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念(9)

王躍文：可以說，我筆下既沒有絕對的黑色人物，也沒有絕對的紅色人物，大多人物處於灰色狀態，有些人物是灰白或偏近於白色，這已經是讀者感覺中的正面形象，比如朱懷鏡和關隱達。有些人物是灰色和灰黑色，比如孟維周和張兆林。他們都是現實中很真實的人物。人性里本來就有許多灰黑色的東西，只是平日裏沒有給以亮相的機會和條件。種種魑魅魍魎得以在官場活動生存，有些是無所忌憚，有些則假以崇高的名目，但無論他們怎樣作丑作惡，從人的本質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可悲的。

伊渡：所以，你作品中的人物，無論是陶凡、朱懷鏡、關隱達，抑或張兆林，孟維周，還是《天氣不好》中的小劉，都籠罩着一層悲劇色彩。我還發現，從你的長篇小說《國畫》，到它的續篇《梅次故事》，其共同的主人公朱懷鏡這一形象發生了很有意思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於，在朱懷鏡身上，他的人格和信念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漂移。

王躍文：正像我前面所說，我不相信有羅蘭?巴特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零度寫作」。任何寫作其實都或顯或藏地蘊涵着作者的價值觀和人格取向，作者的這種取向也可以稱之為人文精神。我雖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並未虛無到嘲笑一切信仰。確實，一個人要想活得輕鬆、活得強大，莫過於放棄一切對現實生活的反抗，在廢墟里把自己也變成廢墟。即使在自己身上偶爾也萌發出困惑、疑問，但很快又自覺地加以嘲笑。他沒有任何需證明的東西，所以他不會有軟弱。這種人有嗎？我小說中的張兆林、皮德求、孟維周就是這種人。但我總得有能夠表現出我的價值取向的人物。我就在朱懷鏡、曾俚、李明溪、孟維周等人身上作了一些表現。《梅次故事》中，朱懷鏡畢竟在掙扎與猶豫中不斷反省，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官場遊戲規則的反抗，對趨利避害本能的背離。我不知道這樣寫朱懷鏡是不是多少有些生硬牽強，我只想表明，我對中國官場文化中的醜惡是絕不認同的。

伊渡：你剛才說到官場遊戲規則，你是怎麼理解「官場遊戲」這個詞的？

王躍文：我覺得官場遊戲，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在官場中「玩兒」，在官場中混得好，如魚得水，應該叫「玩兒轉」官場、「玩兒得轉」。遊戲有時反而非常嚴肅。我看孩子們在遊戲時，他們的態度簡直是虔誠神聖。我們所說的官場遊戲，恰恰消解掉了它的嚴肅性和神聖性，儘管它正是被假以最崇高和神聖的欺騙面目。我痛恨這種自欺欺人的東西。這正是魯迅先生一直盡全力去戳穿的中國的「瞞與騙」。如果遊戲的意思就是指「玩兒」，我對這種所謂的遊戲也絕不認同。

伊渡：你有一篇隨筆，就叫《拒絕遊戲》吧？真是說得斬釘截鐵。實際上，戳穿偽崇高和偽神聖，並不意味着對一切真正崇高神聖的否定。比如你前面說的人對自身生命存在意義的尋求和構建，這就是崇高神聖的。如果作為人的本質意義都消解了的話，人確實與禽獸無異了，那才是真正可悲哀的事。話說回來，我其實挺羨慕你現在這種自由寫作者的身份。你說過自己現在人格獨立、精神自由。我想你離開政府機關前，一定不是這樣。

王躍文：稱自己為自由寫作者，首先是就外部身份而言，指自己的社會角色。當時我在政府機關，文學創作都是八小時之外的事。但卻有人背後說我不務正業。我說自己無非是八小時之外不打麻將、不走門子、不幹別的陰暗勾當，擠出時間寫作。他們卻說，白天你人在辦公室，腦子卻可以構思小說啊！我就無話可說了。如此蠻橫，都是幾十年思想運動落下的毛病，要管人的靈魂。我說原來寫作不自由，重要一點還是指一種內心狀態。人的外部身份與他的內心狀態往往並不能統一，有時甚至矛盾、背離。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將內心世界隱蔽起來，有些人則為二者的不能協調痛苦，精疲力竭。這樣的人，不論你是做什麼的，當然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費掉許多能量。寫作更是如此。現在我是職業作家了，寫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談論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寫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伊渡：其實人在獲得更多自由的同時，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承擔。當年《國畫》出版，引起讀者廣泛關注，幾乎洛陽紙貴的同時，好像也給你帶來了不少麻煩。因為你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太典型了，誰看誰像，看誰像誰，許多人私下裏免不了對號入座，所以對你有怨恨。

王躍文：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作為一個讀者，有權利從書中讀出任何含義，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許是因為他從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讓自己看到的東西。作品一旦發表，就不再屬於作者。晚清時曾有一位少女，因為讀了《紅樓夢》，口裏呼喚著寶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責任嗎？或者可以打一個這樣的比方：誰在鏡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於鏡子而把鏡子打碎。鏡子碎了，他的嘴臉也不可能好看起來。相反，他拿碎鏡子去照，那張嘴臉更可怖。所謂得罪人，我也說不清楚。不會有人公開地說我的小說影射了他，他們是不願意也不敢承認的。也許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說不高興，這是事實。箇中原因，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