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秘書的我給李英男出主意

1969年7月底，**中央華北局機關經過整黨，大部分幹部都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李立三的兩個女兒李英男、李雅蘭從秦城監獄出來，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到華北局機關的「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改造，與我同在辦公廳所在的漢沽農場，經常可以見到面。但是，由於我們雙方都還處於被審查的地位，尚未解脫，為避免被說成與「蘇修特務」划不清界限，我是不能與她倆姐妹交談的。直到12月底，我因要到甘肅去工作，一天中午我背著行李往火車站去的路上，碰見她倆姐妹收工回營，我才鼓起勇氣對她們說了一句：「我到甘肅去了，你們要多保重。」算是跟她們倆說了一句話，也算是告別了。

1978年11月底，我因公出差從蘭州到達北京，住在原華北局機關招待所——東方飯店。當時，北京的政治空氣十分活躍，真理標準的討論、「兩個凡是」的爭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在召開……於是，我設法打聽到李英男還在北京外語學院，第二天就到了李英男的家裡。一見面就很自然地把話題集中到她媽媽李莎的身上。

「你媽媽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山西運城。」

「什麼時候到哪裡去的？」

「1975年。」

「回北京來過沒有？」

「不允許媽媽回北京，但我們在假期中可以去探視。」

「你們找過中央組織部沒有？」

「找過，他們說現在顧不上，目前主要先解決健在的一些老同志的問題。」

「給耀邦同志寫過信嗎？」

「寫了。中央組織部就是那樣答覆的。」

我略加思考後說：「這樣吧，你再給耀邦同志寫封信，只提出一條要求，就說媽媽年紀大了，一個人在山西無人照顧，要求把媽媽接回北京。對你爸爸的問題、對你媽媽的其他事情都不要提。信寫好后，千萬不要郵寄。那樣，耀邦本人是看不到的。可以在晚上6點以後，送到家裡去，利用他回家吃飯的時間，交到他手裡。」

「我不知道耀邦的家住在哪裡？」

我說：「由燈市西口往西進去，第一個衚衕往北：富強衚衕甲6號。」

李英男按照我給她出的主意，於12月4日晚拿著寫好的信，到了胡耀邦的家裡。遺憾的是，當晚胡耀邦沒有回家，是由胡耀邦的兒媳、安子文的女兒安黎接待的。安黎向李英男表示：等爸爸(胡耀邦)回來，一定交到他手裡。讓英娜放心。不出所料，胡耀邦於12月5日在英娜寫給他的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組織部及時向北京外語學院黨委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並說，北京的手續不要辦，把人接回來再說。已經通知山西省委組織部了，你們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

12月7日，李英男、劉和忠夫婦在北京外語學院俄語系的程立貞陪同下，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車。進入山西后，兵分兩路，一路到太原找省委組織部，一路直抵運城，讓媽媽儘快得到回京的喜訊。

省委組織部的負責人見到李英男，當即表示：我們已經接到中組部的通知，隨時可以回北京去。不過你母親這次離開山西后，今後恐怕難有機會再來了。問問你媽媽，對山西的名勝古迹，願意到哪裡去看看，我們一定做好安排；對山西省的土特產品，需要什麼就提出來，我們一定照辦，千萬不要客氣。運城地直機關的幹部得知這位洋婆子要回北京了，紛紛前來送行，一再表示，過去想來看望而不敢來(這是真心話)。同樣提出：你們需要什麼土特產品儘管提出來，不要不好意思。這樣，李莎在眾人的幫助下，收拾好行裝，結束了3年半被軟禁的生活，與關心幫助過她的幹部、職工依依惜別。於12月19日返抵北京，恢復了自由民的生活。20日我在李英男家裡與李莎見了面，感慨萬千。

李莎從山西運城回到北京，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同志去看望她，一進門就說：「你受苦了，中央認為李立三同志是位好同志，他犯過錯誤，但不久就認識改正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事業是有貢獻的。」

李莎說：「聽到這些，我當時十分激動。多少年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8年監禁，3年半流放，李莎嘗盡了辛酸苦辣。對此，她怎麼想呢？李莎告訴筆者說：「這是歷史的悲劇，中國人民的悲劇，不是某個人的悲劇。造成這場悲劇的罪人，是『四人幫』。由於我和李立三在蘇聯有過類似的經歷，所以對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發生的一切，都變得可以理解了。中國**畢竟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克服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她為我們全家落實了政策，過去的一切坎坷和艱難歷程，已經結束了，不必再去追憶和痛苦。目前，我惟一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為俄語教學多做一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