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念(7)

伊渡：你自己心目中，朱懷鏡屬於哪類形象？

王躍文：我覺得朱懷鏡這個形象遠遠超越了簡單的道德審美意義。我並沒有刻意將他寫成一個清官或貪官、好官或庸官，如果非要下個道德判斷，朱懷鏡即使不是壞人，也是灰色的中間人物。儘管他確實沒有完全喪失知識分子的良知，對社會、對官場、對人生、對自己也不缺乏反省。朱懷鏡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況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對朋友、對親情、對愛情大體是真誠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卻是以不損害自己的利益為前提。朱懷鏡不主動做壞事，但如果事情雖然並非光彩，卻能給自己帶來利益，他往往又是順水推舟或順手牽羊，利己又不傷人的事，何樂而不為？往更深處探尋，恰恰這種看似偶然的機遇，實則朱懷鏡內心之主觀選擇。朱懷鏡在官場遊戲中的圓通與智慧，使得他雖並不總是苦心鑽營，也無需做出更為粗鄙下作之事，就能得到升遷，即使稍有危難也能化險為夷。

伊渡：但是，你終究沒有像朱懷鏡那樣後來飛黃騰達。

王躍文：因為我終究不是朱懷鏡，到底不如朱懷鏡有手段，所以別人叫我朱懷鏡，我只能謙虛：豈敢豈敢！

伊渡：確實，朱懷鏡這個人物不能簡單地以一個好或壞來評價他。也正因如此，讀者對他心有戚戚，不但令人理解、同情，甚至令人艷羨、佩服，覺得他可親可近、可憐可嘆，拿他做自己或朋友的代稱寫照，一點兒不覺委屈下作。或許這就是中國人「中庸」之道的魅力所在？

王躍文：是的。中國人太推崇「明哲保身，趨利避害」的實用哲學了。險惡的生存環境是滋生這種哲學的現實基礎。中國文化對某些惡的東西特別寬容，恐怕就因為生存的不易。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喟嘆，輕鬆化解掉了作惡或不那麼高尚所帶來的道德壓力。「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所謂的至理名言，人人都能接受。識時務，就能做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也許自己的選擇與自己的道德意識恰恰相反，卻是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這時候，你如果聽從自己的道德良知，就是一個悲劇英雄；你如果背叛自己的道德良知，你也許會痛苦、內疚、掙扎、反省，但你得生存下來，甚至得到你想要的現實利益。現實社會裡，能夠毅然決然做一個悲劇英雄的畢竟是少數，自覺選擇作惡的人也是少數，更多的自然是選擇做中間人，像朱懷鏡那樣不斷地向現實妥協、又不斷地進行道德反省。

伊渡：這也許正是朱懷鏡這個形象讓讀者感興趣的原因。的確，朱懷鏡身上表現出了太真實、太深刻的人性。這種人性也許不那麼高尚光亮，卻出自人類求生自衛的潛意識本能，這是人類還在做著動物的時候，就已深深印刻在人的大腦回溝里的東西。這種東西比文化更深遠、更固執。正是這種東西，決定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拷問。朱懷鏡的形象，就因為揭示了人性中最為隱密而又最為深刻的部分，人們便有諸多共鳴與喟嘆。

王躍文：是啊。也許正因為很多人都從朱懷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便斷定我也是這類人。坦率地說，朱懷鏡形象的塑造，確實得益於我自己多年在政府機關工作的生活經歷。書中的許多細節，確實在我的生活中真實地發生過。正是這些生動豐富的細節，營造出官場微妙複雜而又活靈活現的逼真氛圍，透露出那種無處不在、感受得出卻又無法言說的玄機。那樣瑣屑，卻又像看不見的蛛網一樣把你牢牢罩住。身陷官場，就像蟲蠅陷入蛛網，愈掙扎愈毀滅。所以，我以為，文學必來自於現實，不管怎樣寫，以哪一種方式來表現。但是，文學的前提又是虛構的，作家的天職又是想像。離開了想像，文學便不復存在。

伊渡：你創作的另一個人物形象——畫家李明溪給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雖號稱為「檻外人」，對官場奧秘也並非全然不知，相反卻頗能道出其中玄奧。比方李明溪取笑微微發福的朱懷鏡：「你才是副處長，肚子就開始大了，這怎麼行？你們處長不會有意見？要為今後提拔留點兒餘地才是。」又說：「你肚子比處長大，兩人一道出去，不認得的總以為你是處長，總先同你握手，你處長不要恨死你才怪。」寥寥數語，顯得李明溪頗像官場里的明眼人。

王躍文：我在李明溪身上賦予了很多我自己的東西，包括性格弱點。比方，李明溪為人有風骨，但在朱懷鏡面前卻很難擺脫人情關係，總是一次次被朱懷鏡利用。我在生活中也是這樣的人。我在朋友和公眾面前，談笑風生，妙語連珠，越是在大的場合，我越顯得不卑不亢、從容不迫。我最難說出口的一個字，就是對別人說「不」。哪怕再為難的事，只要是別人有求於我，我最後總是應承下來，盡心儘力去做。千辛萬苦事成之後，我也決不會在別人面前吐露半句抱怨或表功的話。可我內心，很多時候，其實是非常悲觀的。我是一個鬱鬱寡歡的人。

李明溪處理個人生活的能力一塌糊塗。我則最怕在家裡找東西。我上上下下左看右看，急得抓耳撓腮橫豎找不到，可我的家人進來，一眼就看到這東西明明就擺在我眼前。我只好把這種情況歸為「眼障」，不然實在無法解釋。我有很強的時間焦慮。出去散步，我隔幾分鐘就要看一次手錶。無論夜裡何時醒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手錶看時間。如果失去時間，我就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慌，惶惶然不知所以。這些神經質的表現，也正是李明溪的性格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