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詩書馮家·
書香門第重學養
學富五車，詩文傳世
民國時期，很多望族都培養出了在文學、史學、科學等多個領域的大師，這些大師又反過來進一步促使家族成為近代史上聞名遐邇的名門。其中，從上而下都具有濃郁詩書氣質的就是河南唐河的馮家。
大河之南，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文明在這塊土地上有著自己獨特的地位和影響。唐河為古蓼國之地，歷史文化悠久，此地雖歷代多出賢人，但真正讓它於近代被大家廣泛知曉的是此地出了一家書香門第，從祖父輩開始便形成了寫詩文的習慣，延續至後輩培養出了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著名地質學家馮景蘭、文學家馮沅君，「一門三傑」皆有造詣。
祖父馮玉文一改祖輩不識書香的背景，從最初的小生意者轉而成為舞文弄墨之人。他的經緯之才讓馮家從他這一輩開始變得家境殷實起來，家裡光吃飯的人就有二三十口人，如此看來「也算是個封建大家庭了」。值得一提的是，馮玉文並不像其他地主家庭一樣只滿足於物慾的豐盈，相反，他的骨子裡有著一份文人才有的詩書情懷。
雖然並未被當時的科舉所選中，遺憾地落第，但他卻把對詩書的喜愛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里，開啟了馮家「詩書傳家」的風氣。最初他只是一個開酒館經商致富的人家，後來因為馮玉文不滿當地土霸橫行霸道，對於他們的行徑十分反感，於是特意聘請了縣上的名師來到家中教他的三個兒子讀書，這其中就有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三兄弟在馮玉文的悉心安排下，讀書識字越發勤奮起來，後來三人皆中了秀才，馮家開始在當地揚起名來。應該說，馮玉文的詩書之志為後來馮家的後起之秀成功踏入文學殿堂奠定了基礎。
馮玉文仙逝以後，留下了一部《梅村詩稿》就是由他所著的幾十首詩編撰而成的。後來，他的兒女們，也就是馮友蘭的父親、伯父、姑姑們也都詩不離口，《知非齋詩集》《復齋詩集》《梅花窗詩草》皆出自馮家人之手。所以，馮友蘭在後來的《三松堂自序》中才說：「我們這一門有一種作詩的家風。」
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延續了祖父的詩書之風，考取秀才后又考中進士，被清廷委任為知縣。由於他不願離家太遠，因此捐了個「指省」（就是花錢指定一個自己願意去的省份）來到了湖北，隨後在武昌謀得一個固定的差使。隨著父親的安定，家族裡才同意母親帶著馮友蘭幾兄妹隨父親生活，於是，馮友蘭隨著母親舟車勞頓來到了武昌。安定下來的馮氏夫婦開始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
當時的武昌有兩湖總督張之洞辦洋務時建起來的「方言學堂」，這是夫妻倆最開始打算讓馮友蘭上學的地方，但連最年長的馮友蘭都還沒到上學的歲數，因此只能作罷。馮家的附近雖然有小學，但是因為地域劃分太明顯，孩子尚小，加上不是本地人，很容易受人欺負，所以思來想去也只好放棄。
在那段日子裡，孩子們上學的問題成了夫妻倆經常討論的事情。雖然尚無定論，但對於馮友蘭的父親來講，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孩子在學習新知識之前，必須先學好中文，「他認為，沒有一個相當好的中文底子，學什麼都不行」。最終，兩夫妻決定了一個辦法，那就是讓母親在家教孩子們識字背誦，並且兼任監督的職責。馮友蘭的母親出嫁前上過學，因此認得字，雖然有些字只知道如何發音卻不解其意，但是幼兒讀書即便是在私塾也是先教記憶背誦而已，所以母親完全可以擔得起這個角色。就這樣，馮友蘭在母親的陪伴下讀完了《書經》《易經》，還讀起了《左傳》。
按照這樣的安排，母親負責日常教導，父親負責出題。有一次，父親出了一個題目叫「游洪山記」，孩子們各自照著這個題目展開來寫，在孩子的眼中，洪山更多的是遊玩的地方，因此他們筆下寫出來的遊記充滿了描述風景的辭藻。父親看了看他們的文章，搖了搖頭說不行，認為這樣的文章並沒有什麼亮點，所謂寫文不僅要言之有物，更要有所寄託，能「觸景生情，即物見志」。緊接著，父親也寫了一篇作為示範。
父親筆下的《游洪山記》以湘軍將領羅澤南在洪山陣亡的故事展開來寫，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下來，有追憶，有情愫，有思考，借著這篇文章，馮友蘭的父親以此教導他們，雖寫的是景色，但如果只知道游山玩景，蹉跎了歲月，連山靈都會嗤笑，因此，人要立大志做些大事方不白費時光。
可見，從馮友蘭開始接觸詩書開始，父親關於人生的思考、關於景緻辨證的看法的引導為他後來走上哲人之路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雖然他們只是在家裡讀書，但是由於父親的緣故，馮友蘭三兄妹並沒有完全與當時的武漢教育界相隔絕。為了讓孩子們學習起來與學堂中的孩子們更為接近，父親叫母親仿著學堂里的制服給馮友蘭和馮景蘭兄弟倆一人做了一套，父親還教他們唱《學堂歌》，這學堂歌是張之洞寫的，當時的各大學堂幾乎都在傳唱。
馮氏夫婦制訂的這個教育方案雖然奏效了一陣子，但後來隨著父親職位的變遷又面臨新的問題。後來，他們商定著給孩子們請一個教書先生，從這個教書先生到衙門以後，馮友蘭的讀書開始上了軌道。看得出，教書先生對此有一定的研究，他給馮友蘭三兄妹設定了四門課程：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經書不讀了，轉而開始習古文，讀本是《桐城吳氏古文讀本》，一打開就是賈誼的《過秦論》。教書先生並沒有把課程排得滿滿當當的，一般一個上午上完了，剩下的時間孩子們可以自己安排。由於父親不允許孩子們出衙門亂逛，因此馮友蘭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父親的籤押房裡。籤押房裡有兩大箱子書，還有一些時下新型的刊物，父親允許他們在這裡隨意翻閱。種種安排給了年幼的馮友蘭寬裕的閱讀時間和空間，也在無意中培養了他愛好閱讀的習慣。
愛好閱讀是一種極為良好的習慣，人的一生獲取知識的絕大部分都是通過閱讀的途徑實現的。在孩子剛開始認識世界的時候就應該培養孩子喜歡閱讀，這將是陪伴他們一生的好習慣。馮友蘭在此後的日子裡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從各類書籍中收集知識和最新的思想，最終成就了自己在學術上的超凡地位。
應該說，在馮友蘭接觸文化啟蒙的日子裡，父親的影響是巨大的。封建大家庭的出身和遵循封建科舉制度所受的教育，在馮友蘭的父親身上遺留下了明顯的「紳權」的印記。因此，父親不僅告訴馮友蘭他們如何學習、如何思考，還把自己關於「紳權」的情懷傳遞給了他們。他的從政經歷也在年幼的馮友蘭心裡留下了印跡，後來馮友蘭在長期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同時，仍然能在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位時展現出了超強的行政能力，這與幼年時在衙門裡的耳濡目染不無關係。
馮友蘭的出眾其實早在年幼時便嶄露頭角，從六歲在家塾中讀書開始，馮友蘭的中文底子便如父親所願，打得十分牢靠。十六歲時便以複試第一的好成績考入了開封的中州公學中學班。1912年，馮友蘭考入了上海中國公學，這所學校最初是由清末革命黨人創辦的，它的誕生源自留日學生為反對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而罷課、退學回國的愛國情愫。因此，這所學校不僅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大學之一，同時也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的學校。
在上海中國公學，馮友蘭第一次接觸到了哲學——這門他為之奮鬥終生的學問。而使他真正嚮往學習西方哲學，並且在畢業后決定赴美學習這門學科的，是中州公學開設的一門名為「邏輯」的課程。馮友蘭學習邏輯，雖然僅僅是一個開始，卻讓他領略到了哲學的魅力，進而點燃了他以後要選擇哲學的熱情，並將其視為終生奮鬥的事業。對此，他的班主任笑著說他是當代的孔老夫子。
結束了上海中國公學的學習，馮友蘭順利地進入了北京大學，學習他心儀已久的哲學。當時的北京大學哲學專業比起其他文史類課程屬於新秀，很多當初進入這個專業的學生後來或是改換研究方向，或是中途放棄研究，只有馮友蘭一直堅持了下來，而且用了一生的時光來完成關於哲理的思考。
如果說上海中國公學是馮友蘭對哲學的初體驗，那麼到了北京大學則是馮友蘭真正和哲學打交道的黃金時期。北京大學一向以名師薈萃聞名天下，在這裡，馮友蘭不僅可以投入忘我的學習和研究，還能從各位名家的講義中答疑解惑、博採眾長，為他以後在哲學上成為登峰造極的集大成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馮友蘭一進北大就聽說黃侃講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這位上座率最高的著名教授以獨具一格的講課風格、抑揚頓挫的吟誦聲調，還有淵博的知識儲備贏得了學生們的滿堂喝彩；劉師培教授的中古文學史同樣精彩絕倫，雖然正值中年，但是水平很高，上課既不帶書，又不帶卡片，講起課來頭頭是道，隨便背起資料滔滔不絕，學生十分佩服；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講課時所採用的學術方法，給予正處在學習研究中陷入迷茫的馮友蘭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除去眼前障礙、開啟心智的好方法。
哲學的海洋浩瀚無際，沉浸其中慢慢摸索出自己道路的馮友蘭從大學三年級上學期便開始為自己確定了研究課題，具體而言是如下三個：邏輯學、歐美哲學趨勢以及中國古代名學鉤沉（胡適當年在北大開闢的一門新的研究課題）。從這三個選題可以看得出，馮友蘭當時在北大已經在自己的思想中糅合了中西方向，這也正是馮友蘭成為哲學家以後與眾不同的地方。他不僅關注世界最新的哲學趨勢，同時也追溯中國哲學的淵源，從而讓自己在不同的思維中獲得不同意義的收穫。
正如泰戈爾所說，西方和東方的哲學思維在源頭上是不同的，西方更注重個性的追求，東方更主張實現心中的理想，而真正的哲學家就是能將兩者嫁接在一起，從而形成自己獨到的、令人信服的思維方向。馮友蘭便是這樣的一位哲學家，他耗盡畢生精力所研究的中國哲學史，不僅在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東南亞同樣如此。他的啟蒙源自家族，但成長卻有賴於自己不斷的思考和追求，他的家族為他開啟了一條詩書之路，而他自己又將這條道路走出了思想的高度，進而成就了近代史上盡人皆知的馮氏家族。
望族的血脈淵源
很多不熟悉馮友蘭的人，將馮友蘭的出眾歸因於他所經歷的不俗的教育背景，比如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求學、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的光環，但其實，馮家除了馮友蘭以外，其他家族成員同樣有著自己優質的學習品質，比如馮友蘭的妹妹馮沅君就被人們稱為「文史女傑」。
馮家對於子女的教育尤為重視，而且並不像其他望族那樣重男輕女。從馮友蘭六歲開始，馮異台便在家中設立家塾，不僅兩個兒子馮友蘭、馮景蘭可以在家塾中讀書識字，小女兒馮沅君也可以加入其中。
在馮友蘭的記憶里，妹妹馮沅君有兩大特點：第一大特點就是極為聰明；第二大特點就是十分有個性。
1916年，正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的馮友蘭回到家中過暑假。由於哥哥們個個長了年紀，都出外求學去，家中只剩下小妹妹馮沅君一人，有時不免有些悶得慌。因此，哥哥們回家，最開心的應該是馮沅君了。可以想見，對學問充滿好奇心的馮沅君拉著哥哥們問長問短會是多麼溫馨的一個畫面。回到家中的馮友蘭擔起了指導妹妹讀書的責任，馮沅君跟在哥哥後面讀書，但不是讀已經爛熟於心的那些舊課文，而是跟著他讀那些看似高深晦澀、接近魏晉文風的文章。
當時北京大學的很多老師都是章太炎的學生，章太炎的文章內容考究、用詞嚴謹，加上生僻字多，有不少人都覺得難以理解，但與此同時，很多學生的文章又都受到了章氏文風的影響。也許一開始馮友蘭為妹妹介紹這些讀物時並未多想，又或許他只是想開拓下小孩子的眼界，多看些不一樣的作品，但是，出乎馮友蘭意料的是，馮沅君只用了一個暑假的時間，便把那些馮友蘭交給她抄讀的文章吃透了不少，不僅能讀懂，還能臨摹那些文章的結構、語風寫出作品來。
第二個特點就是她的個性極強，十分倔強。有一次馮沅君上學時寫了大字給先生看，也不知教書先生說了什麼批評她的話，馮沅君覺得不甚合理，因此便生氣起來，後來竟賭氣不去上學，母親說如果不去上學就把她關進小黑屋裡，原本以為這樣的恐嚇會讓她改變主意，乖乖地上學去，沒想到，馮沅君竟然點頭答應，並且告訴母親，她寧願被關進小黑屋也不願去上學。
這些特點同她的哥哥們其實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馮家向來重視孩子們的學習，並無男女之別，這在某種程度上為馮沅君獨樹一幟的思想開啟了大幕，讓她從小便知道，知識並非女子的禁區，女孩子的思維同樣可以犀利超前。結合馮沅君後來的經歷，其實這樣的想法便是她才華的初現端倪。她的成績也許不像哥哥那樣著書立說，留下一兩部影響廣泛的社科著作；但卻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留下「女傑」的美譽。她留學巴黎，獲得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開創了中國女性在巴黎大學獲得學位的新紀元，雖然她終身從教，但她在學術研究的同時投身到新文學創作的領域中去，寫下了與冰心、廬隱相媲美的新文學作品。
馮沅君在文字上能力不俗，就是當時在學校讀書時，她也是「名滿京華」的才女。「五四」之際，新青年們開始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於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和支持，其中曾在北京城引起轟動的古裝話劇《孔雀東南飛》至今仍被稱為當時的經典。在20世紀初，女大學生本來就不多，能登台表演的更是一個令很多人拍手叫好的壯舉，而馮沅君就是其中的一個，她和同學程俊英、陳定秀一起加入了《孔雀東南飛》的排演。演出期間，許多人聞訊趕來觀看，連李大釗先生也帶著夫人和女兒前來助陣，這個劇目盛況空前，馮沅君也成了北京城裡引人注目的人物。
就是這樣一位不走尋常路的女子，當她運用自己紮實的中文功底、結合當時社會涌動的新思潮、再用細膩的筆觸將自己內心的那部小說勾勒出來之後，那些文字便成了人們爭相傳閱的佳品，其效應不亞於她當初在舞台上出眾的表現。
魯迅曾經在很多地方都對馮沅君的作品做出了不俗的評價，這其中包括給好友的信件，還有她的某些公開的文字。馮沅君的文章主要是關於戀愛的題材，但卻沒有小女人鶯鶯燕燕的描寫，也不似深閨中的女子期盼情郎一般自怨自艾，她的小說充滿了對自由、對愛戀的嚮往，對封建禮教的批判以及對封建包辦婚姻的衝破。馮沅君這種精神的可貴之處在於，她本身受封建大家庭的影響，原本是這些禮教的順從者，但是，她卻沒有任由自己成為封建禮教的執行者。
馮沅君的父親英年早逝，家中的支柱落在了哥哥們身上，而他們在外求學，不斷地寄回一些最新的刊物，無意間又向馮沅君打開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戶。馮沅君從最初的纏小腳、包辦婚姻的當事人變成了一個提倡新思想、崇尚新生活的呼籲者，也正是因為她，才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一個個敢作敢當、大膽叛逆、毅然與封建傳統戰鬥的知識女性形象。這種衝破束縛、追求自我的精神，漫說是當時的女子，就是那些站得筆挺的男人們也不一定有這樣的魄力。
馮友蘭對於妹妹馮沅君學習知識的態度同樣延續給了他的女兒馮鍾璞。女兒從小就和哥哥們一同認字、學習，從沒被落下，而姑姑馮沅君的文字也深深地吸引著她。在這樣的氛圍里，馮鍾璞走上創作的道路便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她的文字優雅、觀點真誠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便繼承了父親和姑姑的「真傳」。
因此，所謂的培養應該根植於深入了解孩子特性的基礎上來完成。也許這個孩子對音律尤為感興趣，也許那個孩子的繪畫天賦極高，父母應該善於去發現這些天賦和優勢，並且懂得去鼓勵孩子們往他們所擅長的方向去發展，而不是聽聞學習鋼琴在考試時能加分便趨之若鶩，或是見到別人家的孩子因為繪畫出眾而被破格錄取，便強迫孩子拿起畫筆。天賦不是後天培養的，但是天賦卻離不開後天的培養，能否發現孩子們的優勢也是檢驗父母教育方式和能力的一項指標。
「三歲看到老」，其實很多孩子在年幼時展現出來的一兩個特點，足以窺見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裡的基本走向。然而，很多大人對此都是無動於衷的，他們普遍認為孩子尚小、不懂事，等長大些再進行教育和引導，但很多時候已經形成習慣的東西，不見得大了就能將其改變過來，比如一些天賦和一些性格缺陷，如果不在性格形成初期加以鞏固或糾正，一旦過了時機，天賦可能盡失，缺陷可能擴大。
馮沅君的第二個哥哥馮景蘭雖然從事的是地質科學的研究，但是他的選擇與家族的影響也不無關係。馮景蘭小時候同兄妹們一起跟隨父親左右，雖然馮異台早早離開了他們的生活，但他當年跟隨張之洞興辦洋務的經歷卻把「實業救國」四個字留給了馮景蘭。此外，馮景蘭從小就對地質學科極為感興趣，那時，他偶然間拿到了一塊湖北大冶礦石，雖然是一塊普通的石頭，有些孩子甚至視而不見扔在一旁，但馮景蘭卻如獲至寶。因此成年後的馮景蘭立志要找尋一個實實在在的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以此來振興中華。馮景蘭不僅喜愛地質科學，而且對祖國的河山也同樣愛之深切。
當馮景蘭如願來到美國攻讀礦床學、岩石學和地文學的碩士學位時，有一次馮友蘭發現了一幅馮景蘭畫的中國畫，題為《積滿山皋圖》，畫的是茂林叢生、飛鳥逍遙的大好河山。兄弟倆詩性大發，於是各自對此作了一首詩以寄託去國懷鄉之情。本以為此畫若干年後便不知所終，不承想馮友蘭竟然在回國后的某一天看到了這幅被馮景蘭珍藏在箱底的國畫。或許正是這樣的發自內心的喜好才讓馮景蘭能在日後的風餐露宿、翻山越嶺的考驗中堅守住了自己的信念。
馮氏家族三兄妹雖然成長軌跡十分接近，但是卻在不同的領域裡綻放出不同的花朵。很多家長往往抱怨培養一個孩子成才十分困難，而馮氏家族不僅將孩子培養成才，而且一門三傑均為世人所稱道。雖然馮家的血脈里流淌著望族的詩書氣質，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氛圍為孩子們的成長帶來了極好的影響，父母親不僅致力於讓孩子們讀書識字，更身體力行地參與其中；同一輩當中雖然年紀相仿，但卻相互交流、互相促進，以至於大家都能學習到最新的思想和知識，都能將彼此樹為學習的榜樣，故而馮家的後生，無論男女都能成才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家學的熏陶
馮家並不是世代讀書人出身，在馮友蘭的祖父馮玉文之前，馮家大都是以農耕作為生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馮家有一個根植於家族背景中的理念，那就是「耕讀傳家」。所謂「耕讀傳家」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裡，許多農民家庭追求的理想狀態。在馮家的長輩看來，要想子孫世世代代都出翰林，那是一種奢望，古往今來，連那些大學問者尚且不敢有此想法，坐落於在中原腹地的馮家起步於農耕的家族背景使其更加不可能生出這樣的寄託。然而，這並不代表馮家的子孫在讀書這件事情上沒有值得期待的理由。無論如何，希望在每一代里都出一個秀才還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馮台異繼承了馮玉文在家辦學的方式，使孩子們得以在啟蒙的最佳時間段里接觸到詩書，於此同時，他還創造性地參與到孩子們的學習中來，既指導孩子們學習又監督了他們學習的進度。後來，馮友蘭成家立業以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樣將這樣的方式延續下去，同時加入了自己獨到的啟蒙方式。
在女兒馮鍾璞的記憶里，父親是親切而偉大的，在她成為知名作家的著述里，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關於她的父親馮友蘭的。沒有人知道，在那些光彩奪目的哲學思想背後的馮友蘭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模樣；也沒有人想得到，在那段動蕩不安的日子裡，馮友蘭又是用怎樣的行動為孩子們樹立榜樣的。這些問題，在著名作家宗璞的文字里，人們終於找到了答案。
馮鍾璞的筆名取為宗璞，她的作品以細密從容見長，而且語言溫婉優美，小說中每每流露出難得一見的書卷氣息。宗璞這一份文學氣質得益於父親的培養，她最初接觸文學是從父親讓她背誦白居易的《百鍊鏡》開始的。
那時的馮友蘭在清華大學文學院擔任院長，雖然肩上的擔子重、工作繁多，但是孩子們卻始終能感受到來自馮友蘭的濃烈的父愛，能感覺到他時刻在關注著他們、照看著他們。馮友蘭總是忙著自己的事務，孩子們喜歡在書房外面玩著。幾個年紀相仿的孩子最是容易玩得不亦樂乎。書房對於孩子們來講是禁地，馮友蘭經常在裡面伏案寫書，孩子們經常在外面偷偷張望。某日，馮友蘭把宗璞叫進了書房裡，幾句話后便直奔主題地拿出了一本唐詩讓她學著背誦起來。從那以後，背詩就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姊妹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馮友蘭夫妻也如同當年馮台異夫婦一樣，對孩子的學習分起工來，馮友蘭負責選詩，任載坤負責監督背誦，短時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長詩的話則每天背上一段。這樣的分工使得身為父母的馮友蘭夫婦能自然地參與到孩子的學習中去，讓整個馮家的學習氣氛變得十分融洽與和諧。
雖然當時戰火紛飛，但是孩子們卻成長在一個溫暖幸福的家庭里。父親著述有成、母親持家得道，因此孩子們還是能從讀書聲、笑聲中獲得快樂。然而，在民族大義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馮友蘭夫婦雖然對家庭的溫暖十分依戀，但卻沒有因此而選擇退避時局、偏安一隅。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抗戰，不僅趕製衣物送去前線，還熬制粥水給護校的人過夜禦寒。抗日戰爭時期，馮友蘭還同清華大學的教職工一起募捐慰問抗戰負傷的官兵，面對日益嚴峻的抗戰形勢，馮友蘭發出的叩問，讓人備感血脈僨張：「政府如對日妥協，將何以對已犧牲之將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華、南開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不得不遷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西南聯大。馮友蘭一家也隨著學校一路向西南搬遷，最終定居在雲南蒙自。此時的馮友蘭仍舊不忘著書立說，她的哲學體系奠基之作《新理學》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當時馮友蘭的兒女們雖然年紀尚幼，無法讀懂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親的一舉一動卻實實在在地影響著這些孩子們。馮友蘭在蒙自潛心寫作時，他的兒子馮鍾遼就曾經幫著父親抄稿件，此時的宗璞也興緻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為年紀太小，只能塗鴉搗亂，因此馮友蘭並未准許她接近那些書稿。但是，這卻讓孩子們從小就覺得讀書識字、說文解字、著書立說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馮友蘭每天到辦公室處理事務，孩子們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們日常的習慣是先認認真真地學習一陣，然後在輕輕鬆鬆地四處玩耍。這一幕，不禁讓人想起了馮友蘭小時候在衙門裡隨著父親生活，同樣也是先跟著教書先生學上一會兒，剩下的時間便由他們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馮友蘭的父親忙著處理衙門裡的事務無暇顧及孩子們，只由著他們自己玩樂，而馮友蘭卻會在閑暇之時，帶著他們到湖邊去散散步，領略翠柳點蘸湖水的趣味、聽聞朱雀在枝頭歡唱、聞聞湖裡的荷花的清香。
抗戰的年月里，戰火紛飛，雖然西南聯大的花叢中那些學子的剪影可以讓人暫時忘卻時下的動蕩，但是學生們頻繁的流動亦讓整個學校的氛圍異於往常。有些人滿腔熱血奔赴戰場，希望以血肉之軀保衛祖國於危難；有些人奔赴革命聖地，希望在紅色的星星之火中尋求國家的未來；有些人留守在學校，希望將自己的畢生所學傳授給一代一代的青年學子，燃燒盡自己最後的光和熱……對此，馮友蘭援引《左傳》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勵著學生們在紛亂的時代中找尋屬於自己的愛國之路。
當時，整個學校從上至下都經歷著從未有過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裡，幾乎每天都有空襲，跑警猶如家常便飯一般成了學生們的另一個習慣。經常上課上到一半，就有飛機從頭頂上飛過，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報，甚至跑到亂墳崗上去了都還繼續上課。若干年後，有聯大的校友回憶道，當時馮友蘭就曾經站在空襲后的炸彈坑上講課。這種精神很令我們感動，在那樣的環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廢墟，但是沒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來，而是依舊堅毅地接受知識的熏陶。
馮友蘭如此舉動，他的孩子們同樣堅定不移地學習著。當時女兒宗璞在聯大附中上學，孩子們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時借不到教室他們就在大樹底下上課。遇上下雨的時候，老師和學生們都撐著油紙傘，有時幾個學生還共用一把傘，一邊聽課一邊聽著雨打紙傘的聲音，和著老師的講課聲、學生們的朗讀聲一起入耳。老師們一手拿著雨傘，一手拿著粉筆在黑板上寫著，有時雨大一點衣服就會被浸濕，但這絲毫不影響老師們授課的熱情。就是這樣艱苦的環境，孩子們從未想過放棄學業，正如宗璞所說：「大家不以為苦，或者說，是不考慮苦不苦的問題，只是努力去做應該做的事。」
回到我們今天的社會，學生們的求學環境比起當初的種種，簡直是天壤之別，但是如此優越的環境並沒有讓每一位學生都珍惜。這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兩點：一個是現在社會的誘惑多了；二是家長們對孩子過分關注。不可否認，我們現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都比以前要豐富許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時便接觸到了類似於遊戲機等各種炫酷耀眼的娛樂項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沒有家長的引導和監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進取。
第二個便是家長意識的問題。現在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兩個孩子，因此就顯得金貴了不少，很多家長抱著「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態，給孩子們創造了很多優越的條件，的確，這是父母對孩子的一種愛，但是這種愛過分泛濫的話則會導致孩子們產生「樂不思蜀」的意識，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識里並沒有想讓自己的孩子吃點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猶如瓷娃娃一樣，輕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較為困難的事情就會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棄努力轉身離開。
從馮友蘭和他的子女們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經歷可以看出，儘管他們當時的經歷在我們現在看來是艱苦的，但是卻磨鍊了他們的意志和自身的修養。經過那段歲月的洗禮，當他們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時，即使當時物資依舊匱乏、生活質量依然不高，但是他們卻甘之如飴，因為那個安穩的學習環境曾是他們當時夢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實現，除了勤奮努力以外，還能有什麼更能表達他們此時激動的心情？也正是這份刻苦，使得馮家人在學術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著，即使這條道路有時也會有狂風驟雨，有時也會是荊棘遍地，但他們卻始終堅定地踏步前進，直到收穫那一份屬於自己的成就和榮光。
馮友蘭的人生讓很多人感慨，在抗戰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他仍舊能奮筆疾書留下「貞元六書」，將國家民族復興之際稱為「貞下起元之時」；生活對於馮友蘭來講，即是錘鍊思想的來源，又可以將思想付諸於實踐。馮友蘭常常能用自己的堅毅感染著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從來不會因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們傾瀉那些負面的情緒，他疼愛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為不易的時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勵他們不要喪失信心。女兒宗譜在她後來回憶父親時撰寫的《向歷史訴說》中便針對父親的愛而著墨不少。
身為父親的馮友蘭，身為教授的馮友蘭，身為哲學家的馮友蘭，每一處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華。而他行於世的一點一滴又化作點化兒女心田的雨露，讓他們在那些顛沛流離、動蕩不安的歷史時刻始終能有一盞明燈指引他們前行，待風和日麗之後，那些昔日躲在樹蔭下的小苗們已是根深葉茂，他們把父輩帶給他們的熏陶延續了下去，讓它成為真正的可以流傳下去的家學瑰寶。
開拓思想的根脈
在東方文化里，向來都不缺少會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繼往開來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湧動、中西文化猛烈衝擊的大背景下，馮友蘭可謂是哲學史上的一代宗師，甚至有學者因其學術地位高而稱之為「新儒家聖人」。
從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答辯開始，馮友蘭的哲學巨輪便開始朝著集大成者的方向駛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著許多慕名前來的學生，但能被他稱讚的並不多，馮友蘭就是一個。當年杜威教授為了能讓馮友蘭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在推薦信中用十分真誠的語句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馮先生是一個真正的當學者的材料。」這句樸實無華的話激勵了馮友蘭，讓他更加堅定地、充滿信心地奮鬥著他的哲學夢。
當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學之路的馮友蘭，在學校里就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接收者和傳播者，他這種思想不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將這些新文化宣傳開去，以響應五四運動。於是，他和當時十來個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創辦了一個名為《心聲》的月刊，不承想開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當時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傳刊物。
1919年，馮友蘭完成在國內的學業，赴美國考察。次年，馮友蘭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師從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在他們的影響下，馮友蘭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接觸到了西方哲學理論。單就馮友蘭在美國期間學習一事論之，和其他赴美留學的學子比也許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但馮友蘭的厲害之處在於，他能將東西方兩種著眼點截然不同的論述相結合，用西方的思維方式思考東方的問題，這一點，便是他與眾不同之處。
在他看來，中國近代科學落後於西方，不是因為中國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國人傳統思維習慣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中國的傳統思維強調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為，而不注重知識的運用，千百年來，我們更多地強調內心的修養，向內不斷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維方式主張向外發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並在此基礎上引導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馮友蘭所說：「我出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帶著這樣的心境，馮友蘭學成歸國之後，從開封中州大學開始了他傳道授業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讓他成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哲學家的，是在抗戰期間，通過其所著的「貞元六書」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它的出現對於習慣了程朱理學的中國人來講，猶如思想界的一顆重磅炸彈，從問世那一刻開始，便讓馮友蘭成為學術話題的焦點。新理學的貢獻在於，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學精華——邏輯分析方法來改造中國傳統哲學千百年來籠統模糊的界定方式，為中國哲學邁出現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礎。
馮友蘭的開拓思想除了表現在他的哲學體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處處有所展現，只不過因為他的思想太過於璀璨而掩蓋了教育的光芒罷了。當年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在清華大學里形成了一股「清華學派」的風氣，具體來講就是既注重學生視野的拓展，又從不空談理想抱負；在強調做學問理論研究的同時，又鼓勵學生髮散思維，杜絕鑽牛角尖。應該說，馮友蘭對於清華大學人文的發展以及風格的形成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當馮友蘭游訪歐洲回來以後，他便和葉企蓀一起向清華大學提交了一個章程草案，大致的內容就是希望清華大學委派學生赴德國做交換生，以此來促進文化的交流和學術的深入研究，這在當時的清華大學乃至整個國家都是極為罕見的提議。畢竟德國曾經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剛剛經曆法西斯浩劫的中國人民一時間還對這個國度心有餘悸。但是，馮友蘭卻秉著學術的態度提出這個建議，對此，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十分支持，並在學生中選派了喬冠華、季羨林、郭福堂等三位學生赴德國學習。這幾個人，日後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績，在政界、文學界、醫學界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其中季羨林在晚年回憶起赴德留學一事時，仍舊感慨地說道：「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如果沒有他（馮友蘭）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
對於學生們，馮友蘭經常教導他們「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簡而言之就是四個字：「舊邦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說，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經過這麼多年的雨打風吹，至今仍舊生機勃勃，這意味著它賦予我們這代人的將是新的使命，而這個新的使命便是建設現代化，讓國家富強起來、民族從此興盛起來。
對於大學的培養問題，他曾經明確地表述道：「大學要培養的是人，不是器。」在他看來，所謂的「人」，是指對社會、對世界有著自己的判斷和思考的個體，他們不僅要對他們所專註的東西有所欣賞，對於以往的以及現在的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要懂得欣賞，比如文學、音樂、美術等。此外，大學除了教授學生們專門的某項知識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們欣賞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動性以及對社會進行判斷和了解的大腦。如此，學生才能最終成為一個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隻只會接受已有結論的器皿。
馮友蘭用「繼往開來」一詞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學工作，如果大學只是起到傳授已有知識的作用，那麼它也就和那些時興的職業學院無異了；而且大學老師不應該僅僅只會教書，他們應該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書籍。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馮友蘭在將哲學作為畢生追求的同時，仍舊不忘著書立說，原因很簡單，因為對他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老師應該有自己的學術成果和思想精華，否則，只不過是一部照本宣科的機器罷了。
出於對學術的尊重以及對獨立研究的客觀分析，馮友蘭多次提出應該把「學校」和「學術」區別開來，因為學術本身是一件極為純粹的事情，如果夾雜了其他因素，學術就會變了味道，最終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義，生生地被演變成了擺設。這樣的開創性的建議，即使是在現在，也未嘗不是需要勇氣的。如今的大學教育，雖然硬體設施、學生質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遙遙領先，但是老師的學術純粹性卻比以前減弱了不少，許多教師已經不是純粹地傳道授業了，他們有的僅僅是為了糊口，有的是為了混些名聲，因此現實的利益束縛住了研究的雙手，最後在文山會海、論文累牘的大背景下成了一個照著書本講演的提線木偶。
馮友蘭提倡獨立，他自己的學術研究也鮮明地帶著獨立的色彩。他所做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於當下，比如他選擇哲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社會大背景混沌渾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過哲學來撥雲見日。同樣地，他的哲學研究從來都不迴避現實，甚至用十分積極的態度去接近那些現實，並就此做出一番不同凡響的研究，比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馮友蘭就在清華大學開設了一門新的課程，名字就叫「毛澤東思想研究」，這在當時很多人看來都是需要勇氣的。
以上這些關於馮友蘭在思想上的開拓創新只是馮老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雖然無法長篇累牘地細細講來，但是我們卻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位哲學大師在思想上所有的連年輕人都不及的創新精神。應該說馮家的人都有這樣的精神特質，比如馮景蘭，他所學習的地質礦床學在當時的中國也屬於奠基學科，並且在20世紀60年代創新性地提出了「封閉成礦」的概念，由馮景蘭率先提出的這一課題，直到十幾年後才成為世界研究的熱門課題。而馮友蘭的妹妹馮沅君筆下的女性人物對封建禮教抗爭性強、獨立意識濃厚等特點，也是當時文壇少有的筆觸。
聽完了馮氏家族的故事，您是否對他們的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自古名門望族代代皆有，但沒有哪家能拍著胸脯說家風無益。良好的家風是傳家寶，就如同馮家一樣，從祖父開始便把「詩書傳家」的理想印刻在了孩子們的血脈中，若干年後，當他們經歷著不同時代的變遷、不同生存環境的轉化，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對於學問持之以恆的追求，還有那份與生俱來的開拓思想。也正是這樣的家族成就了馮家那些傑出的子孫們，而他們反過來又用自己的成績光耀門楣，這便是家族傳承的意義，同時也是家風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