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時期的流氓組織(2)

明代流氓團伙組織在初期由於**政權採取嚴刑峻法，受到極大壓制，不甚發達，但是在中期以後，特別在明末，天下大亂之際，流氓組織團伙也趁亂而起，在各地胡作非為：「小者呼雞逐犬，大者借高報仇，自四鄉以至肘腋間皆是也。」(沈蔡：《紫堤村志》)。流氓團伙的發展，也正好與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相一致，如影隨形：中期以後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一批城鎮。嘉靖、萬曆年間，封建的都市經濟更是日趨繁榮。流氓組織的發展，均對明代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文學等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清代北京的流氓組織，多有綽號，藉以唬人，並大致以「會」為表現形式。流氓的結會與清庭罵為「會匪」的民間秘密組織稍有差異。

光緒年間，北京南城有兩個會，一為「裕慶恆會」，以「攔路虎楊三」楊魁龍為首；另一為「源豐厚會」，以「小金剛廖大」廖風儀為首。這兩個流氓團伙手下聚集了不少流氓無賴，盤踞當地，到處滋生事端，干擾百姓。在京城東郊一帶，還有一些無賴之徒，專門搶劫民間馬匹，勒令求贖。他們的頭目，分別是「金騾子」與「快馬張三」，後來，流氓成立了「馬王會」，凡是民間馱馬往來，必須先出資入會，否則邀奪勒贖，這實際上已與土匪相差無幾了。

清代最為有名的流氓團體可首推天津的混混兒。天津混混兒亦稱混星，顯於清朝中葉，其主要活動為設賭包娼，爭行奪市，抄手拿佣，甚至還會持刀械火器，肆意妄殺。

混混兒的組織與設備極為簡單，在鬧中取靜之地，半租半借幾間房屋，設立「鍋伙」，其中只有一鋪大炕，一領葦席和一些炊具。該組織表面上沒有任何形式，他們卻自稱「大寨」，首領為「寨主」，其實只不過是暗藏兵刃(如蠟稈子、花槍、單刀、斧把)之類的棍徒；有事一聲呼喚，抄起傢伙，便是一場惡鬥；無事則在裡面吃喝盤踞。寨主之下有兩三個副寨主，另外聘請一個文人稱做「軍師」。剩下徒眾概無名稱，寨主對眾人一律稱為兄弟。混混子以抄手拿佣、魚鍋伙、把持糧棧、開腳行、擺渡、攔河取稅、立私爐等斂取錢財，維持生計，還經常鬥毆，打群架(李然犀：《舊天津的混混兒》，載《文史資料選輯》四十七輯)。

在上海，流氓組織活動也一時猖獗，其中尤以虹口地區的十姊妹黨最為兇狠無恥。它是由十個女流氓仿效游手無賴結成的團伙，平日橫行於虹口一帶。她們潑皮訛詐，無惡不作，一言不合，則**赤身，沿街叫罵，喪盡廉恥。雖然屢經嚴懲，依舊不稍悛改。(黃式權：《松南夢影錄》卷三)

清末上海的流氓，多有自己的組織，當時上海的流氓組織主要有：

(1)「拆梢黨」。這是一個十足的「流氓黨」，「滬上無非遊民串詐鄉民孤客，或乘機局騙，或無債索償，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污，謂之『拆梢黨』」。同治年間，滬上的拆梢黨的頭目唐少坡，號稱「聖人」。這一唐少坡每次臨場拆梢之際，索要錢若干，所勒數目一從他口說出，被勒索人就必須依從，絕對不可以抗拒，所以就有了「開口聖人」的雅號。

(2)「豆腐黨」。這個黨以失業豆腐店夥計成群成伙。同治間，豆腐黨的首惡有七名，全在城內居住。豆腐黨中人也並非專以做豆腐為生，還有從事其他職業的人。

(3)「拆白黨」。這個黨是指「本系劣質之人，偶借磨擦以欺人耳」。至後來，「擦白」誤為「拆白」，於是成拆白黨。

(4)「絲絛黨」。該團伙的特點是拜會結盟，在租界內「拆梢生事，無惡不作，凡屬無賴者流，互相依倚。」

鴉片戰爭后，伴隨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隆隆炮聲，外國流氓無賴大量湧入上海。這些外國流氓將他們在本國時為非作歹的小市民習慣帶到了上海后，與當地的土棍相勾結，狼狽為奸，形成了中外混合流氓團伙，他們沆瀣一氣，共同迫害、敲詐中國人民。更有外國流氓在中國土地上，聚集成團伙，燒殺掠搶無所不為，完全像江洋大盜一樣，危害性極大。如太平天國東進之時，租界人口劇增，人心惶恐，一批來自菲律賓的流氓就組成武裝團伙隱匿在虹口地區，一至晚上，在大街小巷大聲呼叫：「長毛來啦，長毛來啦！」鼓動驚慌失措的中國人全家逃走，然後闖入華人家中大肆搶掠。還有一些西人團伙，平日聚在虹口外國人公寓中，強買硬賣，隨意打人，中國人都畏之如狼。

其他地方的流氓也各具特色。四川較有名的團伙叫嚕子。這些團伙的成員大都是福建、廣東、湖廣、陝西的無籍之人，逃竄入川，結成惡黨，平日盤距在州縣繁華之區的一些閑房裡，亡身落腳。這些流氓團伙經常在街市上糾眾行強，酗酒打架，非賭即劫，殺人如家常便飯，甚至燒人房屋，淫人婦女。一般貧弱老百姓，誰也不敢稍有反抗。另有台灣的「羅漢腳」，也是一個別有特色的流氓團伙，此不多述。

總而言之，清代城市中的流氓組織仍復不少，如上文所說的北京「馬王會」，天津的「鍋伙」，上海的「拆梢黨」、「豆腐黨」、「起緣黨」，四川的「咕嚕會」，台灣的「羅漢腳」等等，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流氓團伙。(陳寶良：《中國流氓史》；完顏紹元：《流氓的變遷：中國流氓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