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一本由余秋雨惹出來的書

古遠清

原沒有準備寫這本書，后因余秋雨發表了「法律苦旅」「圓滿結束」的聲明，撕毀他放棄侵權指控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調解書》，再次攻擊我研究他的「文革」寫作是「造謠」和「誹謗」，這和他早先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國讀者》中，把所有批評他的人歸結為嫉妒，並把他們定性為和盜版集團相勾結的「文化殺手」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覺得有必要把「余古官司」的來龍去脈和一些內幕向讀者作一個完整的交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余秋雨惹出來的一本書，或者說，是由他出題（起訴），我答辯。

記錄這兩位文人對簿公堂的精彩鏡頭和史料——尤其是寫得像「文革」大字報的余氏傑作《起訴書》，可看出「文革」並非真的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用歷史學的視角看，「文革」早已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正如馮驥才先生所說：「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為『文革』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1）余秋雨揚言官司要打它三年五年（猶如一位偉人講的「文革」七八年又來一次），這本身就是他自己所說的一場「小文革」。「余古官司」開展后，余秋雨仍不改當年人品和文風，繼續囂張跋扈，在答記者問時一會兒把我比作「殺人犯」，一會兒又把我比成「老納粹」，這充分說明「文革」在地面消失后，已轉化為余秋雨的精神潛流，這樣才會有「羅思鼎」、「石一歌」語言暴力的復活。「這屬於當代歷史的活化石，正可以時刻警惕我們勿忘『文革』，也沒有什麼不好。」(2)寫這本書，也算是對當代中國文壇論爭史，對余秋雨現象批判，對我乃至對至今仍生活在「文革」陰影中的余秋雨本人回顧反思歷史的曲折，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都有珍貴的價值。

這次由文學與法律發生的所謂衝突，也是我后中年時期的一種人生記錄。

在我心目中，此書是我文學道路上充滿挑戰性的年輪，是我及廣大「支古譴余」的朋友所共同譜就的一支正義之歌。

寫這類保留和總結中國文壇十大官司榜首（2002年）的思想文化資源的書，說難也不難。不難在於此系親身經歷，且官司才結束記憶猶新。難在資料的準確性問題。好在有眾多清查材料和打官司期間寫的日記為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因而不敢說任何一件事都敘述得毫無誤差，但自信本人嚴格遵循歷史真實，決不敢有半點摻假的地方。

2003年年底，我在台灣出席「兩岸詩學國際研討會」期間，台灣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先生親自到我下榻的天成大飯店約我寫此書。(3)我不敢怠慢，歸來后就加班加點趕寫，以至把為我植字的太太累得進了醫院，整個春節都沒有過好，真對不起她。

一旦寫完，便有如釋重負之感，好似完成了一張重要的人生答卷，兌現了一個為這場官司探索公眾人物名譽權弱化問題的莊嚴承諾，其欣慰之情，是難以形容的。

在欣慰之餘，好心的朋友卻替我擔心：

此書的出版會不會引來一場新的官司？

我在2004年2月到廣西參加台灣作家楊逵研討會期間，答《桂林晚報》記者劉春問時說過：

「事實和真理在我這邊。如果余秋雨再告，除為促銷此書做義務廣告外，可再次證明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文革』，已無形地潛入他的靈魂和骨髓里。他如不食言把官司進行到底，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文革』問題再讓世人重審一遍，這樣將再次出現『庭外審判余秋雨』的壯觀場面，讓其又一次在歷史法庭上充當被告。那時我又可以在余秋雨的『拿出證據來』的催促聲中，找到更多他在『文革』中劣行的證據，那我就可以再寫一本《庭外『審判』余秋雨》的續集了。」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的編寫，得到了著名學者于光遠及著名作家董橋等人的支持，他們紛紛寄來了授權書，表示同意將他們的大作收入本書，但也有些作者經多方尋找未果，希望見到此書後與我能聯繫，以便寄奉樣書和簿酬。我的通訊處是：430070湖北武漢市郵政70190192信箱。

2005年春節於武漢

註：

(1)《「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隨筆》2003年第6期。

(2)邵燕祥：《否定不是抹去》，《文匯讀書周報》1995年3月25日。

(3)后因沈登恩先生病故未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