱他「小冷市」，這句市語不明白，問伯宜公才知道即是說「少掌柜」。不過差使不能老是那麼好，自然也有些不愉快的，上當鋪就是其一了。

現在的青年諸君中間，大概已經有許多人不知道這當鋪是什麼東西的吧，至於曾經進去過的自然更是沒有了。據說宋朝以來，寺院里設有「長生質庫」，算是惠民的設備之一，平民臨時需用錢的，可以拿衣物去當抵押品，借出錢來，償還時加上利息，過期不還自然就「當沒」了，由質庫變賣歸本。後來這項買賣從和尚轉到了資本家的手裡，表面上仍說是「惠民」，實際是高利貸的一種了。這且不在話下，單隻就它設備來說，也就夠嚇人了。它雖然也是一種行業，但店面便很特別，照例是一個堅固的牆門，再走過小門，一排高櫃檯，異乎尋常的高，大抵普通身材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夠得著看見櫃檯面吧，矮一點的便什麼都看不見，只得仰著頭把東西往上送去。當鋪的夥計當初因為徽州人居多的緣故吧，一律稱為朝奉，又是自高自大，依恃主人是地主土豪，來當的又都是窮人，所以顯出一副傲慢的神氣。用的「當票」也很特殊，票面原印有簡單規則，大抵年久磨滅得幾乎看不出了，只有店鋪字型大小還可辨別，空白處寫所當物品和錢數，又特別使用一種所謂當票字，極不易懂，比平常草書還要難，措詞更怪，例如一件羊皮女襖，票上奇字解讀出來乃是「羊皮爛光板女襖」，銀飾則雲低銀，卻記不起原來文句了。為什麼這樣說的呢？說它有意偷換，那倒也未必，實在因為怕負責任，說不定在保管時期皮襖霉脫，須要賠償，預先說是爛光板，這就可以不怕了。只此一節也就可以想見當鋪的不正行為，至於利息似是長年百分之十二，期限十八個月，到期付利息，可以改票展期。這在高利貸中間還不算很兇的一種，但那樣欺人的氣勢就已叫人夠難受的了。魯迅家中雖已破落，那時也還有水田二十多畝，不過租谷僅夠一年吃食費用，於今加上醫療之費無法籌措，結果自然只好去請教當鋪，而這差使恰是落在魯迅的頭上，站在那高櫃檯下面是什麼情形，那是可以想像得來的了。

魯迅的別一種差使是跑藥店。伯宜公的病請過好些「名醫」診治，終於診斷不出是什麼病症，但總之是極嚴重的。家裡知道這一點，因此不敢怠慢，找了紹興城內頂有名的醫生來看，經過姚芝仙何廉臣兩位大夫精心應付了一年多之後，病人終於死了。我們也不能專怪那醫不好病的醫生，不過「名醫」的應付欺騙的手段總是值得譴責的。魯迅在《朝花夕拾》第七篇《父親的病》中間，對於那些主張「醫者意也」，說「醫生醫得病，醫不得命」的先生們痛加攻擊，很是明白，這裡不必再來複述了。那文章里所舉出來的珍奇的「藥引」，有如「原配蟋蟀一對」啦，「經霜三年的甘蔗」啦，這實在是「賣野人頭」，炫奇騙人，一方面也有意為難，叫人家找不到，好像法術書中教人用癩蝦蟆油或啄木鳥舌頭，缺了不能靈驗，便不是他的責任了。水腫即是臌脹，所以服用「敗臌皮丸」，這正是巫師的厭勝的方法，魯迅拿清末的剛毅用「虎神營」去克制洋鬼子相比，這個譬喻雖是有點促狹，可是並非不適合的。他在哪一家藥店買的「敗臌皮丸」，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不過這大概不是常去的頂有名的震元堂，而是醫生所特別指定的，與他有什麼關係的一家藥店吧。

一〇往南京

伯宜公於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去世，魯迅往南京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閏三月，這中間原是有一年半的光陰，還是住在家裡的。但是我於丁酉年初即往杭州，看在獄里的祖父去了，到了魯迅走後的戊戌年秋天才又回家，所以這一年半的事情我大部分不知道，不能另立一章來細說，只好摘要的來帶說一下。

伯宜公沒后這幾個月里，家裡忙於辦喪事，魯迅並沒有餘暇去買什麼書，但是在第二年中卻買了不少重要的，便是說與他後來的工作有關的書籍。單據我所記得的來說，石印《閱微草堂筆記》五種，王韜的《淞隱漫錄》，都是繼承以前買書的系統來的，新的方向有《板橋全集》等。這些普通的書他送到杭州來給我看過，但是在我回家之後，卻又看到別的高級的書，不是一般士人書齋里所有的。就所記得的來說，有木刻本《酉陽雜俎》全集，這書在唐代叢書中有節本，大概看了感覺興趣，所以購求全本的吧。有《古詩源》，《古文苑》，《六朝文絜》，正誼堂本《周濂溪集》，這算是周家文獻的關係，張敦頤的《六朝事迹類編》則是仿宋復刻本，最是特別的則是一部二酉堂叢書了。這是武威張澍所刻的輯錄的古書，與後來買到的茆泮林的十種古逸書同樣的給予魯迅以巨大的影響。魯迅立意輯錄鄉土文獻，古代史地文字，完全是二酉堂的一派，古小說則可以說是茆氏的支流了。二酉堂叢書還有一種特色，這便是它的字體，雖然並不完全依照「說文」來複原，寫成楷書的篆字，但也寫得很正確，因此有點彆扭，例如「武」必定用止戈二字合成，他號「介侯」，第二字也必寫作從厃從矢。魯迅刻《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時候，多少也用這辦法，只可惜印本難得，除圖書館之外無從看得到了。

魯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間的事情，據他當時的日記里說，（這是我看過記得，那日記早已沒有了，）和本家會議本「台門」的事情，曾經受到長輩的無理的欺壓。新台門從老台門分出來，本是智仁兩房合住，後來智房派下又分為興立成三小房，仁房分為禮義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魯迅系是智興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這次會議有些與智興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魯迅說須要請示祖父，不肯簽字，叔祖輩的人便聲色俱厲的強迫他，這字當然仍舊不簽，但給予魯迅的影響很是不小，至少不見得比避難時期被說是「討飯」更是輕微吧。還有一件，見於《朝花夕拾》第八篇《瑣記》中，便是有本家的叔祖母一面教唆他可以竊取家中的錢物去花用，一面就散布謠言，說他壞話，這使得他決心離開紹興，跑到外邊去。只是這件事情我不大清楚，所以只能提及一下，無從細敘情由了。

魯迅於戊戌（一八九八）年閏三月過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達，去的目的是進江南水師學堂，四月中考取了試讀生，三個月後正式補了三班，據《朝花夕拾》上所說，每月可得津貼銀二兩，稱曰贍銀。水師學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畢業，前後分作三段，初步稱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級，由二班以至頭班。到了頭班，便是老學生老資格，架子很大，對於後輩便是螃蟹式的走路，擋住去路，絕不客氣了。學生如此封建氣，總辦和監督自然更甚，魯迅自己說過，在那裡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這烏煙瘴氣的具體事實，並不單是中元給溺死的兩個學生放焰口施食，或是國文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之類，還有些無理性的專制壓迫。例如我的舊日記里所有的，一雲駕駛堂學生陳保康因文中有老師一字，意存諷刺，掛牌革除，又雲駕駛堂吳生扣發贍銀，並截止其春間所加給銀一兩，以穿響鞋故，響鞋者上海新出紅皮底圓頭鞋，行走時吱吱有聲，故名。這兩件雖然都是方碩輔當總辦時的事，距戊戌已有三年，但此種空氣大概是一向已有的了。魯迅離開水師學堂，便入陸師，不過並不是正式陸軍學生，實在乃是礦路學堂，附設在陸師學堂裡邊，所以總辦也由陸師的來兼任。不知道為什麼緣故，陸師學堂的總辦與水師學堂的一樣的是候補道，卻總要強得多。當初陸師總辦是錢德培，據說是紹興「錢店官」出身，卻是懂得德文，那時辦陸軍是用德國式的，請有德國教官，所以他是有用的。後任是俞明震，在候補道中算是新派，與蒯光典並稱，魯迅文中說他坐馬車中，手裡拿一本《時務報》，所出國文課題自然也是「華盛頓論」而不再是論管仲或漢高祖了。礦路學堂的功課重在開礦，以鐵路為輔，雖然畫鐵軌斷面圖覺得麻煩，但自然科學一部分初次接觸到，實在是非常新鮮的。金石學（礦物學）有江南製造局的《金石識別》可用，地學（地質學）卻是用的抄本，大概是《地學淺說》刻本不容易得的緣故吧，魯迅發揮了他舊日影寫畫譜的本領，非常精密的照樣寫了一部，我在學堂時曾翻讀一遍，對於外行人也給了不少好處。三年間的關於開礦築路的講義，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龍山煤礦去考察一趟，給予魯迅的利益實在不小，不過這不是技術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外加一點「天演論」，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礎。

魯迅在礦路學堂十足的讀了三年書，至辛丑（一九〇一）年末畢業，次年二月同了三個同學往日本留學，想起來該是前四名吧。這三年中我恰巧是在家裡，到末一年的八月，才往南京進水師學堂，所以我所親身聞見的事只是末了的五個月，因此所能清楚敘述的也就不多了。

一一東京與仙台

魯迅等人由江南督練公所派往日本留學，原來目的當然是繼續學開礦去的吧，可是那時官場辦事前後不接頭，學生出去之後就全不管了。留學生到了外國，第一要趕學語文，同時還得學習普通科學知識，因為那時還是科舉時代，去留學的人們中間盡有些秀才，做得上好的八股文或策論，至於別的「西學」，全未問津，須得從頭搞起，像魯迅他們在學堂里學過幾年的人乃是例外，實際上很是吃虧，因為他們不能單獨補習外國語，也得跟著上班，聽講已經學過了的功課。魯迅在日本頭兩年便是在東京弘文學院里，那是普通科，期限二年，畢業后可以升考各專門學校，或是要進國立大學，還得另入高等學校三年，即是大學預科。但是留學生中極少去求學問的人，目的大抵只在仕進，覺得專門學校前後五年，未免太長了，想要有什麼速成的辦法，於是市上應了需要就出現了許多速成班，期限一年兩年，也有隻是六個月的，用翻譯上課，來的人很多，這末一來就把留學界搞得稀糟了。一般留學生又覺得五年的期間很短，一會兒就要回去，如果剪了頭髮，一時不能留得起來，所以仍多留著辮髮，只把它盤起來，用制帽蓋住。有些特別是速成班的先生們，像道士似的梳上一個髻，從帽頂上突出來，樣子很怪，大家給它渾名雲「富士山」，而且有的還從帽沿下拖下好些發縷來，更是難看。魯迅當初也是留髮的，但是他把「頂搭」留得很小，不多的辮髮盤在帽子里，不露出什麼痕迹。及至看見了這些「富士山」的情形，著實生氣，這時從庚子以後養成的民族革命思想也結了實，所以他決心剪去了頭髮，從新照了一張脫帽的照相，寄給我看，查舊日記是癸卯（一九〇三）年二月間的事。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兩年，平穩無事的過去了，只有一次鬧退學，乃是全體的事情，不久也就解決。魯迅普通科畢業后，考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他學醫的動機在《朝花夕拾》中自己說過，完全是因為父親病中受了「名醫」的欺騙，立志要學好醫術，好治病救人。本來在千葉和金澤地方，也都設立有醫學專門學校，但是他卻特地去挑選了遠在日本東北的仙台醫專，這也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在東京看厭了那些「富士山」們，不願意和他們為伍，只有仙台醫專因為比千葉金澤路遠天冷，還沒有留學生入學，這是他看中了那裡的唯一理由。他在那裡住了兩年，剛剛把醫學校的前期功課即是基礎學問搞完的時候，又呈請退學，回到東京來了。

魯迅最初在東京的兩年，以及在仙台的兩年，這四年期間我都在南京，所以他的事情我直接知道的很少，除了他寫信告知的那一點，而那些並不都記入日記里，所以所存的也不多了。但是關於在仙台的這一段落，幸而他在《朝花夕拾》里寫有一篇《藤野先生》，對於他離開仙台的事情有所說明，我們這裡也就以此為依據。魯迅學醫的目的本是為謀國人身體的健康，其往仙台的原因則是討厭在東京的留學生，可是到了仙台，也仍多有不愉快的事情。雖然教員中間有藤野先生的人，熱心照顧，但也引起了同學的妒忌，有檢查講義和寫匿名信的事。最重要的是在看日俄戰爭的影片，有給俄軍打聽消息的中國人，被日軍查獲處刑，周圍還站著好些中國人在那裡呆看。這給予了他一個多麼大的刺激！那影片里的人，被殺的和看殺人的有著很健康的身體，可是這有什麼用呢？只有一個好身體，如果缺少了什麼，還是不行。他想到這裡，覺得他以前學醫的志願是錯了。應該走什麼救國的路才對，那是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則是學醫無用，這樣就夠使他決定了離開仙台的醫校了。

魯迅從仙台退學，長與醫學告辭了，可是對於藤野先生的好意卻總是不能忘記，不但在他書房裡一直掛著背後題有「惜別」二字的照片，而且還在十多年後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收在《朝花夕拾》裡邊。一九三五年日本岩波文庫中要出《魯迅選集》的時候，問他選什麼文章好，回答說一切隨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據說魯迅的意思是，希望藉此可以打聽到藤野先生的一點消息。可是沒有能夠達到這個希望，直到魯迅沒后，才得知藤野那時還是健在，在他的故鄉福井縣鄉下開著診療所，給附近的貧窮老百姓服務。魯迅的同班生小林茂雄（現在已是醫學博士了）寫信告訴了他魯迅的事情，他的回信里有這麼一節話：「我在少年時代，曾從來到酒井藩校的野坂先生，請教漢文，感覺尊敬中國的聖賢之外，對於那邊的人也非看重不可。……不問周君是何等樣的人，在那時前後，外國的留學生恰巧只是周君一人。因此給幫忙找公寓，下至說話的規則，也盡微力加以協肋，這是事實。忠君孝親這是本國的特產品也未可知，但是受了鄰邦儒教的刺激感化，也似非淺鮮，因此對於道德的先進國表示敬意，並不是對於周君個別的人特別的加以照顧。」照這信看來，藤野先生乃是古道可風的人，自然決不會泄漏試題，而且在小林博士那裡又保留著一九〇五年春季升級考試的分數單，列有魯迅的各項分數，照錄於下：—

解剖五十九分三

組識七十二分七

生理六十三分三

倫理八十三分

德文六十分

物理六十分

化學六十分

平均為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間列第六十八名。仙台的同學們疑心魯迅解剖學特別考得好，看到了這分數單，不禁要慚愧了吧。

一二再是東京

魯迅從仙台回到東京，在公寓里住了些時候，夏天回家去結了婚。那時適值我也得著了江南督練公所的官費，派往日本留學，所以先回家一走，隨即同了他經上海到東京去。自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這四年間，因為我和魯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夠知道，不過說起來也實在不多，因為年代隔得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過的全是潛伏生活，沒有什麼活動可記；雖然這是在作後年文藝活動的準備，意義也很是重大的。

魯迅最初志願學醫，治病救人，使國人都具有健全的身體，後來看得光是身體健全沒有用，便進一步的想要去醫治國人的精神，如果這話說得有點唯心的氣味，那末也可以說是指我們現在所說的「思想」吧。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藝，主要是翻譯介紹外國的現代作品，來喚醒中國人民，去爭取獨立與自由。他決定不再正式的進學校了，只是一心學習外國文，有一個時期曾往「獨逸語學協會」所設立的德文學校去聽講，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購德文的新舊書報，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閱讀。本來在東京也有專賣德文的書店，名叫南江堂，丸善書店裡也有德文一部分，不過那些哲學及醫學的書專供大學一部分師生之用，德國古典文學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書方面現成的買得不多，說也奇怪，他學了德文，卻並不買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實在只是「敲門磚」，拿了這個去敲開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學的門，這在五四運動之後稱為「弱小民族的文學」，在當時還沒有這個名稱，內容卻是一致的。具體的說來，這是匈牙利，芬蘭，波蘭，保加利亞，波希米亞（德文也稱捷克），塞爾維亞，新希臘，都是在殖民主義下掙扎著的民族，俄國雖是獨立強國，因為人民正在力爭自由，發動革命，所以成為重點，預備著力介紹。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難得，因為這些作品的英譯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還有，在瑞克闌姆小文庫中有不少種，可惜東京書店覺得沒有銷路吧，不把它批發來，魯迅只好一本本的開了賬，托相識的書商向丸善書店定購，等待兩三個月之後由歐洲遠遠的寄來。他又常去看舊書攤，買來德文文學舊雜誌，看出版消息，以便從事搜求。有一次在攤上用一角錢買得一冊瑞克闌姆文庫小本，他非常高興，像是得著了什麼寶貝似的，這乃是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說《絞吏的繩索》，釘書的鐵絲銹爛了，書頁已散，他卻一直很是寶貴。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譯的，菲律賓革命家列札爾（后被西班牙軍所殺害）的一本小說，原名似是「社會的瘡」，也很珍重，想找英譯來對照翻譯，可是終於未能成功。

魯迅的文藝運動的計劃是在於發刊雜誌，這雜誌的名稱在從中國回東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並寫拉丁文的名字。這本是同人雜誌，預定寫稿的人除我們自己之外，只有許壽裳袁文藪二人。袁在東京和魯迅談得很好，約定自己往英國讀書，一到就寫文章寄來，魯迅對他期望最大，可是實際上去后連信札也沒有，不必說稿件了。剩下來的只有三個人，固然湊稿也還可以，重要的卻是想不出印刷費用來，一般官費留學生只能領到一年四百元的錢，進公立專門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間籌款是不可能的事，何況朋友也就只有這三個呢？看來這《新生》的實現是一時無望的了，魯迅卻也並不怎麼失望，還是悠然的作他準備的工作，逛書店，收集書報，在公寓里燈下來閱讀。魯迅那時的生活不能說是怎麼緊張，他往德文學校去的時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間小房裡。早上起來得很遲，連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幾枝紙煙，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飯，下午如沒有客人來，（有些同鄉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閑的。）便出外去看書，到了晚上乃是吸煙用功的時間，總要過了半夜才睡。不過在這中間，曾經奮發過兩次，雖是期間不長，於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其一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同了許壽裳陶冶公等六個人去從瑪利亞孔特（亡命的俄國婦女）學習俄文，可是不到半年就散了，因為每人六元的學費實在有點壓手。用過的俄文讀本至今保留著，魯迅的一冊放在「故居」，上邊有他添注的漢字。其二是在一九〇八年約同幾個人，到民報社去聽章太炎先生講文字學，其時章先生給留學生舉辦「國學講習會」，借用大成中學的講堂，開講《說文》，這回是特別請他在星期日上午單給少數的人另開一班。《說文解字》已經講完，民報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這特別班也就無形解散了，時間大概也只是半年多吧，可是這對於魯迅卻有很大的影響。魯迅對於國學本來是有根柢的，他愛楚辭和溫李的詩，六朝的文，現在加上文字學的知識，從根本上認識了漢文，使他眼界大開，其用處與發見了外國文學相似，至於促進愛重祖國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別一種作用了。

在這兩年中間無意的又發生了兩件事，差不多使得他的《新生》運動變相的得到了實現的機會。一九〇八年春間，許壽裳找了一所房子，預備租住，只是費用太大，非約幾個人合租不可，於是來拉魯迅，結果是五人共住，就稱為「伍舍」。官費本來有限，這麼一來自然更是拮据了，有一個時候魯迅甚至給人校對印刷稿，增加一點收入。可巧在這時候有我在南京認識的一個友人，名叫孫竹丹，是做革命運動的，忽然來訪問我們，說河南留學生辦雜誌，缺人寫稿，叫我們幫忙，總編輯是劉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們於是都來動手，魯迅寫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飛詩論》外，大抵都已收錄在文集《墳》的裡邊。許壽裳成績頂差，我記得他只寫了一篇，題目似是「興國精神之史耀」，而且還不曾寫完。魯迅的文章中間頂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羅詩力說》，這題目用白話來說，便是「惡魔派詩人的精神」，因為惡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換用未經梁武帝改寫的「摩羅」。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國正宗詩人罵拜倫雪萊等人的話，這裡把它擴大了，主要的目的還是介紹別國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權威，爭取自由的文學便都包括在「摩羅詩力」的裡邊了。時間雖是遲了兩年，發表的地方雖是不同，實在可以這樣的說，魯迅本來想要在《新生》上說的話，現在都已在《河南》上發表出來了。

第二件事是編印《域外小說集》，這也是特別有意思，因為這兩小冊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藝部分，只是時間遲了，可能選擇得比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總是比聽過文字學以前要更進一步了！雖然這部小說集銷路不好，但總之是起了一個頭，刊行《新生》的志願也部分的得以達到了，可以說魯迅的文藝活動第一段已經完成，以後再經幾年潛伏與準備，等候五四以後再開始來作第二段的活動了。正如《河南》上寫文章是不意的由於孫竹丹的介紹一樣，譯印《域外小說集》也是不意的由於一個朋友的幫助。這人叫蔣抑卮，原是秀才，家裡開著綢緞莊，又是銀行家，可是人很開通，他來東京醫病，寄住在我們和許壽裳的寓里，聽了魯迅介紹外國文藝的話，大為贊成，願意借錢印行。結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冊，二集五百冊，但是因為收不回本錢來印第三集，於是只好中止。同時許壽裳回杭州去，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教員，不久也介紹魯迅前去，這大概是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我寫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報告事實。如果事實有不符，那就是原則上有錯誤，根本的失了存在的價值了。只可惜事隔多年，記憶不能很確，而親友中又已少有能夠指出我的遺漏或訛誤的人，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