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戲劇理論的時代規定性
明代是中國古代戲劇理論正式形成並開始系統化的時代，從上述沈、湯對峙和王驥德的《曲律》，已可見其大致精神。
明代戲劇理論的發達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一）戲劇成熟、繁榮以來已積累了相當多的作品，而研究對象的一定數量歷來是研究工作的一個基本條件；
（二）隨著決定戲劇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的進一步鞏固，市民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戲劇實踐取得新的進展。傳奇的興盛，雜劇的衰微，使一個藝術門類內部有了不同樣式的對比，從而具備了顯示這個門類共同特徵的前提。王驥德就是在統論雜劇和傳奇時揭示戲劇特徵的；
（三）朝代的更改，漢族統治的恢復，使戲劇創作改變了元代以受壓迫、歧視的漢族文人為基本隊伍的情況，達官貴人以至皇族也興緻勃勃地染指戲劇。明太祖朱元璋就曾高度評價過高明《琵琶記》在宣傳封建倫理道德上的特殊作用：「《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富貴家不可無。」可見戲劇在明代的社會地位與元代已有很大不同。這無疑也是人們開始對戲劇進行有系統的剖視和考察的有利條件；
（四）比皇族貴胄染指涉足更重要、更具有深刻意義的是，明代風雲激蕩的思想學術界中有一些得風氣之先的反擬古主義鬥士，為了配合自己的思想革新和精神解放的主張，大聲為小說戲劇的社會地位呼籲。這一方面切實地把戲劇的社會地位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們的呼籲本身就已經具有戲劇理論的價值。他們是敢想敢為的思想家、文學家，因而他們那些未免粗疏的言詞有著較大的氣魄和影響，其中又以李卓吾為最突出，例如他在《童心說》中所說的「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之類，在文學發展史的寬闊背景下為小說、戲劇張目。以經史詩文為正宗的傳統文藝觀一旦被突破，戲劇理論自然也就開始有了登堂入室的可能。
明代戲劇理論的逐步成型有著極為複雜的時代原因。而其內容本身又千絲萬縷地受著時代的規定，特別是受著當時思想領域中一些基本潮流的規定。明代前期，由於統治者實行苛嚴的文化思想統制，儘管社會比較安定，經濟也有發展，文壇的景象卻頗為蕭然。朱元璋推行的以八股文取仕的科舉制度，從政治和組織上助長著文壇的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出於對八股文和當時空洞無物、專事歌功頌德的「台閣體」的不滿，有人掀起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擬古主義運動，但古詩文反映的是彼時彼地的世情和襟懷，盲目追摹就只能是形式技巧範圍內的事，所以擬古主義也只是一種形式主義。隨著經濟的新發展，社會矛盾的加劇，統治集團的惡性腐化，明中葉以後，思想領域湧起了越來越大的浪濤。力圖維護和挽救封建統治的思想家王守仁在建立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時已對似乎無可動搖的程朱理學產生了衝擊，而後來王學左派李卓吾則以猛烈的批判指向封建禮教，指向假道學家。李卓吾的弟子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以及鍾惺、譚元春等在文學領域舉起了反對擬古主義、反對形式主義、反對凝固傳統的旗幟，以他們的籍貫，人們稱之為「公安派」和「竟陵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之類的聲音，一時震動文壇。其時，東南沿海某些紡織行業中已約略出現了幾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而從這些人的言論中人們也已可以嗅到几絲近代人文主義的氣息。中國封建社會已處在全國沒落的前夕。明代的戲劇理論，沒有、也不可能離開上述這些社會思想潮流的律動。徐渭和湯顯祖的戲劇觀，十分明顯地與李卓吾，以至與「公安」「競陵」有著緊密的聯繫。講究「情」、「性」，提倡變革，注重思想內容，凡此種種，一脈相通；沈璟、呂天成等人受擬古派的影響較深，追慕前朝，嚴於音律，雖然自己也強調形式，但卻最看不起靡詞麗句厚厚堆積的庸俗形式主義者，與主持擬古主義的「前後t子」約略有點相像；王驥德比較複雜，也講人情，也講內容，力贊湯顯祖，同時又嚴密地注視著音律。他感受到的社會思潮似乎比較多，比較複雜紛繁。結果，在戲劇理論光亮的燭照下，他有著兼包並蓄的平正理論風度；在社會思潮光亮的燭照下，他的形象沒有湯顯祖等人那樣清晰。
戲劇理論受思想領域基本思潮的影響和規定，但又不能簡單化地對等聯接起來。例如把沈璟等人直接看成是擬古主義在戲劇領域的代表就不甚妥當。沈璟沒有抱住秦漢之文、盛唐之詩不放，他抱著的正恰是進步的思想家呼籲著的戲劇。他講音律是戲劇的音律，他贊「質古」是指元人雜劇。陳腐刻板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者崇拜死滅了靈魂或蛻脫了靈魂的形式殘骸，沈璟手中的戲劇還遠沒有到這個地步。沈璟如此，王驥德更不待言。總之，在戲劇藝術長期受到鄙視的中國古代，在思想家們為提高戲劇的社會地位而不斷呼籲的明代，各種戲劇理論中的絕大多數，可以因為歸附和服務於一門新興的、前途無限的藝術門類而獲得被珍視的權利，不能將它們與處於沒落期的藝術和藝術理論等量齊觀。歷史發展的步履依次選擇著不同的藝術樣式，儘管同一樣式之內也盡有龍虎之爭、美醜之摶，但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對一種藝術樣式的棄取有時也能大體劃出新舊社會力量的分野。在明代，戲劇作為一種藝術樣式雖已基本上站住了腳，但在上層知識分子之中，一個絕對保守的學者在當時還不大會願意去從事戲劇理論的研究。因此，那些不把戲劇當做理學宣傳的淺薄工具和純粹的消遣品，而是把它看做一種絕不低於古詩古文的藝術珍品並進行認真研究的理論家，多少已帶有進步的成分。這也是時代對明代戲劇理論的一種特殊的賜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