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的最後拆除(5)

與和義門的發現相似的是，20世紀70年代在拆除北城牆過程中，在後英房、后桃園、舊鼓樓大街豁口、安定門煤廠、德勝門以東及北京106中學等地，發現10餘處元代居住遺址。其中，后英房衚衕元代居住遺址最為重要。這是一處非常講究的大型住宅，由主院、東、西跨院組成，總面積2000平方米。牆內「藏寶」的事，還在1952年8月19日開闢安定門東城牆道路豁口時碰到過。當時在城牆內掘出元代刊立的「元京畿都漕運使王德常去思碑」一塊，碑文記有元代漕倉制度等，史料價值極高。和石碑一同出土的還有許多焦殘的大木樑材，木材上彩畫輪廓清晰可辨。阜成門。原為元大都西城牆南側門「平則門」。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修，明正統元年（1436年）重建，正統四年（1439年）竣工，取《尚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改名「阜成門」。阜成門是通往京西門頭溝的門戶，明、清所需煤炭，皆由阜成門進京，故在阜成門洞內，北側平水牆上砌有鐫刻梅花之石條，以諧「煤」之音，有「阜成梅花」之稱。1965年，阜成門城樓被拆除。內城西南角箭樓。位於今復興門南大街與宣武門西大街交會處，形制與東南角箭樓略同，建於明正統元年至四年（1436年至1439年），1920年樓頂已殘破，30年代拆除箭樓，僅存城台。1969年，內城西南角箭樓城台被拆除。經歷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北京地鐵的修建之後，北京的城門只剩下了「一對半」，「一對」即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半」即德勝門箭樓；角樓只留下了內城東南角箭樓；城牆只在崇文門至東南角箭樓之間以及內城西城牆南端殘存了兩段。這兩段城牆和內城東南角箭樓，是因為地鐵拐彎而得以留存。遺憾的是，1988年，內城西城牆南端的那段城牆被修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假古董，大量夯土被挖走，外表「煥然一新」。就其形制來說，修建者顯然想將其設計成內城城牆與外城城牆交會處的碉樓形制，但原來的碉樓是與內城城牆的敵台相接的，並非築於敵台之上。下表為北京內城、外城、皇城城門被拆或毀的基本情況:（表略，見原書）多年以後，一位當年參與拆除城牆的中學生寫下如此之懺悔：昏日。人海。塵霧。1969年冬春之交，復興門城牆邊。城牆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蘆，黑壓壓的人群像是那趴滿糖葫蘆的螞蟻。在昏黃的陽光下，北京市民從四面八方撲向城牆，用杴鎬撬杠肢解這條奄奄一息的長龍。從它身上剝下來的鱗片—那一米多長的方磚，被各種卡車、三輪車、板車、馬車、排子車和手推車，源源不斷地運到全市各個角落去砌防空洞。「深挖洞」是不可違抗的最高指示，而城牆則是一個任人宰割的對象，於是北京人拆得極為瘋狂，各單位著勁干，比誰的裝備多，人力強。在那塵埃漫漫、刀斧霍霍之中，一種同那個時代非常對味兒的破壞欲支配着這些人，使他們除了冷酷和殘忍的競賽之外，壓根兒沒想到自己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那時我還是一個中學生，也陶醉在復興門城牆邊的狂潮中，挖得同別人一樣起勁兒。那時我還不知道世上有個梁思成。那時，北京城牆在我的想像中絕不比郊外任何一個土丘更有價值。那時，對一個中學生來說，歷史是從紅旗如海的**廣場開始的……當這座城牆消失之後若干年，我才從北京史專家侯仁之教授的書里讀到，在50多年前，當一個青年學生面對北京城牆時的驚魄**——「我作為一個青年學生對當時稱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嚮往之，終於在一個初冬的傍晚，乘火車到了前門車站。當我在暮色蒼茫中隨着擁擠的人群走出車站時，巍峨的正陽門和渾厚的城牆驀然出現在我眼前。一瞬之間，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種歷史的真實。從這時起，一粒飽含生機的種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繼而來的歲月里，儘管風雨飄搖，甚至狂飆陡起摧屋拔木，但是這粒微小的種子，卻一直處於萌芽狀態，把我引進歷史的殿堂。」……杠撬錘擊，夜以繼日。城牆雖然出乎意料的堅固，但終於崩潰了。被剝盡了鱗片之後，她就像一個扒光了裙衫的老嫗，露出了千瘡百孔、慘不忍睹的身體。在她身邊，剝下來的鱗片堆成小山，標上某某單位或個人所有的記號；暫時運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當全市「深挖洞」和居民蓋小房的原料基本滿足后，「拆磚熱」漸漸涼了，人們便不再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只有清華園裏還有一個老人在暗暗為她哭泣。梁思成1950年曾撰文力陳城牆存廢之得失，他說：北京城牆除去內外各有厚約一米的磚皮外，內心全是「灰土」，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堅硬如同岩石，粗估約1200萬噸，堆積起來等於12個景山，用20節車皮需用85年才能運完。然而，這位大師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仗着人多、具有「愚公移山」傳統的中國人看來，不過是小菜一碟，輕而易舉就解決了，只是他們不知道糊裏糊塗移走的竟是自己的血脈。於是愚公的後代子孫只有到外國人寫的書里去憑弔北京城牆的遺容了。1924年在巴黎出版的十三萬言的《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一書，便成為世界上最完整的此種資料，書的作者是瑞典人奧斯伍爾德·喜仁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