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話人生》四(2)

在哥本哈根那段時間，我所交往的年輕朋友中有一位叫奧拉·萊曼，他充滿生氣的活力和雄辯的口才吸引了我，使我願意和他接近。同時，他也樂於向我敞開他熱烈的情感閘門。他父親來自霍斯坦，因此家裡多說德語，他也讀了大量德文書。海涅嶄露頭角時，他的詩歌令年輕人著迷，也鼓舞了他們的精神。萊曼和家人住在瓦爾比。一天，我去拜訪他，他出來迎接我時，還歡呼雀躍地吟誦了一句海涅的詩。

現在，我們可以一起朗讀海涅的詩了。整個下午和晚上，就這樣過去了。天黑下來，我只好在他家住一晚。然而，我得以結識在我靈魂深處歌詠的一位詩人，他在我心中彈撥起了最具生命力的琴弦。他已經取代了霍夫曼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讀者從《步行記》可以看出來，霍夫曼那時對我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只有三位詩人曾在我的青春血液里流淌，他們的作品是如此令我如痴如醉。他們是沃爾特·司各特、霍夫曼和海涅。

我逐漸對一種不健康的幽默著了迷，並有一種渴望，執意要尋找生活中憂鬱和傷感的東西，且沉醉其中。我的脾氣變得急躁，更容易記住的是人們對我的批評，而不是讚譽。這種傾向，我想是根植於我上學時已是一大把年紀，還不斷地被要求進步；從內到外都感覺有一種寫作、出版的強烈衝動，而我的作品又遠沒成熟到出版的水準。我的教育就像一座灼熱的房子，我被迫從一個年級進入另一個年級，直到能夠參加考試。所有這一切導致我在某些方面停滯不前，甚至退步，最明顯地表現在我的語法上，就是說，我必須始終如一地按照既定的拼寫規則儘力拼寫。因此，在《步行記》里便難免出錯，不是印刷錯誤，而是拼寫錯誤，有些拼法與常規拼法不一致。要是請幾個學生或其他什麼人幫我校對，這種不快是可以避免的。雖然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一項工作，但年輕學生很輕易就能做好。現在，人們把這些錯挑出來，嘮叨個沒完，還不時取笑我，指責我。另一方面，卻對我作品里優美的詩意描寫視而不見。我很清楚，他們讀我的詩歌只是為了要挑語言上的錯，或查看我經常使用哪個詞和同樣的表達。比如，「好看」這個詞，人們說這個詞並沒有使我的作品變得「好看」。

有這樣一個人，他現在已經是日德蘭的牧師了，當時剛剛完成大學培訓，寫了幾部輕歌舞劇和一些評論文章。一天，他去拜訪幾位朋友，我也在場，他竟然連翻看我的詩歌都不能忍受。他做得如此過分，使得一個正驚奇地聽著他數落我寫的是多麼糟糕的六歲女孩，在他扔下書歇口氣的時候，走過去，拿起書，指著某頁上的單詞「和」，天真地說：「還有一個小小的詞您沒批呢。」——他感到小女孩說得多妙啊，他羞紅著臉吻了她。我忍受著這一切，這種壓迫我在上學時已經受的夠多了，現在又變本加厲地捲土重來。我默默地低下頭，以難以想像的忍耐力承受人們的非議。常言道，「人們當然是在籬笆最矮的地方跳過去了。」想到這，我便對他們表現出一副軟心腸和不可原諒的耐心。但有些人卻因此變得更加刻薄，其中還有些是我信賴和充滿謝意的朋友，他們經常要面臨這嚴峻的考驗，或出於無奈，或出於草率。每個人都想教我，幾乎所有人都說，我正在糟蹋讚譽，他們至少能告訴我怎樣做是對的。我就這樣不斷地聽人們說，我的作品不怎麼樣，什麼什麼地方有問題。然而有時，我也會對他們說的作出反應。他們常說，我的寫作素材或許很豐富，可悟性太差，然後便對我的作品作出完全空洞、武斷的評判。我難以克制，再不能保持平靜，流著淚，但異常莊重地宣布，我「終將」成為一個享有盛名的詩人。這話可讓他們抓住了，他們要驅散這邪惡的種子，好像這自大、愚蠢的植物馬上就會萌芽、開花。他們走街串戶，到處說「那可是個自大狂」，倒還不忘找補一句，「雖然本質上是個好孩子。」這一次，我時常感到自己是那麼孤單，隨時有夭折的危險，因為我對自我和自己的能力已經缺乏信心。就像在學校那段陰鬱的日子一樣，我對人們指責我的每一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並對自己全部的天賦才華感到失望。我寧願自己相信這個事實，而不能容忍別人用刺耳的、過激的字眼這麼說我。看來我的這個答覆是傲慢而不明智的，現在他們把它當鞭子抽在我的身上。抽我們的人正是我們最愛的人，鞭子就成了《聖經》里的「蠍子鞭」。

科林給我出主意，讓我去做一次短期旅行，哪怕只有幾個星期，置身陌生人中間，從煩惱中解脫出來，接受一些新的印象，對我將大有裨益。靠自己的努力和生活上的節儉，我攢了一小筆錢，用它足夠在德國北部玩幾個星期的了。

1831年春天，我第一次離開丹麥，遊歷了呂貝克和漢堡。所有一切都讓我驚奇，令我思緒萬千。這裡沒有鐵路，一條寬闊的沙質路穿過呂內堡荒野，這片荒野同我讀完了巴格森極為欣賞的《迷宮》之後的想像是一樣的。我到了布倫斯威克，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見山脈，是哈茲山脈。從這裡我徒步經格斯拉穿過布羅肯山來到海勒。世界似乎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鋪展在我的眼前。好心情一下子又像候鳥一樣回來了，而憂傷也像一群麻雀被遠遠甩在後邊，在候鳥的窩裡築巢。布羅肯山巔有個紀念簿，旅行者到此可留下姓名，也可記錄心緒、抒發感懷。我留下了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