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七(1)

超出史范的新作

(文/李樹聲)

新時期以來，歷史文學的創作與發展是令人矚目的。縱觀這題材不同、質量各異的諸多作品，我們很容易發現其中的共同點，這就是大多數歷史題材作者的歷史文學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共同趨向：「謹守史范」，或者說歷史小說就是「歷史科學和小說藝術的結合」。當然，一些歷史題材作家曾遵照這一觀念，創作出了比較有影響的作品。可是，如果始終把它作為唯一的、固定的模式，勢必使歷史題材的創作與研究這一藝術大流滯瀦在一條狹窄的渠道中。而吳越的《括蒼山恩仇記》就突破了這一「正宗」歷史文學觀念的規範。他充分調動起藝術虛構這一特殊的功能，善於捕捉形象思維中的諸種幻想，以濃郁的通俗性和傳奇色彩，較真切地反映了清末浙南山區，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的社會風貌，以及彼時彼地的人們對歷史和生活的思考。

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講，他筆下的人物和事件沒有多少史實的依據。然而，作者在落筆之前，卻閱讀了大量有關農民起義特別是太平天國的歷史典籍。這說明作者較好地理解了歷史意識與主體意識之間的關係及內涵，認識到歷史作品可以不直接源於某一特定的歷史事件或史料，但這並不等於就是憑空杜撰或隨意編造，而是要在更宏闊更深遠的視角上，把握歷史總體的精神。《括蒼山恩仇記》雖沒有具備這種意義上的恢宏和深邃，但是，它在這方面的探索是可貴的，因為作品既超越了那種界定的「實虛配方」說，憑藉自身對歷史的主觀感受鋪陳開去，同時又俯就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模態和那一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的思維定勢。在主人公劉保安、吳本良、吳立本等幾位起義領袖身上，較準確地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小生產者的種種心態。此外，也許作者是別具匠心地追求一種象徵意義，他把這一系列事件的地理方位設置在惡溪的發源地壺鎮。進而，通過這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一般性故事，使人看到我們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壼奧。這場干戈的由來應當從太平天國失敗后的逃亡將軍劉保安說起。按說，太平天國失敗的諸多教訓，應足以喚起它的遺將們些許的理性意識。然而，劉保安雖剛性熱腸，卻缺乏清醒、冷峻直面人生的識見。他不顧吳石宕父老的勸說，為「確保平安無事」，不得不在林家大戶面前認下服低，去當林家武學館的一名教師。作品竭力譽美劉保安的為人、道德。我們也經常為這位屈己利人、俠心義膽的悲劇英雄而慨嘆不已。我們同情他自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舉步維艱無立足之地的際遇，也欽敬他身陷逆境仍葆有洞明時政的睿智和深感生靈塗炭的憂患意識。但更惋惜在就教於林家武學館的問題上，他所表現出來的局限性，在這方面他再一次暴露出一般農民起義英雄短視輕信的共性特點。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他是「用自己的奶水，養大了林炳這隻狼」，「到頭來倒叫這隻白眼狼把自己一口吃掉」了。他不僅沒有保住自己的「平安無事」，而且給壺鎮，特別是吳石宕的石匠們招來了「塌天之禍」。這些生活在浙南山村的石匠們，確實在劉保安的點撥下，增強了被欺凌壓榨的自覺意識和受屈辱感，產生了某些抗爭精神。最後，他們畢竟為保護自己生存的權利而戰了。但是，由於他們文化心理的局限性，在選擇這條反抗之路的時候，曾有過多少次靈魂和**的搏戰！在他們身上，義勇剛烈伴隨着猶疑多慮；熱心正直伴隨着狹隘卑瑣；個人的屈辱感伴隨着集體無意識的狂亂。作品把這些瑕與瑜同時表現在吳本良的身上。這位山野中長大的石匠後代，善良，義勇，理應具備一種落拓不羈的性格。然而，歷史和生活加在他心靈上的負荷卻是那樣沉重，他的一切思考和舉動都深沉地昭示著這一點。為了與林炳爭武秀才，他一片痴心奔走改籍。如果沒有劉保安痛說世情，告訴他「這個世道，只要他做了官，不是變豺狼虎豹去吃人，就是被豺狼虎豹撕碎吃掉」，他是不會甘休的。他明知劉教師是被林炳所害，卻在林炳面前表現得「忠厚老實，善良可欺」。當被林炳欺壓得無路可走，與眾兄弟在林家大院釀成大禍之後，吳石宕的一些弟兄提出要麼逃走，要麼造反。在舉棋不定之際，吳本良卻認為「眼下還沒有被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只要不出事端」、「有個太平日子」就滿足了。對於官府，他還抱着能夠按照《大清津》「實斷實決」的奢望。他主動投案的結果，不僅自己受盡酷刑，而且連累了吳石宕的兄弟們，因救他出獄，這些赤心熱腸的人們進行了多少次慘烈的格鬥。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竟成為雷家寨、吳石宕人們的衷心擁戴者。後來發生的那場抗暴起義的領導責任居然落在他的肩上，這自然預示著一場大規模的更慘烈的悲劇的發生。

分析這些人物，並不是為了進行一般性的批判。因為這種人物的出現，這場事件的發生，我們並不能把它理解成個人的過失或偶然性的歷史誤會。作者滿溢着同情和沉重感的描寫，使人們看到人物身上的性格弱點，不應當完全由他們自身承擔責任，因為這是傳統文化中某些劣根性對他們的造就。壺鎮，在這意味着一種封閉形式的小國寡民式的生活中，不可能產生具有遠見卓識的革命家。在這塊土壤上，他們承襲了淳樸、善良的民族傳統美德。可惜，歷史和命運對這些「好人」並不寬厚，它並不想給予他們更多的做人的力量和智慧。因而，這些人的善良和淳樸只能帶給自己同類一點點毫無實際作用的精神慰藉。當面對着強權威勢的時候，這種性格特點卻變成了受騙時的虔誠和受辱后的健忘了。儘管後來在吳石宕和雷家寨的人們揭竿起義的時候，總結太平天國的經驗教訓，喊出要擁戴一位「不想作皇帝的人」為領袖，但是，縱觀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沒有一位首領剛剛舉旗造反時就明確地提出，未來的拼殺鏖戰就是為他一個人要做皇帝。即使他真的不想做皇帝，在那樣一個民族文化背景下，也不可能徹底改變他的擁戴者的命運。作者通過劉保義總結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時，已經明晰地闡述了這一點。筆者只讀到《括蒼山恩仇記》的第三本，但吳石宕人的結局已見端倪。這場起義的首領之一吳立本的「老主意」已經展示出這一點。吳立本確實是「不想做官當皇帝」的，然而，他也並不想「一條道兒走到黑」。他以為「只要把林炳鬥倒，把金太爺攆走，仇人和贓官都沒有了，天下自然太平，造反也就到頭了」。正是由於作者深切地感應了歷史的風雨，對歷次農民起義有着一種趨於理性的認識，才在有意無意之中，對自己筆下的人物進行了文化的觀照。在歌頌這場抗暴起義的同時，損害了山民們精神上的負累和心理上的障礙，進而引領人們從宏觀的角度窺探農民起義失敗的歷史和文化的原因。

看得出從文化的角度考慮問題，在作者的理性意識世界中並不清晰。但是，對歷史的直觀感受和體味，驅使他在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物身上，注進了這種鮮活的生命汁液。從某個角度說，這就是我們或許也是作者所理解的歷史真實。毋庸置疑，歷史作品的真實性確實要建立在對史料典籍的大量把握上。也許從這個意義來說歷史小說作者首先應該是史學家的說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史學家把握歷史也有着不同的層次。當代意識的發展，使歷史不再以編年史的面目而失去其鮮活的生命光彩。史學家的任務也不僅是對過去的複述，而是要使過去「復活」（《人論》）。歷史學是能動的科學，它本身也是把一些零亂的碎片重新熔合，澆鑄成新生命樣態。在此之中，我們如果探究一些它的思維程序，就會發展在給定事實的基礎上，史學家也發揮了創造性的想像，才得以建構出這幅特殊的科學的圖畫。如果從這個視角看歷史文學的真實性，就不會把這個問題限制在過分狹隘的層次上。把文學真實性定義為與史實相一致，這種解答不僅不令人滿意，而且也是不符合實際的。歷史的真實應當包含着理解的真實。因為當我們說到史實時，我們已不可能面對歷史事件本身了。我們直接感覺的材料已經經過前人思考的過濾。所以尊重史實的客觀性，不僅在於對現有史料的把握，也在於對前人判斷力的分析。藝術中的真實性，更是有着不同層次的內涵。無論人們怎樣自詡為尊重史實，他筆下的事件與人物也早已剔除了與他的審美需求所不相干的諸種因素。他心目中的過去，無疑是在人們今天的審美理想觀照下重建的過去。長期以來，對史實和虛構如何配方，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的爭論，對於創作本身並沒有多少現實意義。那種把自己定為一尊，希望這個領域的創作都按照自己的模式來演繹的「文霸」習氣，是理論上一種可怕的自我倒退現象。在創作問題上，即使是托爾斯泰、曹雪芹再世，也無法按照他們的模式進行硬性統一的規定，還是要尊重作家本身在藝術上的追求。在這個問題上，《括蒼山恩仇記》的作者，就基本上尊重了自己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