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中制」與抗戰電影

1938年「中制」與抗戰電影

戰火交織中的板塊漂移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國的電影製片機構及其從業人員主要集中在上海這個「東方好萊塢」。隨著戰火的蔓延，越來越多的影人離開上海，加入抗日救亡的隊伍，中國的電影版圖出現了一輪新的分化組合，形成了國統區、淪陷區、根據地、上海租界區及香港這四個板塊。在國統區內，以中國電影製片廠為代表的「官辦」影業主導了電影製作，這是之前的中國電影史所沒有的。

電影大歷史：那個年代的主旋律

好萊塢2004年暑期大片《後天》在全球同步上映后，便有人指出這樣的電影屬於美國的主旋律。其實，如果能把「主旋律」的定義看得廣些的話，這樣的理解並不難解釋，人類文明在面對相似情況時總會做出共通的反應，傳遞出相同或相近的理念與精神。這裡提到的相似情況，就比如災難或者戰爭，而共通的反應與精神則是團結、愛國、奮不顧身……

讓我們把時間退回到半個多世紀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京盧溝橋地區的中國守軍發起進攻，中**民予以反擊，從此抗日戰爭全面打響。在隨後的幾個月間，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繼失陷，雖然國民黨政府遷往重慶，而此時中國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的重心卻集中在武漢。

到1938年初，除了留守「孤島」上海的一部分電影人外，大多數在上海電影的骨幹分子都已撤離到武漢，成為文藝界抗戰宣傳不可忽視的潛在力量。1938年1月29日，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宣告成立，在這一協會中既有夏衍、田漢、陽翰笙等**電影工作者，又有蔡楚生、洪深、袁牧之、沈西苓、史東山、應雲衛、孫瑜、趙丹等上海電影界的精英，也有羅明佑、邵醉翁等電影界的經營巨子，還有多位當時國民黨政府中的文化要員。在成立大會上，電影界抗戰協會發表了宣言，其中表示「我們得堅強地團結起來，用同一的意志趨向同一的戰鬥目標」、「我們要將每一個電影從業人員鍛煉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勇敢的鬥士，將自己獻給祖國，將自己的工作獻給神聖的抗戰。」

抗戰協會的成立不僅明確了當時電影界一致的鬥爭態度，也為此後幾年的抗戰電影提供了政治基礎以及明確的創作方向。由於大批電影人的遷移，原本設在武漢的「漢口攝影場」擴充改建為中國電影製片廠，這裡也成為了當時中國抗戰電影拍攝製作最重要的一個基地。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年代里，「中制」扛起電影界的抗爭大旗，僅在武漢淪陷以前，就創作出三部故事片、五十餘部紀錄片、新聞片和卡通歌集片，無論數量、類型還是影片質量，都可謂成績斐然，唱響了危難時期的銀幕「主旋律」。

1938年9月底，武漢方面戰事吃緊，「中制」全體人員、設施遷移到了後方的重慶。在日軍戰機的不斷騷擾下，「中制」的工作人員在非常艱苦與危險的情況重新建設片場，並堅持進行拍攝建設，這也許正是那個年代抗戰影片讓人感覺可親可敬的真正原因。從1939年到1940年期間，「中制」達到一個創作的高峰時期，在眾多的抗戰題材影片中，有正面描寫長沙會戰民族各階層反應的《勝利進行曲》（導演史東山），有反映農民積極支援抗戰的《好丈夫》（導演史東山），有由日本戰俘集體出演自身經歷的《東亞之光》（導演何非光），有刻畫敵偽特務經歷思想轉變的《火的洗禮》（導演孫瑜），有以抗敵宣傳隊工作為題材的《青年中國》（導演蘇怡），還有描寫少數民族同胞一致抗日的《塞上風雲》（導演應雲衛）……

不要以為這些影片都是口號式的作品，其中多數都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劇情也並非簡單化的敵我矛盾，角色更不是臉譜一樣的「高大全」英雄。就以《塞上風雲》為例，影片的前半部分表現得更像是蒙、漢兩族男女之間的戀情與誤解，而經歷過種種遭遇后才轉向了共同抵抗外來侵略者的同仇敵愾，如此處理不僅讓人信服，更叫人感覺賞心悅目。也許，那個年代的主旋律，還存有上海商業電影的靈動與智慧，當然還有全體創作者在經歷民族苦難的真誠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