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

人思想的強大來自於認知力，認知力來自於洞察力，而擁有洞察力只需做到不「一葉障目」！

佛家的說法印手勢早已告訴眾生，只要不一葉障目就「了！剛出生的孩子，雙眼還未睜開，他的心是赤紅的，所以叫「赤子之心」！

面對這個世界的無數幻影，潮起潮落是是非非，人與人智慧的起點是一樣的。

而後天產生巨大差距，是因多數人都蒙蔽了自己的雙眼，失去觀看和洞察這個世界最基本的功能。

失去功能就看不清，就隨波逐流，只能做棋子；

而人看待世界的時候，區別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擁有是非觀。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都由此展開。

是非觀就是人怎麼看待世界！

而人觀看到什麼，就會思考到什麼，在這個過程里，思想的深刻與淺薄拉開差距。

淺薄的人是「視而不見」，就算看見了，他也不以為然；

深刻的人是「不視而見」，哪怕眼睛看不到，但也能感受得到。

剛出生的孩子，雙眼還未睜開，他的心是赤紅的，所以叫「赤子之心」！

面對這個世界的無數幻影，潮起潮落是是非非，人與人智慧的起點是一樣的。

而後天產生巨大差距，是因多數人都蒙蔽了自己的雙眼，失去觀看和洞察這個世界最基本的功能。

失去功能就看不清，就隨波逐流，只能做棋子；

而人看待世界的時候，區別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擁有是非觀。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都由此展開。

淺薄的人是「視而不見」，就算看見了，他也不以為然；

深刻的人是「不視而見」，哪怕眼睛看不到，但也能感受得到。

論演義還是歷史，曹操都有一個公認的評價：「奸雄」。在我們普世的價值觀里，他本就是一個充滿矛盾色彩的人。喜歡和不喜歡他的人，總能說出各自的理由，不過，任何片面的理由，都不足以給曹操蓋棺定論。因為這種矛盾性本身，與曹操這個人物的「魅力」，恰是他在公眾視野下的AB兩面，而且越是矛盾，「魅力」越大。所以，要談曹操的矛盾性，先要談談曹操的魅力。

曹操的魅力在哪？《三國演義》的主要素材庫——裴松之注《三國志》已經給了答案。這本晉人陳壽編寫，南朝宋裴松之註解的史書，如果只看陳壽的本志，你會發現他筆下的曹操就好像某某聯播里那樣，大部分都是高高在上的正能量，整體形象是完全正面乃至過度修飾的。而裴松之引用的豐富史料，恰恰讓陳志中那個高高在上的「曹操」一下子變得親切又立體起來，經過《三國演義》的整理加工呈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下，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超世之傑」真實的處世姿態：既有豐功偉業，又有七情六慾，既有雄才大略，又有陰謀詭計。

這樣的一個人物，是如今任何一個小說、影視劇都想創造、卻很難做到的。而那些「貶低曹操」的記錄，也滿足了大家對這類「歷史明星」的八卦心態，有些內容在今天的價值觀看來，反而體現出曹操的真性情。如此「真人騷」一般的人物展示，再加上名家先賢的研究推崇，造就了那個萬人矚目的「曹操」。

為什麼？

罪交纏的曹操

如果說今天曹操依然健在，那麼他相當符合「成功」的標準。但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又是一個矛盾的兩面，大部分人一生都在這個矛盾中追求平衡，即所謂「中庸」。

曹操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時代就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褒獎和猜疑，然而他的一生功也赫赫、罪也昭昭，絲毫不受「中庸」的限制，所以他絕不是我們主流文化里推崇的「聖人」，即做人的標桿。

這就導致在歷史的角度評價曹操，我們只好選擇俯視的視角。

正所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假如曹操生活在今天，也許一輩子都是一個「紈絝子弟」，最多就是個「國民老公」乃至「國民爸爸」。但是，當他在亂世中選擇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後，他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扛起整個國家命運的人。在這樣宏大的歷史使命之下，曹操的功與過，必須接受客觀的評價。

曹操的功，自然是統一北方、平定亂世，這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甚至是抬高過分了，今天這篇文章我們主要談談他的過。

提到曹操的功績，「唯才是舉」是我們不能迴避的，然而這真的是他的功績嗎？

曹操在創業初期，的確任用了很多出身不同、個

我們知道，曹操早年起兵的人才，除了以宗族武將為核心的梁沛地方勢力之外，許多都來自以汝潁文化世家為核心的士大夫階層。而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更是以舉賢聞名。大部分經他舉薦的人才都德才兼備，但也不是沒有「唯才是舉」的例子，譬如曹操最鍾愛的郭嘉。

那麼，「取士必廉」的現象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又是誰持這樣的觀點呢？

答案是崔琰和毛玠。在《求賢令》頒佈的前一年，丞相掾屬和洽曾經上書，認為主管舉賢的毛玠、崔琰為人忠清儉素，但把這一點作為人才的唯一標準，會形成盲目效仿的虛偽風氣，偏激且不通情理。而在崔琰和毛玠的傳記里，對二人剛直方正的記載赫然在目，尤其是毛玠，他的樸素作風在當時的確影響廣泛。

操對崔琰純是利用

曹操對此的態度表面也是「支持」的，可是七年後，當曹操以魏王的身份接受天子儀仗后不久，崔琰和毛玠都莫名其妙的被冤枉致死。所有這些，難道僅僅是巧合？又或者僅僅是曹操年老多疑，因為一時的猜忌而殺人么？

事實上，如果把《求賢令》放到曹操代漢的大背景中去看，這些疑問就不難理解了。

根據《三國志集解》中盧弼的說法，我們明顯能看到，曹操從208年已經開啟了從「漢相」到「漢賊」的步伐，直到218年、219年因為受到劉備、關羽北伐的阻撓，這才宣告了代漢稱帝的計劃失敗。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假意以周文王自比，把代漢的任務留給曹丕，然後與世長辭。

那麼，曹操既然要建立新的王朝，自然要和那些維護漢室的力量作鬥爭，而這股力量恰恰來自以汝潁文化世家為核心的漢末士大夫。荀彧、荀悅、毛玠、崔琰、孔融等等雖然擁漢原因不同，但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守護漢室的中堅力量。

荀彧與曹操最終反目

而他們的武器，正是以儒家經學為主導的意識形態輿論，其對人才的考核標準，最強調德行修養。當時常見的入士途徑「舉孝廉」，指的就是品行孝順而又清廉，足可為證。在這樣的環境下，毛玠和崔琰對人才渠道的控制，就成了曹操代漢的絆腳石。

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即便他們二人沒有「謀反」之意，曹操也不得不清除漢室忠臣最後的權力陣地。

當我們結合和洽的上書，以及當時的政治背景，再來看這個《求賢令》，其實更像是針對毛玠、崔琰二人的「婉言」批評。

也就是說，曹操不是純粹的求賢若渴，也不是純粹的改革弊政，而是把求賢令作為打壓異己的手段。而且在《求賢令》之後，曹操還先後發佈了兩道求賢命令，分別是《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兩道命令頒佈的時間，分別對應曹操代漢的兩個重要步驟：

214年，曹操以魏公的身份被天子特詔位在諸侯王上，同年頒佈《取士無廢短令》；217年，曹操以魏王的身份獲賜天子儀仗，同年頒佈《舉賢勿拘品行令》。兩道命令從名字上就能看出，與「唯才是舉」的《求賢令》一脈相承，這更加證明曹操倡導的「唯才是舉」，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的代漢稱帝收買人心。

現在，當我們回過頭看《三國志》中曹操對崔琰毛玠的「讚許之詞」，其實都是有所保留的。當然，「唯才是舉」的主張本身不一定全無合理性，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東漢的取士傳統儘管注重德行，也並不排斥其他種類的人才，實際上，大多數時候官方是主張兼收並蓄的，

么，到底是什麼導致租庸調製在短短的數年間失去了施政之基，並造成整個國家無可挽回的衰落呢？筆者認為，若要探尋租庸調製度的衰落，那麼必須要從均田制這一始終與之捆綁在一起的田畝制度說起。

一、中唐之前的租庸調製：以均田製為基礎推廣的「舍地稅人」之制

眾所周知，唐代中前期一直以租庸調製控制稅收，這一制度，雖然在如今看來略顯粗曠，但事實上，作為唐代最為重要的經濟制度，租庸調製得以推行的背後是一系列經濟基礎的配合。而在這之中，均田制則是影響其施行效果的關鍵。

均田制，是自北周以來就在北方廣泛施行的田畝制度，隨着隋朝的大一統，均田制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確立。以唐朝為例，《新唐書》中記載：

「諸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駕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吉。先有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

可見，均田制所規定的均田，是一種基於一定基準的均田法，雖然囿於現實情況，無法做到全然均等，卻已經是一種極為可貴的田畝分配規則。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對於均田制有着極為精彩的評價：

「此田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

事實也的確如此，均田制將荒蕪田地授予農民，並以此為據收取稅賦。由於「均田制」推行過程中所刻意維持的「均田」宗旨，因此，授田農戶是按照丁口繳納「租稅（糧食）」。而除了租稅以外，「庸」為民戶需承擔的勞役，在唐代為每年二十日，「調」則是「戶調」，根據所處地區不同，民戶上繳當地特產。

這種稅制，雖然看似以土地為依據要求民戶提供勞役和稅賦，但是由於在具體實行過程中，其納稅和服役的主體單位為丁口，因此，這一制度仍然未能脫離「人頭稅」的範疇。而這種按丁計稅方式的局限性，也成為唐中期租庸調解體的動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