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幫」等流氓幫會(1)(圖)

曾被蔣介石拜為「老頭子」的黃金榮，也是青幫「三大亨」之一。青幫作為近代以來最重要的幫會組織，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迅速壯大併流氓化，與傳統的幫會發生裂變。二十年代前後，青幫無賴出現第一大亨黃金榮，他將收的徒眾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門徒」，專門招收的對象是社會下層的流氓無賴，這些人一般的要具紅帖開香堂，拜過「老頭子」后入幫。另一類，是「門生」，這一類比較高檔，專門接收有身份地位之人，他們需由介紹人搭橋，欲入幫，先投上一個紅帖，封一份贄金—比門徒高一輩，只需向黃金榮磕頭即可。門生也分檔次，低檔門生要磕頭；而高檔門生，只要通過介紹人備了紅帖，包一份更高的贄金，向坐在關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了門。以後，門生中若有人飛黃騰達，地位、名望超過先生，先生便把過去的帖子原封退還門生，表示彼此間不再是師生，而是平輩。這種既不要磕頭禮拜，又有遮蓋門徒秘密的「招生」方式，使黃金榮和青幫搜羅了不少「高檔」人物，為日後青幫的大發展奠定了穩定的基礎。後來，黃金榮對他的那套做法，又作了進一步的改善。他建立了「忠信社」，廢除了「站生」、「門徒」間的等級和稱呼，所有人，凡自願投入黃門的，只要加入該社，繳納社費、辦理入社手續后，就成為門內人。此「忠信社」建立后，青幫分子紛紛仿效。這些「社」的成員一律奉「社長」(指該社的直接管理者)或「董事長」為共主，社員之間相互平等，至少在名義上是這樣的。青幫收徒儀式的演變，尤其是「社團」制度引入幫會制度中，儘管這種「社團」還不是完全的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社團組織，但它仍然說明帶濃厚封建性的幫會組織，在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生活影響下，自覺或被迫地適應環境，其組織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維繫幫會內部團結的模擬血緣宗法制度的鬆動和蛻變。另一方面，這些社團的建立，固然可以彌補青幫不重視發展橫向聯繫的缺點，為青幫的發展開闢了新的天地，但同時它又嚴重削弱了青幫內部最重要的縱向聯繫，得失之間孰重孰輕，一段時間內難以預料。到了三十年代，這種制度的改革所帶來的實際效果是明顯並且巨大的，它使青幫從一個下層流氓的犯罪團伙變成了一個包含所謂「上層社會」的覆蓋面極其廣泛的社會團體，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黑社會組織。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社會無賴出現了一類被稱為「大亨」或「社會聞人」、「海上聞人」的人物，他們被歸入「黨政要人」、「工商巨子」等上流社會一檔中，實際上不過是幫會流氓首領的代名詞。幫會中出現超級流氓大亨是中國幫會史和流氓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著，幫會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怪胎，租界內帝國主義勢力和中國反動政權的畸形兒，終於得到反動當局的認可和社會的認同。從幫會的角度來看，它既是幫會的實力和影響力增強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又是幫會改變反抗當局的傳統，從秘密轉為公開，從非法轉為合法，活動方式逐步轉變的開端。二三十年代，青幫無賴逐步形成了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個大亨集團，他們的勢力也迅速擴張。三人建立起一個以「三大亨」為首領，以租界當局為靠山，以「大、小八股黨」和幫會流氓頭目為骨幹，擁有數百名職業打手，控制了上海達數萬家煙館、賭檯、妓院，勢力伸展到全上海市每一個里弄角落的超級流氓集團。這個集團依靠青幫體系維持其內部團結，擁有穩定的財源，影響所至上可改變當局的決策，下可決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的畸形怪物。以青幫為核心的三大亨集團的壯大，是同上海租界當局的扶植、縱容分不開的。租界是近代中國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現，而上海又是中國租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租界自建立之日起，就面臨嚴重的治安問題。外籍流氓和犯罪分子，把上海視為「冒險家的樂園」，而本地居民的犯罪也日益增多，武裝搶劫及武裝綁票案則異乎尋常地高頻率發生，令租界當局頭痛異常。租界巡捕大部分為西洋人，但他們語言不通，地形不熟，不但無法破獲黑社會有組織的犯罪，甚至被一群「鄭家木橋小癟三兒」弄得焦頭爛額。「鄭家木橋小癟三兒」是本世紀初活躍在上海南市地區的一群流氓無賴。他們在租界內屢屢生事，引起巡捕房注意，派英國巡捕收拾他們，但這夥人行動迅速，聚散無常，加之熟悉地形，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經過一番爭論，法國租界巡捕房決定增加招收新的華人巡捕，利用他們熟悉當地社會情況的長處，整頓治安。新增加華捕當中即有後來成為青幫第一大亨的黃金榮。黃金榮把「鄭家木橋小癟三兒」中的骨幹分子或收作自己的徒弟，或拜把子結為把兄弟，然後以老頭子或兄弟的名義，不讓他們隨意搗亂破壞作為交換條件。黃金榮唆使他們到沿街店鋪去搗亂，然後自己出面彈壓。這樣一來，既樹立了黃金榮自己的威信，又可藉機收取「保護費」，作為養活小癟三兒的資金，不久，黃金榮又把「聚寶茶樓」當作自己聯絡無賴流氓的中心，每天午前，他到茶樓坐上一坐，他的兄弟、徒弟紛紛前來問訊通報。一旦遇有大事，便同他的心腹商議，這些心腹後來結成以他為首的「大八股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