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藍橋監獄里（13）

如同暴風驟雨，山搖地動一般的思索之後，瀰漫著蘇世倫全身心的是難以想像的舒展平靜――不是寂寞，就像窗外那片煙塵廖闊的，北方冬天一馬平川的原野。

蘇世倫得想很多：如果岳飛妥協了，沒進風波亭，苟且地活了下來，歷史會是怎樣評價他；如果文天祥順應潮流的，做識時務者的俊傑，就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憾世詩句；如果關雲長屈服於曹操屈無比真摯和巨大權力，即使身在曹營心在漢，他的尊像會千古煙火繚繞嗎

忠臣不好當，奸臣也不好當，不奸不忠更難,又忠又奸難上加難啊！

蘇世倫絕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大義凌然，從容赴獄，是在昭顯什麼偉大的民族氣節。他知道，自己身上有黑跡斑斑的污點，有難以啟齒的醜行，內心隱藏著不可告人的企圖。夫人收錢之事他無理申辨。正如陸建國說得那樣，這點錢，用黨紀國法來計算，數目是很大的，在用實際生活中數目是很小的。他不是不願意去做「背後槍手」，不是不想進行能夠立即套現的政治交易，不是不要忠誠於他的恩師――雖然他老人家已經不值得，也不需要自己去忠誠了。現在，他要忠誠的只是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諾言。他不想在這種時候用良心和諾言去換取地位和名譽，用背叛去博得一個曾經擁有過的頭銜，自己錯不至罪，罪不至獄.集錯誤與忠誠一身的冤魂,也許是最**里的一件穿破的衣服，扔了沒人可惜。

更重要的是――蘇世倫想到：自己絕不能去做「背後槍手」，絕不能去進行這樁政治交易――那肯定是一個更可怕的圈套，一個更深的陷阱，一個更黑的政治墳墓。

黨性，不能成為背叛良心與道德的理由。

更何況，這樣的交易一旦做成，將會立即被公布與天下――政治的承諾是世界上最單薄，最無力的承諾――小屋裡兩人間的承諾誰敢相信呢？槍手的使用價值只有扣動扳機的那一瞬間。即便陸建國的承諾真得兌現，他能全身而退地回到上海，那也將會政治上生不如死，老人家所有的朋友和弟子都會是自己的敵人――報復叛徒的手段，比對待敵人更殘忍。對叛徒，不存在繳槍不殺的政策。如果他走進監獄，也許反而在政治上雖死猶生――至少自己的心裡是這樣肯定的。實際上，自己是進退都無路可走，進是萬丈深淵，死路一條；退是懸崖峭壁，粉身碎骨；只有站立不動的腳下的泥土才是唯一能生存的。既然別人已經把自己當作了一把槍，那麼，這把槍總是要開火的，要麼打傷別人，要麼打死自己，既然不想打別人，那麼就向自己開槍――自殺的結果可以保證家人的安全。

第五天，他毫無餘地的拒絕了陸建國交易的建議。

當把拒絕的話講完之後，他覺得心與身體變得非常輕鬆，腦海也非常清醒空靈。他似乎是做了一件非常自豪的選擇。不管人們會如何議論自己，至少，他能讓布谷鳥知道，自己是一個不屈服淫威，不貪婪權力，也不偷且苟生的男人。

接下來的一切，對他來說，也是他熟悉的，不容反抗的，不能更改的程序：

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取消全國人大代表資格，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交司法機關，聘請律師，遞交申請，安排廳審一切都是以黨的名義，以國家的名義，有條不紊地一步一步進行。

四個月後，河北省高級人民對他進行了宣判――按照規定，所有的部級以上的幹部，觸犯法律，必須異地檢察機關起訴，異地法院判決。

當主審法官站起身，宣讀判決書的時候，蘇世倫臉上的表情十分平靜。已經早就沒有了驚恐，沒有了憤怒，沒有了沮喪，也沒有了希望。

他的罪名是：收受賄賂，嚴重瀆職，造成重大國有資產流失----沒有提及他有生活作風腐敗的問題。

他全部都接受。不上訴，不抗議，不作任何申辯。一個代理市長突然變成一個囚犯，既不可笑，也不可悲，這是一個在今天只要需要就會隨時能夠發生的故事。

他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一個精心計算得很準確的數字。當他刑滿出獄的時候，正好七十歲。這個年齡原本是一個代理市長可以工作到的最高年齡限制。當然，他的經驗告訴他，他在牢獄中不會呆上十一年的，用不了幾年，就會因為「表現良好」或者「身體不好」而保外就醫，也許還能找出一些其它的原因，讓他冠冕堂皇地離開牢房。因為，這場反腐風暴――實際是一場權力角逐，完全平息之後，他所有的罪名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沒有任何人會再提及。自己曾經的光榮，依然是光榮；曾經的政績，依然是政績；曾經的人心所向，依然是人心所向！

「也許這不是最終的結局，但可能是最好的結局！」

當時，他聽法官讀判決書時的確是這麼想的。

他還想到，自己的餘生會非常平靜的。平靜得連親人和仇人，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都不會來打擾他。他會充滿安祥之心去「回首荒城斜陽，倚欄目送飛鴻」僅僅這半年的經歷，就足夠凝聚他老年所有的回憶了。

這六個月感慨，比他六十年的所有的感慨都加在一起，還要多得多。他聽到最骯髒的語言，最惡毒的語言，最卑鄙的語言。他沒有出賣所有人，但他被所有人出賣，領導，秘書，親信，部下這些人懷著還鄉團般的仇恨揭發他――他們有的在自己的辦公室，有的在檢查院的審訊室，有的在紀委的房間里，有的在拘留所中，甚至有的在剛被宣布雙規帶上車的一刻起，就急不可待的如竹筒倒豆子一樣他們所做的一切，只為了一個目的：減輕自己，加重他的罪行份量。他很明白，這些人曾經自己拿了一萬塊錢，留給他一塊錢，然後把所有的罪名栽贓在他的身上只是，有一點他始終沒明白：為什麼懦弱的，躲閃的，推諉的，栽贓的，卑劣的人，在**里總會找到生存之道，生長之道？

對自己――一個充滿野心的政治家來說，這可能是讓他掐滅**之火的唯一辦法，是讓他在通往不可知禍知福的道路上收住腳步的唯一辦法――除了成為囚犯，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身不由已，甘心情願滑向權力的火山口――要麼死亡，要麼噴發！

在這半年裡，蘇世倫始終咬牙堅持：承認有錯，但沒有罪。

他清楚，如果一定要說有罪的話，那就是自己曾經站在通向最高權力的十字路口，阻擋了別人前進的道路，不管自己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不管是自己拚命擠到這個路口，還是被別人生硬的推到這個路口事實上，他的確是站在了那裡！

政治與權力的成功和獲得，太讓人瘋狂了，比收穫金錢瘋狂一千倍；政治和權力的失去和旁落，太讓人絕望了，比輸掉金錢絕望一千倍。除了牢獄與死亡，其間不會有人真正清醒的。只有監獄才是真正讓人清醒的地方。他在這一百八十個日日夜夜裡徹底省悟：

「不管自己官位曾經多麼顯赫，無論背後靠山的權柄多麼高重，在山高水深的黨內，在浩瀚無垠的國家裡，和別的任何人同樣，他永遠只是一隻小卒；不管自己曾經戰績如何輝煌，衝鋒如何勇敢，最終只能承擔犧牲的作用，這次，不就是一個能讓歷史中記載的證明嗎？這次，不是丟卒保車，而是丟卒保子！

主審法官在宣讀完判決書後，似乎帶有一點歉意地問沉默的他：

「你還有其他的什麼要求嗎？我們可以盡量滿足你。」

他當場提出兩個要求――兩個久經思考的要求：

一是，希望能回到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理由是上海的氣候比較適應自己，他的腰有嚴重勞損，更重要的是能讓已經八十六歲的父親和八十三歲的母親能每月來探監，自己也能在服刑期間為兩位老人送終；二是，希望把他在市長辦公室里那台收音機歸還給他，並容許他帶到獄中，自己有聽收音機的習慣。

法官當場批准了他的請求。

他的第一個要求，是真正出於孝心。第二個要求，則是隱藏著他內心的秘密和願望：他要在提籃橋服刑，就可以在收音機聽到她――布谷鳥的聲音――假如她還在做主持人的話。因為，在外地任何地方都無法聽到她的聲音，提監橋在浦江之聲廣播電台的波長的完全復蓋在區域。他渴望在漫漫的囚牢長夜裡能有布谷鳥的聲音相伴。

他如願了。在一個星光燦爛夜裡，他帶著勞動後身體的疲勞打開收音機，聽到了她的聲音。他無比驚喜，無比激動，無比欣慰，乾枯的眼窩裡全是淚水他知道：布谷鳥解脫了，她並沒有徹底受到自己的牽連，他一顆為她懸空了半年的心終於安放下了――他已經不再為任何人和任何事而懸心，剩下的只為她――也許她根本不知道，不過，一點也不重要。

寂靜的提藍橋之夜，他把收音機的聲音調得很輕很輕――可在他的耳朵里卻是很響很響。他聽到影片《巴黎聖母院》結尾時畫外音的那段低沉迴旋，遼闊輝煌的圓號聲；他聽到小提琴燦爛明亮，如訴如泣地弦上流淌過來的樂曲「真的好想你」；他聽到象從遙遠星空中灑落下來的蕭邦思念故鄉的憂傷而悲哀的鋼琴聲他都聽到了，都聽懂了。他的所有對關布穀的沉重記憶，以及曾經以為是最痛苦的私人情感，在那一剎那間，突然都變得如此甜蜜，如此溫暖，如此傷感，如此惆悵，遠處的回憶和眼前的音樂混在一起，一遍一遍地，一滴一滴地，一絲一絲地，象噴泉激起的密密浪花一樣，在他心裡反反覆復地沖刷和流淌

牢房中的蘇世倫聽來，布谷鳥的聲音是更加的甜美圓潤，流暢輕緩，只是略略地添加了些深沉，攙雜了些滄桑，多了些憂鬱。自己是她的老聽眾，是一個最愛她的男人，也是一個沒有身體自由，只有心靈能夠盡情飛馳的犯人像過去的每個夜晚一樣，她的聲音會融入自己的血液，在自己的心裡和身體里流動著，循環著，激蕩著，奔騰著這個歡樂，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是只屬於他一個人的歡樂，永遠只屬於他！他也知道，在她的千千萬萬聽眾之中，只有自己是真正有資格擁有這種快樂的人。

了有一個能深入心靈，沁進血液的聲音日夜陪伴，牢房就將不再寂寞，刑期就將不再遙遠，心靈就將不再痛苦正如布谷鳥說得那樣：兩顆相愛的心靈魂，就是一個和聲的共鳴――和聲，是不可切割的！和聲一旦被切割，就不是和聲了

自從那個晚上后，蘇世倫夜夜都能安詳地進入夢鄉。在夢中，他都夢到了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