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節清朝的喪鐘響起

庚子之禍后，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下決心學習西方自強以救國，清廷為了適應求變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憲，先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搜集資料。當五大臣周遊列國考察憲政后，把梁啟超和楊度代筆寫的考察報告呈給清政府。1906年7月，清廷召集御前會議，同意了這份報告，頒布了預備立憲的詔書。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館改為憲政編查館，五大臣推薦楊度「才堪大用」，於是清廷就派楊度為憲法編查館的提調。1908年8月，清廷根據憲政編查館編就的憲法大綱，公布預備立憲期為九年。

1909年，載灃當國執政后最難應付的，便是全國要求「立憲」了。這種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時代可以用敷衍和推託便可了事，必須先把實行憲政的日期確訂出來，因此清廷乃宣布在這年九月一日設立各省咨議局，以使立憲活動可以從地方開始，然後在九年內立憲。各省咨議局有點像今天省議會一樣，不過議員都不由選舉產生的，無論議員也好，議長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紳士擔任，如江蘇咨議局議長是名重一時的南通狀元張謇，湖北議長是湯化龍，湖南議長是譚延?，山東議長是丁世鐸，四川議長是蒲殿俊。

咨議局的出現，使一般君主立憲派或者比較頭腦進步的知識分子得到一種鼓勵，認為挽救中國危亡的命運不必通過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認真實行虛君實憲，把政權交給責任內閣，中國就有救了，東鄰日本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因此他們聯合各省咨議局，組成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開國會，他們用提前召開國會的辦法，來抵銷清廷九年行憲的拖延戰術。

1910年清政府勉強地接納全國召開國會的要求，成立一個中央的諮詢機構――資政院。資政院的議員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議局推選。由各省推選出來的資政院議員，後來在北京組成了一個「憲友會」，同時在各省咨議局設立「憲友會支部」，自此君主立憲派自己有了活動的團體，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於君主立憲運動成為當時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覺得只有早日行憲才能救國，1910年冬天，中央資政院和各省督撫也紛紛催請清廷早日召開國會，頒布憲法，組織責任內閣。

在1909年的時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當時的首相桂太郎在談話中就認為清朝三年內必定爆發革命。他們認為清朝的政治改革速度太快了，憲政和民主都是好東西。但是沒有經過前期準備的清朝改革必定是極大削弱中央權威，地方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最終導致中國的革命的爆發和內部的分裂。

於是清廷乃宣布縮短立憲預備期為五年，由宣統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統五年（1913年）正式召開國會。這樣讓步仍不能緩和愈來愈烈的行憲要求，因此在宣統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設置內閣，派慶親王奕?為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作為是立憲的形式。內閣有13名閣員，其中滿族佔九名，掌握軍事、民政、財政大政；而漢族只佔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干的部曹。內閣名單公布后，引起國內輿論大嘩。因閣員中滿族佔九人，其中皇族就有六人，而漢人僅有四人。這與過去政府中尚書滿漢各半的規定相比，漢族比重大為減少，所以被外間譏為「皇族內閣。

清朝的「皇族內閣」對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立憲派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一部分對清廷失望的立憲派轉變成為革命派，主張暴力推翻清朝的封建統治。另一部分雖然對清王朝不滿，但是還是希望能繼續推動清廷的資產階級改良。而本來在國內不得民心的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一下子被國人所廣泛接受，並開始發展壯大，領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但是同時也混入了大量的立憲派，這也使得革命成功后勝利的果實會得而復失。清朝中央政府將原本國人希望的「責任內閣」變成了「皇族內閣」從此以後政府就失去了公信度，人們寧願相信謠言也不願意相信政府。這也為清政府在「鐵路風潮」中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在舉國失望的時候，清朝這時又在自己這頭已經負重不堪的駱駝背上壓下了最後一根稻草，結果清王朝覆滅的鐘聲就在政府手裡敲響。在20世紀初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完成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各國也由以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以資本輸出為主。從1900年以後各國就加強了對我國的侵略，而強佔路權就是主要形式。

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鐵路國有政策。聲稱幹路均歸國有，支路准各省紳商集股自修。如有違抗，即照違制論。二十二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正式訂立《粵漢川鐵路借款合同》二十五項，借款六百萬英鎊，將光緒三十一年中國人民爭回的路權再行出賣。

列強各國爭奪鐵路權和劃分勢力固然不是辦法，而民辦鐵路由於民智不開和社會經濟基礎薄弱，因此也進行得不順利。川漢鐵路四川農民和商人一共籌集資金1600萬元，但是這筆錢並沒有用來修築鐵路，而是被當時的咨議局的士紳官吏給弄沒了。其中大部分是拿到上海去做橡膠投機，最後給賠光了；一部分是讓蒲殿俊和王綸為首的鐵路股東委員會給貪污和消費了。鐵路商辦的本金主要是一些商人認購的和在農民那裡強行按畝派捐來的，而且大多數並沒沒有上報的那麼多。鐵路國有地方既得利益者原有的股本全部賠光了和花光了，而且以後不能再以修築鐵路的名義搜刮百姓了，自己填補有填補不上。如是這群犯有非法集資、貪污、挪用公款和公款吃喝的罪犯決心拚死一搏。一個傳聞開始在全國流傳，說四國銀團的借款是有回扣給清廷的，於是激發了人民一股反抗的怒潮，這個怒潮開始時和革命並沒有關連，可是演變下去卻和革命洪流匯合起來了。

路權的得失，涉及四省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資產階級和廣大城鄉勞動人民的利益，致使這四省民眾的反清保路鬥爭愈演愈烈。四月十六日，長沙湘路公司開全體大會，籌議抵制鐵路國有。十八日，長沙紳學商民各界一萬餘人前往巡撫衙門請願；長沙至株洲沿線鐵路工人遊行示威，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宜昌築路工人數千人手持鐵鍾、棍棒，與彈壓清軍搏鬥，擊殺清兵二十餘人。五月初十日，廣東鐵路公司召開股東大會，議決鐵路商辦。兩廣總督張鳴岐出示取消股東會議決案。商民遂以不用清政府發行的紙幣、擠兌現銀的形式進行抗議。地方當局採取高壓手段，禁止各報刊刊登反對言論，股東們逃到香港，組織保路會，繼續抗爭。留日學生也群情激奮，聲援國內，提出「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海外華僑則鼓動以「格殺毋論」的辦法來對付鐵路國有政策的執行者。四川的鬥爭則更為激烈。五月二十一日，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在成都開會，「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當場成立以「拒借洋款、廢約保路」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會」，推立憲黨人蒲殿俊為會長。此後，各縣陸續成立同志會，參加者超逾十萬。鑒於人民的反抗，各省督撫曾奏請暫緩接收鐵路，均不被清廷所允。七月初一日，成都民眾開萬人大會，號召罷市罷課，抗糧抗捐，並舉劉聲元等為代表，赴京陳情。立憲派連夜趕寫《保路同志會公啟》，刊發光緒牌位，宣揚「文明爭路」。翌日，成都及周圍州縣紛紛罷市罷課，街道搭席棚，供光緒牌位，引上諭「庶政務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分貼兩邊，戶戶舉哀號哭。同盟會會員龍鳴劍、王天傑等因勢利導，與哥老會聯絡，組織四川保路同志軍，決定乘機發動武裝起義。清廷命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嚴行鎮壓。趙於七月十五日誘捕蒲殿俊，製造成都血案，遂導致保路運動走上更加激烈的武裝鬥爭形式。。

在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晚晴亡國政治的特點：滿朝親貴爭權奪利，貪贓枉法。在最上層中，攝政王載灃和總理大臣奕?因為分贓不均而起內訌。四國銀行成立債權團，奕?因為回扣分贓不勻，以及四川總督趙爾巽調東三省總督及江西巡撫出缺都不得預聞，因之請假不往視事。下台的直隸總督端方，久蟄思動。端方本是光緒末年的紅官，曾任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當他在湖廣總督任內時，正值直隸總督袁世凱借丁憂假期來游漢口，兩人結成了兒女親家。光緒駕崩時，端方任直督，卻於光緒移靈時在隆裕太後行宮攝影，犯了大不敬罪被革職。這時行賄數十萬獲派川粵漢鐵路督辦。兩湖總督瑞?恐端方欲擠其缺，乃托肅親王善耆疏通隆裕太后，並黨同端方奏參趙爾豐，讓端方有機會謀取四川總督。成都濫殺請願民眾后，端方和岑春煊先後奉命前往查辦，端方乃由湖北抽調新軍一協進駐資州（今資中）。他與趙爾豐積不相容，趙爾豐因內外煎迫，於是自獄中陸續釋出被逮諸代表，並洽商四川省自治條款。雙方妥協，簽訂優待趙爾豐條約，趙出告示將民政交咨議局議長蒲伯英，軍事交四川新軍第一鎮統制朱慶瀾，先定辛亥年十月初一宣布自治，繼改為第二復改為初七日。趙如約交出印信后，又生悔心，十月十八日成都發生變亂，趙復任總督，結果被殺。端方亦在武昌起義成功後為他所統率的新軍所殺，首級送武昌。

原本是一件可以解決的事情，可是因為政府公信度喪失到如此地步，最終一個龐大的王朝卻因為一個流言而亡國，真是可悲呀。如果清政府還有一絲的公信度的話，罪犯就不會變為革命分子。牛bb小說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