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望族陳家·
一門五傑，人文淵源好傳統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山大學的校園裡，一間坐落在草地上的紅磚瓦房格外引人注目。它沒有禮堂壯觀，也沒有行政樓高大，甚至連某個院系的實驗樓都要比它多上兩三層。然而，就是這樣一座小兩層的房子，卻是中山大學最重要的遺址之一，因為那位曾在這裡居住並講學的老師，正是國學大師陳寅恪。
說不清楚他寫過多少手稿，也記不清楚他研究的歷史有多少故事，這個被稱為「三百年來只一個」的國學大師在那個新舊文化劇烈碰撞、人心惶惶的年代里，用自己恬靜的品質和獨立的精神開闢了屬於自己的文化大觀園。
有人說，讀懂了陳寅恪便讀懂了20世紀的中國文化史。而陳寅恪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核心。這一章，我們將從這個最突出的特質入手、從陳寅恪先生開始去了解這個在人文史上赫赫有名的陳氏家族。
作為民國時代與王國維、陳垣等人並存的「新考據學派」代表人物，陳寅恪對學術的研究從來都不會停留在單維度的領域。他是文學家，更是歷史學家，他能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種語言撰寫的文獻資料，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多個領域的歷史研究和文化考察。在隋唐的歷史里，他透過新樂府看出文學紀元的更迭；在魏晉南北朝的詩文里，他能讀出「竹林七賢」的別樣味道；在明清的朝代更迭里，他能剖析出民族大義最不為人知的所在。
熟悉陳寅恪的人都為他一生執著的「獨立」「自由」所折服，然而，鮮有人知道，他的這份精神並非自我萌生的，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祖輩們以身作則的教誨。他的父親陳三立在隱退山林之前就曾追隨祖父陳寶箴參與戊戌變法，並被人尊稱為「維新四公子」。儘管最終失敗了，但這份精神卻銘刻在陳三立的心中，並延續給了他的孩子們。所以，生於光緒年間的陳寅恪，雖然也是從四書五經的私塾完成學術啟蒙，但父親卻毫不猶豫地將他送出國門遊歷，這在當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美國、德國等地遊歷歸來的陳寅恪，眼界和視野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他能突破當時的思想束縛，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與父親陳三立對他學業的精心安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陳寅恪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譚的想象，也不是痴人說夢的假設，他的觀點總是超越常人的想象，但說起來卻頭頭是道、句句在理，連最頑固的老學究都無法找到辯駁的漏洞。講起來，陳寅恪的這些做法還頗有些革命家的風範。
除此之外，在文字工具的掌握上陳寅恪也將此精神貫穿其中。傳統的歷史研究里，國文撰寫的文獻記載通常都是唯一的論證資料，大多數學者習慣在其中求證歷史，但卻忽略了其他民族和國家對同一事件的看法。
在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期間，陳寅恪了解到西方歷史學領域有一個被稱為語言考證的學派，陳寅恪利用自己熟練掌握的十幾門外語，嫻熟地穿梭於各種外文資料中，將他們的作風吸納進自己的研究方法，從民族與文化兩個角度對歷史事件進行剖析，打破了長久以來「就史論史」的單維度研究習慣。這種研究在當時是極具創造性的。
歷史不是單面的，歷史人物組成的社會自然也不是單面的。為了能將歷史考證變得立體起來，陳寅恪運用「史詩互證」的方法，將文學和史學結合在一起共同研究，歷史和文學看似毫無瓜葛，但陳寅恪卻能自由地徜徉於兩大學科之間，不拘泥於某個單獨的領域不敢向前，也不會困在某個角落不敢邁步，他自在地漫步其中，一種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形成於這一時期。
思想的自由是父親陳三立賦予陳寅恪寶貴的財富。陳寅恪還是個學童時，父親陳三立就不要求他應科考、求功名，而是要求他博聞強識、學而有成，因此，陳寅恪並沒有參加鄉試這般的科舉考試，而是在十三歲時便出了國，輾轉遊歷多國后才歸國。父親的這個主張讓他跳出了文憑的條條框框，自由地學習各種喜歡而有趣的知識。在哈佛學習時，他曾是著名的「哈佛三傑」之一，但他卻並沒有在那裡獲得一張文憑。在他看來，學要能夠致用，他在一個著名學府里聽遍了所有課程，覺得知識儲備足夠讓他走出校門時，他便離開到另一處重新開始學習的歷程，就算這裡的學位證書唾手可得，他也不會因為一張證書而停下求學的腳步。用今天的眼光看陳寅恪的經歷，他的「任性」似乎有些可笑，但如此率真隨性的性格卻讓他博覽全書，而他也因此成為遠近聞名的「活字典」，最終成了文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大家。
做歷史研究的人從來都對「史德」有著執著的追求。這種貫穿於行業中的職業道德，其實更多的是對研究者自身品行的要求。面對宗教學、藏學和突厥學的廣袤領域，陳寅恪從來不暢所欲言，更不妄下結論。他悉心地將所有的材料歸攏到一處，然後用耐心和執著在其中探尋可能的線索。
枯燥在所難免，無果也順理成章，但他卻硬是用自己的倔強和對歷史的喜愛在繁雜的史料中得到了看似不可能的研究結論。蒙古源自何處、李唐家族的興衰、府兵制從何而來這些從來沒有人研究過的問題在陳寅恪的研究下終於以驚世駭俗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自成一家的學說招來質疑，他卻依舊據理堅持，從不退讓。
作為彰顯自身能力的表現，學者們習慣性地用專業卻拗口的術語對自己的研究進行闡述，但陳寅恪卻從來不這樣做。他崇尚平民化的詩歌，更對語言的通俗易懂有著自己的追求。他不願把自己的知識鎖在自己的腦袋裡，更不願讓它們成為晦澀難懂的枯燥理論。正因為如此，陳寅恪的課總是人滿為患、高朋滿座，連朱自清、馮友蘭、吳宓等著名教授都到他的課堂上聆聽他最獨特的見解、最平常的解說。
陳寅恪在學術里提倡的另一個重要思想便是「獨立」。多年前，一部名為《再生緣》的電視劇曾經火遍大江南北，這個講述孟麗君與皇甫少華愛情故事的彈詞作品在賺取了普通大眾眼淚的同時，也讓當年的陳寅恪淚流滿面。
或許，一個男人被一個愛情故事感動得青衫濕讓人難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看過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你就會發現，他對人性的探究從來不會被男女有別這樣的封建禮教束縛住，他對於社會的思考也不會因為世俗眼裡的偏見而隨意蓋棺定論。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一代文學大師竟對一個煙花女子如此上心，但是，在陳寅恪的眼裡，男扮女裝、替父申冤的孟麗君是勇敢的，出身低賤、大義凜然的柳如是也是勇敢的。在封建禮教的束縛下她們沒能擁有同男子一般的待遇和地位，但當危難來臨時，她們卻同男兒一樣用自己的臂膀扛起了危難與艱辛。
氣節是陳氏一門的精髓所在，當年陳寶箴和陳三立曾經因為參與戊戌變法而被清廷誣陷為「濫保匪人」，故而立志不再為清廷效力；如今陳寅恪將這些被遺忘在歷史角落中的女性提升到民族大義的高度，縱然周遭眾說紛紜，甚至惡語相向，他依舊堅定地堅持自己的思考，絲毫不為所動。
這種在禁錮中尋求自由和獨立的品質，與陳寅恪所提倡的精神理念不謀而合。他從來不做表面文章，更不會迎合學術界的官僚習氣，他總是獨立研究自己的學問，從來不會盜取別人的學術成果為自己作嫁衣，也從來不去依附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
人云亦云或許在學術界難以避免，但陳寅恪卻嚴格地為自己定了「四不講」的原則。凡是「前人」「近人」「外國人」和「自己」講過的，他統統不講，他所講的只是所有人都從未講過的新內容，他所說的只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和體會。
為了讓學生能感受到這種學術獨立的思維，陳寅恪在考試出題上也別具一格。最出名的題目莫過於當年他出「孫行者」的上聯。學生們只知對對子，卻不知道陳老師竟然會拿一個《西遊記》的人物出題。於是順藤摸瓜的傳統思維下，「豬八戒」「沙和尚」成了佔比最大的答案，能用「胡適之」這個名字應對的學生卻只有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的著名語言學家周祖謨先生一人。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作為根基的語言文字更是其中值得深思研究的重頭戲。和長篇累牘的史實考證或時事評論相比，單純的文字研究似乎顯得單調、無聊一些，但若不沉下心來玩味這些前人留下來的饋贈，那些被浮躁的氣息所覆蓋的真相和道理又怎能破開重重迷霧，回到國人的視野？
陳寅恪的很多著作都具有考證性，在證實歷史事件的同時，更側重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和尋求。在繼承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精神的同時，他將宋代學者總結義理的研究風範融入其中，並將他們總結成普世性的文字，以此作為當世之人可以共享的經驗與規律。這種務實的態度之於他的家族可謂一脈相承。在他所受的家庭教育里，仁人志士的氣節不可或缺，但無須將黨派、新舊等界限劃分得清清楚楚，只一點，就是要將民族國家的大義同自身的道路結合起來，此為陳家一直推崇的為人處世的最高境界，「富貴不能淫」是陳寅恪在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時展示出來的令人欽佩的傲骨。
1940年，陳寅恪應邀到香港大學任職，次年年底香港淪陷。作為享有世界名望的大師，來自日本學者的「不找麻煩」的請求信讓日本侵略軍對他尊敬有加。街上餓殍遍野，日本人則每天都給陳寅恪送來麵粉和糧食。然而，這位人格上極為獨立的大師豈是為五斗米折腰的懦夫。為了表達自己的不滿，陳寅恪從來不碰日本人送來的食物，就連家中的老小也從不曾動過一絲一毫。飢餓不可避免，陳寅恪便索性關起大門潛心治學。見陳寅恪巋然不動，日軍又重新想出了新的辦法，以出資四十萬為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為誘惑，希望他能為「大東亞共榮圈」做出應有的貢獻。這樣齷齪的伎倆逃不過陳寅恪的眼睛，他的嚴詞拒絕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生於政權更迭、時勢變遷的大時代里，陳寅恪身不由己，但能不被外界干擾，堅持心中那一方追求自由、精神獨立的凈土卻顯示了他過人的精神品質。進入20世紀80年代，出國的風潮隨著改革開放在中國興盛起來，人們在排隊朝異鄉遷徙的時候，卻忘了那些曾經最有資格留在國外的飽學之士卻千辛萬苦地想要回到自己的國度。如今我們在想方設法將孩子送出國門的時候，是否也像陳三立老先生那般用一根愛國的絲線牽引著他遠在國外的孩子，告訴他們根在哪裡、故土在何方，而不是讓他們以嫌棄為由拋棄這塊祖輩為之耕耘的熱土，如此，才是為人父的真正胸懷和氣概。
在一個感嘆大家何在的年代里，那些上口的名字成為人們追捧的對象；而在那個大家雲集的年代，「教授的教授」陳寅恪卻是他們膜拜的對象。
關於他的名字里「恪」字的發音應該為「kè」的言論從他出名之日起便喋喋不休，但陳寅恪卻在認真研究后，堅持自己名字的讀音應該為「què」。這是件很小的事，卻是件可以「見大」的事，因為從對名字的執著里我們不難看出這個知名學者對文化的獨立和認真。
陳寅恪的人生是令人矚目，也是令人欽佩的，那些難以複製的精彩在引來嘖嘖稱嘆的時候卻無法再次重現。也許，沒有了大家的時代是孤寂的，但大家的精神卻可以用傳承的方式延續。學術的研究還在繼續，一些未知的領域亟待人們開拓，只要堅持獨立、自由的研究作風，並心平氣和地深度挖掘，中國的文化和技術同樣能在新時代綻放絢爛的光芒。
「名門望族」是怎樣煉成的
作為民國時期最負盛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除了「教授之教授」的美譽外，還有「公子之公子」的雅號。關於前者，陳寅恪的博學和在清華的聲明足以作為佐證，而後者的緣由，則應該從陳寅恪的祖父說起。
翻開中國近代史，一門出五傑的盛況屈指可數。人常說富不過三代，但陳家的名聲和威望卻延續了三代。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三個兒子陳衡恪、陳寅恪、陳隆恪，任何一人的故事和經歷都是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裡閃耀的明珠，這些經歷中透露出來的陳家獨有的民族大義和革新思想無一不是優良家風的極致體現。
人需要理想，更需要堅持理想的執著。對於陳家來說，「堅守信念」是矢志不渝的家族品格，這樣的品格形成既是因為歷史事件的造就，也是因為個人秉性的錘鍊。作為清朝時期身懷治國抱負的學子，陳寶箴中舉時，整個封建王朝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太平天國暴動激化了國內矛盾，列強虎視眈眈更讓這隻曾經的東方雄獅成為他們眼中的獵物。
為了讓百姓免遭內戰的苦難，陳寶箴跟隨父親一同訓練士兵，以此抵禦太平天國的襲擊，但這樣的舉動卻沒有消除陳寶箴內心對變革的渴望。英法聯軍那一把火把整個圓明園燒成了灰燼，如此肆意的侵犯所昭示的正是國難當頭的民族危亡。原本，陳寶箴準備三年後再考取功名，但這一刻他卻更希望能投入軍營，成為上陣殺敵的勇士。就這樣，他成了曾國藩湘軍中的一員。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用自己在兵法上的造詣和在管理上的能力贏得了曾國藩的賞識，並由此開始了自己的仕途。
每段歷史都會有一個拐點，正如每個家族都會有一個關鍵人物一樣。回顧陳家的興盛，陳寶箴的升遷和發跡無疑是重大的突破。作為久居江西的客家人後代，陳家的祖輩們一直以來都過著簡單而普通的生活。高門大戶算不上，但日常的生活用度還能夠得以滿足。到了陳寶箴這一輩，官場上的發跡成就了這個家族長達百年的盛況。
得到曾國藩的賞識后，陳寶箴在官場上平步青雲，到他擔任湖南巡撫時，陳家已經是當地有名的望族。那時，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戊戌變法正在光緒帝的授意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為了讓國家儘快擺脫積貧積弱的局面，陳寶箴順應時代潮流，在湖南推行新政，並讓這個古老的省份迅速成為最有生氣的地方。
政治從來不是靠理想就能完成的事業，即便當事人提出的政見如何正確也終究抵不過當權者的個人喜好，而光緒和慈禧便是這樣的關係。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讓有志之士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老佛爺並不贊同，她一聲令下，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反叛的罪證，出謀劃策的謀臣良士一下成了居心叵測的叛臣賊子。行省文書下達，陳寶箴收到上級捉拿逆犯的通知，仔細思量間，內心對改變現狀的渴求還是讓他做出了保舉戊戌君子楊銳與劉光弟的行為。
在那個落井下石、人人自危的特殊時期，明哲保身顯然是最好的選擇。革命總要有反覆，在很多人看來一兩次失敗在所難免，如果為了這樣的突發事件而喪失自己的官職實在得不償失。所以，得知變故的官員們幾乎都緘口不言，哪怕知道譚嗣同等人並無罪過卻也不敢求情。
然而，陳寶箴卻大義凜然地站了出來！後來陳寅恪在堅持自己學術論證時的勇氣絲毫不亞於此時的祖父，可見，祖父的故事在正值壯年的陳三立身上、在年幼的陳寅恪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牽連在所難免，陳寶箴的仗義在當權者的怒氣里自然而然地成了忤逆的罪證。就這樣，陳寶箴被罷官了，但他卻並不因此感到沮喪，因為比起違心的奉承，問心無愧才是符合他個人品格的行為。
作為和譚嗣同、丁惠康、吳保初並稱為「維新四公子」的陳三立跟隨陳寶箴一同進行了戊戌變法期間的改革，自然能對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感同身受。被貶黜的日子裡，陳三立從來沒有抱怨，相反，他對父親的行為很是讚賞。革命失敗后，他將心思投入詩歌創造中，並成為清末民初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
1924年，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訪華。雖然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參與者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但與泰戈爾互贈詩集的卻是年過古稀的陳三立。
文人有傲氣，更有傲骨。雖然陳三立因為詩壇上的成就而享有「詩名滿海內」的讚譽，但這個心懷天下的詩人對國家民族危亡的關注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袁世凱行君主立憲時曾託人請陳三立出任參政議員，陳三立因為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甚是反感，因而嚴詞拒絕，拒不出席。盧溝橋事變后，他更是以八十五歲高齡絕食殉國，場面慷慨悲壯，令人敬佩。這樣的堅決或許難以理解，但回顧陳寶箴當年的凜然和堅決，陳三立的殉國雖在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
什麼樣的表現算愛國，不同身份、不同閱歷的人其表述自然莫衷一是。然而，不管行為上的差異如何巨大，那種隱藏在舉動背後的情感卻如出一轍，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這樣的論斷在後來陳寅恪傾注心血著述的《柳如是別傳》中依稀可以看到蹤跡。換言之，正是父輩們關於愛國的基調奠定了陳寅恪與眾不同的審度柳如是的眼光。陳寶箴不願意成為殺害戊戌君子的劊子手是他對一個即將沒落的民族和國家的感情使然，陳三立用自己的生命表達對侵略者的憤慨也同樣基於對中華民族的情感。這是一種國人的情緒，更是一種鐫刻在家族血液里的品德。它不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喪失，更不因為朝代的更迭而走樣；它是前輩的教導，更是後輩的繼承。無怪乎陳寅恪能拒絕日軍的「饋贈」，這種源自家族的倔強從一開始就滲透到他身體和思想的每一個角落。
作為官宦後代，陳三立的兒子中自然也會有從政之人，雖然三人中只有陳隆恪在仕途上發展，但父輩們的為官之道卻在他身上得以延續。從新中國成立前的電訊局、郵政局、稅務局、財政廳，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文物局，二十年間，陳隆恪管理的部門種類各異、領域廣闊，但憑著父輩們留下來的敢於挑戰、勇於革新的品質，讓他在這些崗位上遊刃有餘。
陳氏家族詩書傳家的風氣也傳遞給了每一個後人，即使走上仕途的陳隆恪也有另外一個重要身份，便是近代著名詩人。文學造詣上，三兄弟中陳隆恪不能排在第一位，但就是這樣一位在家中「算不上」名次的二少爺，卻依然在近代詩壇上開拓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文風與父親陳三立接近，在繼承了傳統詩文藝術的基礎上，融入了自己對新時期的理解和感悟，從而使自己的詩歌在飄逸洒脫的表象下多出了幾分與時俱進的深沉思考。而這，正是大哥陳衡恪最為讚賞的地方。
如果說文學和藝術是相通的，那麼陳家三兄弟的成就正是對這句話的印證。年幼時，陳寅恪與哥哥們都在日本留過學，異國求學生涯里，兄弟三人分別在文學的世界和藝術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陳寅恪自不用說，陳隆恪也在詩歌上頗有建樹，而大哥陳衡恪的成就則是在繪畫領域。
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除了皇家珍藏的歷代名作外，還有一幅名為《讀畫圖》的作品便是陳衡恪所作。和齊白石相比，陳衡恪的名聲並不算太大，但就是這位在齊白石落魄不堪的時候指點迷津的「默默無聞」的畫界前輩卻開創了中國畫作的新境界。
在他的藝術生涯里，花鳥畫是最主要的主題，但為數不多的人物紀實題材畫作卻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作品。當年在日本，陳衡恪曾經學習過西方繪畫技巧，對其中的人物及場景刻畫頗有心得，雖然陳衡恪回國后選取的繪畫方向仍然是以「意會」為主的國畫，但具象化的西畫手法卻被他嫻熟地運用其中。
也許有很多人都十分驚嘆為什麼陳氏家族中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的造詣。其實，他們在父親的安排下出外留學時父親並沒有給他們設定什麼目標，而叮囑他們要學會學貫中西、以長自己之才能。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似鬆散的環境反倒給了孩子們無限發揮的自由空間，讓孩子不被束縛、不被禁錮，從而真正發現那些適合自己的方向去開發潛力。
長久以來，中國的閉關鎖國讓人們在故步自封里沾沾自喜，藝術領域的融會貫通更是無從談起。國門打開后，眾多有志青年前往他國求學，他們再將國外的精華帶回國內的時候，給中國的發展輸入了新鮮的血液。對於陳衡恪來說，西畫或許不是最讓他著迷的風格，但那種用筆觸細緻刻畫人物和場景的做法卻實在令人吃驚。和中國的工筆畫相比，西畫的細緻程度自然更勝一籌，色彩和明暗上也更加講究。看著如此非同尋常的筆觸，熱愛繪畫的陳衡恪怎麼能不動心呢？
畫作里刻畫的人物栩栩如生，不同人物眉宇間的神態更是精彩紛呈。和眾多追求畫面效果的畫家相比，陳衡恪對畫作的要求更具深度。除了形似與神似，畫中體現出來的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用今天的話講，每一幅畫都是人間百態的一張「快照」，但就是這一瞬間的畫面所表達的內涵卻足夠讓每個畫家細細思考。描繪某個燈紅酒綠的場所里歌舞昇平的場景或許可以獲得色彩良好、人物活躍的畫面效果，但其中反映出來的奢靡腐朽卻讓人不由得對畫作里蘊含的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產生質疑。畢竟一幅成功的畫作里，躍然紙上的不單是人物和場景，更是畫家本身對世界的觀察和對生活的感悟。
在習畫的陳衡恪身上，同樣展現著陳氏家族「堅守」的魅力。父親跟隨祖父堅守革新的理念，陳寅恪堅守做學問的底線，而嚴格恪守畫作的品位則是陳衡恪為自己定下的堅守的目標。一個潔身自好、堅守原則的畫家筆下所描繪的必是能反映社會現狀、人生百態的好作品。
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風格習慣，陳家子弟對心中信念的堅持與認真從祖輩便開始延續下來，不論時代如何變化，不論政權如何更迭，他們心中的信念從來不會因為外界的干擾而改變。瞬息萬變的時代里，因為眼前短淺的利益放棄心中原則之人比比皆是。親情和友情成為他們背叛的對象，甚至連國家利益都能成為他們謀利的工具。
外憂內患的時代里，漢奸的胡作非為讓人感到厭惡，更覺得恐懼，因為曾經還是街坊鄰里、至朋至親的人一夜之間成為侵略者幫凶的事實讓戰爭年代的不安全感更加強烈。好在，還有一些寧死不彎腰的人挺身而出，用堅持內心信念的作為給予混亂里的人心一絲生存下去的勇氣和希望。
對於「堅守陣地」一詞，或許禦敵於千里之外的行動看上去更為貼切些，但文人對自身修養的要求和對外界干擾的剋制又何嘗不是對這個詞的另一番解釋呢。他們沒有高超的武藝對抗暴力的侵襲，也沒有巨大的權勢號令天下從此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但他們的表達和反映在學問里的思想道理卻能直擊人心，並最終成為閱讀者心靈和思維的指引。
智慧在生根之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陳寅恪的經歷幾乎可以用傳奇來形容，因為他雖然是清華大學里沒有文憑的「野路」學者，但他學識上的淵博和學術上的造詣卻足夠讓人瞠目結舌。
當年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的時候，曹校長曾經因為陳寅恪沒有博士學位、沒有著作而打算將他拒之門外。幸好梁啟超趕緊阻攔，並建議曹雲祥聽陳寅恪講一堂課才讓這個五百年才出現一次的學術大師得以蜚聲中外。
在梁啟超的眼裡，自己一生奮筆疾書的等身著作還不如陳寅恪的寥寥百字；大名鼎鼎的馮友蘭也因為欽佩陳寅恪的才華而畢恭畢敬，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他的課堂上當一名普通的學生。
1925年，在中國國學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這個提倡用新時代的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國學典故，旨在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優秀國學人才學院除了是中國優秀學者留美的預備學校，更為國內外的國學大師提供了良好的溝通和切磋平台。
作為其中的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的出身簡直可以用「普通」二字來形容，因為他沒有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那張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證書，也沒有梁啟超從戊戌變法一路走來的先知聲譽，更沒有王國維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創舉。然而，正是這個在西方著名校園裡遊歷了一圈后「空手而歸」的普通人，卻成了眾人敬仰的文學泰斗。
當一個人的學問到了深不可測的程度時，思維的融會貫通和嫻熟跳轉依靠的不是簡單的死記硬背，所以陳寅恪的經歷聽上去更像是一個神童的故事。人們在感嘆他知識淵博的同時，便不由自主地認為他的智力定然超乎常人。
但是，事實終究不會以人們的想象為轉移。在父親的眼裡，陳寅恪同其他兩位兄弟一樣並沒有天賦異稟，有的只是需要勤奮努力的背影。當仰視的目光回退到智慧生根之前、光芒四射的背後，一個秉承勤能補拙的、質樸的陳寅恪打破了人們關於天生神通的想象。
留洋十幾年，陳寅恪從來不將自己束縛在一張學位證書里，更不會在院系課程或者畢業論文上投機取巧、避難就易。任何一個他居住學習過的學校所頒發的文憑都足以讓無公職無出路的他衣食無憂，但和這些輕薄的紙張相比，為了讀書而讀書的陳寅恪帶回來的卻是世界上乃至人類文學史上最珍貴、最瑰麗的東西。
不論是書本的精神內核還是紙張的優美文字，無論是各國的歷史過往還是現今各民族的風土人情，只要是觸手可得的，陳寅恪都用他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將它們統統吸納進自己的思維體系中。和其他人用碩士、博士的頭銜裝點門面，陳寅恪對「學到了什麼」更加重視。
燈光下，他逐字咀嚼字裡行間的內在含義，筆觸劃過紙張的瞬間，心與腦也在積累和思考中得到沉澱。在柏林苦讀的時候，陳寅恪被同學們冠以「讀書種子」的稱號，這個用精力苦讀、用心思巧讀的年輕人如同一塊沉溺在知識海洋里的海綿一般，本能地吮吸著身邊的養分。
這樣的習慣一直保持著，直至陳寅恪為人父之際，仍舊可見他刻苦鑽研的背影。女兒陳美延回憶起父親陳寅恪時說，很多著作和工作陳寅恪都是在一個簡易的箱子和一張小板凳的組合下完成的。簡陋的環境經常使他汗流浹背，但是他從未因此而間斷。在父親的影響下，孩子們懂得了什麼是刻苦、什麼是堅持，並且練就了她們嚴謹論斷的習慣。
和別人出書時的奮筆疾書不同，陳寅恪的著作大多是平日里用功讀書的筆記，每閱讀一次，他都會將之前相關的知識積累重新翻出來比較，以此總結出兩者的同性和差別。梁慧皎的《高僧傳》他做了大量的批註，以小見大的雋雅文字在密密麻麻地擠滿書本縫隙的同時，更將陳寅恪關於歷史的獨特見解一一記錄下來；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上，那些橫穿古今的思考和發人深省的質問又將他常讀常新的滾動式思考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哈佛求學的日子裡，陳寅恪的性格開始從年少輕狂向成熟冷靜轉變，這種時光沉澱的厚重讓他更具備了與深邃歷史同行的資本。主觀被客觀所取代，偏執的眼光邁出了反向思考的步伐。對《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及《劍橋中古史》等幾十本巨著的連貫閱讀，讓他重構了那個過往的世界；作為第一個通讀德文版《資本論》的中國人，陳寅恪更懂得如何用不同的哲學思維探究中國的文學和歷史。
乾嘉學者重視利用第一手資料作為研究的資本，德國米勒諸學者更是強調利用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學問。陳寅恪在將前人的思維融會貫通，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基本材料進行刻苦的鑽研，不論是去浮華、疾虛妄的作風，還是取信徵實的方法，陳寅恪從來不因為工作的勞累而偷工減料，也不因為急於求成而放棄當下的苦讀。從這個層面上講，陳寅恪的博學與他每天固定時間的刻苦鑽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勤奮是一種品質，是一種可以借鑒、流傳的風氣，父母的作用不是用各種手段去強迫孩子完成學業，而是應該啟發孩子們去認識勤奮的意義，並且教會他們勤奮的方式，如此，比起整天給孩子們制訂學習規劃要有效得多。
和陳寅恪一起到過柏林的趙元任一直記得這個學術上的痴人喜歡在午飯時點一盤炒腰花下飯。在清華重逢時，陳寅恪與趙元任同住期間，他特意叫廚子做這道菜為好友接風，誰知直到這頓飯吃完，陳寅恪的筷子一次也沒沾到這盤菜。趙元任很是詫異，陳寅恪卻十分淡然。他告訴好友，自己一直以來都不喜歡吃腰花，在柏林之所以天天點這道菜下飯是因為腰花是德國最便宜的食材，唯有如此，他才能省下錢來購買更多的書籍查閱、研究。
一句話說完，趙元任和妻子的眼眶濕潤了，雖然這僅僅是一個普通人對一道家常菜前後矛盾的態度變化，但從這件小事上，趙元任卻看到了陳寅恪生活的清苦和他在學術上的執著追求與認真探索。
這不是陳寅恪貧困潦倒時被逼無奈的清高，更不是他在他人面前作秀的表演，這種將學術研究融入自己生命的執拗早已融化在陳寅恪的生命里，即便是功成名就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保持著最初的謹慎和刻苦，哪怕是給初出茅廬的學生們講課，他也未曾因為聽課者的淺薄而有所怠慢。
學生們驚訝於陳寅恪的博學，對他課堂上的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他們不知道，就是這樣一位有深厚知識儲備，完全可以信手拈來便講完一節課的「活字典」，卻在備課室認真到了極致。
每個學期開始，陳寅恪都會向助手說明這一個學期他要講的內容，然後將相關的書籍拿出來交與助手，並在助手的朗讀中將重要的問題和思考一一記錄下來。
《資治通鑒》《通典》《會要》《六典》《唐書》，陳年的文獻、簡潔的文字，看起來都晦澀難懂，陳寅恪卻只需要聆聽便能知道其中的深意。回顧陳寅恪備課的過程，一切就像行雲流水一般，而陳寅恪彷彿一個徜徉其中的遊人，隨處站定都能說出一兩句名言，導出三兩點心得，甚至連不同版本的史籍之間的差異，他都能快速地指出來。
待助理讀完課本，陳寅恪將先前的心得重新整理一番，看似隨口說出的話語稍加記錄便成為講課的教案或是詳細的提綱。
「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曾經的助理王永興一句簡單的回憶道出了陳寅恪做學問最大的特點和品行。雖然民國時候，華北學術界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間互相排擠，但是無論出身哪個派系的學者都不敢對陳寅恪有任何非議，因為這個用信念堅持做有品質、有尊嚴的學問的人，實在堪稱學術界的傳奇。
聽他的課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對人性和品質的洗禮和教誨。裝束一成不變的陳寅恪看上去像個古板拘謹的老學究，但課程的精彩紛呈和新鮮震撼的理解卻讓他成為最與時俱進的國學標杆。更可貴的是，陳寅恪通過他神聖的職業將他身上關於學問和人生的探究突破了家族傳承的限制，成了一種廣受學生尊重和崇尚的品行。
在國學大師吳宓看來，陳寅恪講課內容的珍貴如「字字如精金美玉」，而東方學大師季羨林則用「細入毫髮，如剝蕉葉」的形容將陳寅恪講課的風格做了形象的刻畫。
雖然只是旁聽，但那堂關於佛經翻譯文學的課程卻足夠讓吳宓、季羨林和其他學生牢記終生。沒有武斷的評論，沒有誇大的言辭，不刻意歪曲過往的歷史，不對環環相扣的情節斷章取義。山重水複，柳暗花明，到達彼岸豁然開朗之時，關於佛學前所未有的新見解便這樣深深地鐫刻在了堂下學生們的心裡。而陳寅恪學風的端正、學習的刻苦和對學術的認真也在不經意間成為感染莘莘學子最可貴的精神財富。
和墨守成規的老師不同，陳寅恪從來不會將課堂變成形而上的場所。上課是否點名，平素是否做小考測驗，大考的考試範圍限定在哪些章節，這些問題陳寅恪從來都不去考慮。對他來講，一問一答的筆試，或是為了應付任務而書寫的論文，只不過是敷衍了事的做法，因為對所學之物融會貫通，並提出獨特心得的做法才是學以致用的最終印證。而這樣的觀點，正是他多年來治學研究后的經驗總結。
作為教授，陳寅恪的知識水平是無人能及的，但他沒有因此改變自己刻苦攻讀的習慣。數不清陳寅恪通讀南北朝史、唐史和明清史的文獻到底多少遍了，但即便雙目失明的晚年，他仍然在助理的閱讀中不停地重溫這些爛熟於心的文字。無怪乎他每次的課程都能找出不同的側重點，無怪乎每次的內容都能做到不重複。陳寅恪一絲不苟，孜孜不倦的研究態度讓他的思想和觀念在保持常新的同時，也給國學和歷史提供了更多的驚喜和可能。
抗戰結束后，陳寅恪因為疾病的折磨而雙目失明，在他自己取名為「不見為凈之室」的書齋裡面，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建議體弱多病的他暫時不要開課，但陳寅恪卻回答道：「每個月學校給我的薪水不少，我光拿錢不幹活那怎麼能行？再說我是教書匠，若不教書怎麼配得上教書匠的稱謂呢？」
陳寅恪的幽默是公認的，但這一句自我打趣卻並沒能換來雷海宗的笑聲。在陳寅恪看不到的地方，這位清華大學堂堂歷史系主任因為他難得的平和與認真落下了感動的淚水。
時過境遷，當我們重新品味這位國學泰斗的求學過程和教學理念的時候，那些久違的品質與精神成為今天這個時代里理應被呼籲的學術道德。陳寅恪的研究成果雖然停留在他離開人世的那一刻，但那種關於學習和學術的態度卻時刻不停地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日新月異的生活節奏讓那些需要不斷重複的單調工作變得呆板、落後，但不論面對博大而宏偉的國學世界，還是深不見底的學術研究，愚公移山式的刻苦和鑽研仍舊是成就輝煌的唯一途徑。
或許，你可以將別人的文字改頭換面后拼湊到一起做出屬於自己言論的假象，也可以在別人提出的觀點裡署上自己的姓名，但如此快餐式的成果卻經不起時間和人格的推敲和考究。而這，正是在如今這個時代重讀陳寅恪的價值所在。
盛名背後的點滴
每個時代，似乎都需要浪漫做點綴，即便是「烽火連三月」的民國時代，關於風雲人物的愛情故事也能成為眾人的談資。徐志摩、林徽因，魯迅、許廣平，這些閃亮的名字背後，是一段段或刻骨銘心、或津津樂道的愛情故事。
作為民國時代最具盛名的家族之一，陳家的少爺們如何完成自己的怦然心動自然也為人們所猜想，即便才子配佳人的故事只在戲台上演出，人們還是固執地希望能在現實中找到實現的可能。
可惜，陳家的三代男丁讓好奇的人們徹底失望了。且不說陳寶箴、陳三立這兩個舊王朝的人物，即便是陳衡恪、陳隆恪和陳寅恪三兄弟也沒有一人傳出關於愛情的風月無邊，或是情竇初開的浪漫故事。
傳統的婚姻模式下，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和陳衡恪、陳隆恪兄弟倆分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固定模式下找到了自己相伴終身的伴侶。陳寅恪雖然長期留學海外，但最後也一樣在波瀾不驚的相親中找尋到了自己的妻子——唐篔。
在英國時，陳寅恪與吳宓、徐志摩等人曾經就愛情做過專題討論。和熱情洋溢的徐志摩相比，陳寅恪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情白痴」，因為除了包辦婚姻，陳寅恪對自由戀愛簡直一竅不通。然而，世事難料，當對愛情充滿渴望的徐志摩在感情的旋渦里痛苦不堪的時候，看似木訥的「書獃子」陳寅恪卻在那場完全寄託於傳統媒介的婚姻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遲來的幸福。
儘管陳氏家族的男丁們都是遵循傳統模式開啟自己的婚姻生活的，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擁有了溫暖而持久的婚姻。也許是父輩們對婚姻的恪守、對家庭的極力維護讓孩子們知道了家庭的重要意義，即使到了今天，人們依舊認為良好的夫妻關係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1926年，遊歷各國潛心求學的陳寅恪回到清華任教，三十六歲尚未婚配的他讓父親陳三立既尷尬又著急。在二十歲便弱冠的時代里，兒子的「高齡」未婚的確罕見，陳三立見陳寅恪仍然像個沒事人一樣好不著急，心中的氣憤一下就上來了。為了兒子能早日成家，陳三立向他下了「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的最後通牒，陳寅恪見父親決心如此之大，只好請求老人家寬限些時日。
緣分向來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時眾里尋他千百度，最後卻發現那人只在燈火闌珊處。對於陳寅恪來說，父親能息怒已是極大的幸事，但如何才能真正找到一個相伴終身的人卻實在難為他。為了躲避婚姻這檔子事，陳寅恪索性搬到好友趙元任家中居住，但時間太長影響了別人的正常生活陳寅恪也過意不去。無奈，毫無愛情經驗的他只能聽從好友們的建議，開始考慮婚姻大事。
有一天，陳寅恪在好友、體育教師郝更生家中做客，郝更生無意中說起自己女友的義姐畫了一幅極妙的畫作，但上面寫的「南注生」三個字卻甚是怪異。陳寅恪聽到好友的描述，心中一下對這個作畫之人充滿了憧憬和敬仰。他向好友解釋道，「南注生」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別稱，能以此名落款的女子定然是唐景崧的孫女。
一句話讓郝更生茅塞頓開，他對作畫的女子感到欽佩，更為陳寅恪的淵博所折服。在他發出嘖嘖讚歎的時候，陳寅恪提出了自己想要見一見這個女子的請求。郝更生覺得這或許是解決陳寅恪終身大事的機會，便當即應下了陳寅恪的請求，並安排二人在中央公園見面。
那是一個風清日朗的下午，陳寅恪見到唐篔的那一刻並沒有多少浪漫情調可言。交談中，關於個人生活的詢問多是家庭背景和求學經歷，甚至連陳寅恪走路為何會微跛的解釋也成了談話的內容。沒有牽手的浪漫，沒有嬌羞欲滴的躲藏，但陳寅恪卻感覺到眼前的唐篔便是自己等了那麼多年的人。
對文學的共同理解讓二人無話不說，對人生的未來規劃也讓他們看到了一同前進的可能。就這樣，兩年後，陳寅恪挽著唐篔的手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作為名門之後，唐篔並沒有想象中的嬌氣，這一點或許和她的家族延續了祖父的堅強品性有關。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房小姐不同，唐篔讀書識字后選擇的深造專業竟然是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如果說體育精神造就了唐篔的堅強多少有些牽強，但這種輕易不言敗的職業習慣卻的確為她與陳寅恪今後的苦難生活帶來了堅持下去的勇氣。
女兒出生后，唐篔的心膜炎誘發為心臟病，身體狀況一落千丈；丈夫雖然頂著「中國文化託命人」的光環，卻壯年盲目，暮年臏足。和林徽因一樣，唐篔在學術上的聰穎和才華並不遜色，若要讓她在在自己的領域裡闖出一番天地，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文人的家庭生活里，唐篔絕對算得上是一位好妻子。且不說她跟著丈夫顛沛流離、受盡波折，最令人讚歎的，是她將全部的智慧和心神都用在這個苦難重重的家庭上，對此，她毫無怨言。在很多人眼中，陳寅恪是光芒四射的國學泰斗，他的個人生活和他的學術成就比起來，都是黯淡無光、不足掛齒的。但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是，陳寅恪的成就背後，唐篔是功不可沒的重要角色。
在家風的傳承中，妻子、母親的角色往往是舉足輕重的，因為她們不僅關乎到一個家庭的完整、溫馨與否，很多時候還是下一代的啟蒙老師，她們的喜好、品行很多時候都會直接作用在孩子們剛剛萌發的心智上，影響深遠。
作為生活伴侶，唐篔照顧著陳寅恪的殘病之身；作為工作上的助手，唐篔幫助陳寅恪整理了相關的學術專著；而作為思想上的知音，唐篔更是用自己的情懷和心靈，幫助丈夫走出情緒的低潮，解開思維的死結。
1951年，高血壓讓陳寅恪不得不依靠安眠藥入睡，心感悲涼的他寫下「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綠蔭成幕聽鳴蟬」的詩句。唐篔見丈夫如此傷懷，便在其後附上「排愁卻病且參禪，景物將隨四序遷。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聞蟬」的詩句為他排解憂愁。
見丈夫寫下「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的詩句發牢騷，唐篔用「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的平和為他化解；見丈夫因為懷念燕都舊居而寫道「數椽卅載空回首，忍話燕雲劫後塵」，唐篔用「仙家韻事寧能及，何處青山不染塵」的詩句安慰。
在女兒的記憶里，陳寅恪和唐篔並沒有多少恩愛浪漫的畫面，但所有人都對他們的相知相伴心知肚明。
有一次，陳寅恪的助手忽然離開，陳寅恪還未來得及找新的助手，唐篔便主動請纓，為陳寅恪整理書籍、著作，以此保證他能順利開課。到晚年，雙目失明的陳寅恪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之外的舊文編纂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等著作，並撰寫了八十五萬字的巨著《柳如是別傳》，如此艱巨的任務中，唐篔的付出也為眾人所欽佩、讚譽。
作為許廣平的老師，唐篔自然沒有五四運動之後成長起來的青年們激進，但跨越兩個朝代的人生經驗，卻讓她天生有了與時俱進的思想。而這，恰好與她內在的、來自傳統道義的賢惠相得益彰，並最終成就了陳寅恪背後優秀妻子的傳奇。
在男人三妻四妾還被允許的年代里，一夫一妻且牢牢記住結婚紀念日的男人並不多見。民國十大情侶中，胡適的「懼內」被讚許為疼愛妻子的具體表現，相比之下，陳寅恪雖然沒有多少好玩、有趣的故事，但每逢結婚紀念日便題詩一首的習慣卻是他鐘愛妻子的用心之處。
1928年，剛剛進入婚姻生活的大才子陳寅恪為妻子寫下了第一首詩：「當時詩幅偶然懸，因結同心悟宿緣。果剩一支無用筆，飽濡鉛淚憶桑田。」1951年，已然成家二十四年的陳寅恪又一次提筆紀念這個難忘的日子：「陵谷遷移廿四年，依然笑語晚燈前。文吳之事吾能及，同隱深山便是仙。」
歷史的煙塵里，英雄豪傑、文人墨客對歸隱成仙的美好充滿了嚮往，可遇不可求的生活狀態在坎坷的現實面前引發的是人們的失望和無奈。陳寅恪的真實生活並不算順暢，但妻子的存在卻讓他的內心有了一種難得的安寧和祥和。
人需要慰藉，來自親人的陪伴和撫慰是艱難困境下生命得以延續的重要依靠。對陳寅恪來說，被生活逼到角落，甚至生無可戀的時候，唐篔是他生活下去的指望和勇氣。無怪乎陳寅恪對女兒們的教誨里，對母親的充分尊重這一條「規定」遠遠優先於尊重自己，因為唐篔就是這樣一個令陳寅恪佩服、喜愛，寧願自己受傷也不願意他被別人欺凌的完美妻子。
1967年，陳寅恪因病醫治無效在廣州逝世。這位中國國學研究史上璀璨的明星終究不敵生命的脆弱而隕落、流逝。那些厚重的書籍還在湖南的房間里存放著，送走丈夫的唐篔獨自一人坐在書堆里發獃。面對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的逝去，唐篔的心彷彿被掏空了一般。那種熟悉的氣味還在空氣中蔓延，熟悉的面孔卻再也見不到的痛楚如嚙咬的蟻蟲在唐篔的傷口上越鑽越深。
世俗的眼光里，照顧一個病懨懨的丈夫是女人最大的悲哀，但唐篔卻並不這樣認為。對她來說，陳寅恪不但是自己的丈夫，更是難得的知己，是仰望的偶像。1955年，結婚二十八年的陳寅恪在詩中寫道：「同夢匆匆廿八秋，也同歡樂也同愁。」唐篔見丈夫發出如此的感慨，便和著原來的韻律，寫下了「甘苦年年慶此秋，也不惆悵更無愁」，以此將自己對丈夫深深的愛意婉轉地表達了出來。
唐篔是渺小的，因為她沒有驚世駭俗的學問，也沒有著作等身的成就，但唐篔也是偉大的，因為在陳寅恪耀眼的光芒里，她從來不去爭名奪利，只默默地在光芒照射不到的黑暗角落裡支撐著陳寅恪走完人生之路。
陳寅恪的父親給予了他生命的同時，將陳氏血脈中追求獨立自由、堅守等品性烙印在他的靈魂里；而唐篔則在幫助陳寅恪形成自己獨一無二的人格魅力，並且將其延續下去的問題上，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歷史有時候是自私的，它只會記住那些影響重大的時間和璀璨奪目的盛名；但歷史也是博大的，因為它會留給光環背後那些默默無聞之人一個簡單的記錄，即便只是一個普通的名字也能讓這樣一個人在口口相傳中得到永生。
盛名背後的點滴，或許只有當事人自己才知道，但當這些和普通人一樣的辛酸點滴重新被講述出來時，故事裡關於現實的意義和價值便化成了那杯苦澀濃茶最醇香、最驚艷的回甘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