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拆除(2)

拆長安左門與右門，當時民主人士不同意。因為它確實影響交通，影響廣場擴建，經過幾次研討，意見統一了，同意拆除，但是要求把部件保留下來，移到別的地方重建。為此，彭真主持會議，梁思成要求移建在廣場裡面，多數人不同意建在廣場里。市裡領導人也不同意移到廣場裡面去，因為當時要把**廣場建成世界上最大最雄偉的廣場。多數人認為廣場內放入一些孤立的建築物是不適當的。梁思成對拆長安左門與右門意見很大。北京市建設局王明之局長有一次跟我們講，梁教授說長安左門是他的左膀，長安右門是他的右臂！拆的那一天，我們建設局的人在中山公園，建工局的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下午4時，我們正準備吃飯，接到通知：市裡的各界代表會議開完了，決定拆了。我們就立即動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我們文明施工，瓦件都是人工一塊一塊地拆，拆下來的部件，運到中華門北側，東邊擺長安左門的，西邊擺長安右門的。我們用吊車拆，吊車是解放前北平工務局的，是美國製造的，建工局沒有吊車，就搭著架子拆。我們差一點出事故，在吊基座石時，由於石件太重，吊車差點兒倒了。吊車轉臂時，大臂突然向右傾斜，有一年輕工人，抓起大繩的一頭，勇敢地爬上吊臂，把繩子繫緊，我們好不容易才用繩子把吊杆拉了回來。拆的時候很費事，因為要一件件地拆，無論拆什麼都不許往下扔。我們是使用木槽一件件地往下溜瓦，下面用草墊子接著。大的構件，如吻獸等，就裝筐用繩系著順下來。晚上，由於探照燈晃眼，我們用燒煤油的汽燈照明。到第二天下午，長安左門與右門都拆完了，天黑前路面已修補平整。拆下來的料移交給房管局了，聽說故宮博物院用了一些。基座的石料我記得在中華門北側擺了好些年。聽說拆的時候，梁思成、吳晗、柴澤民等都去了。領導說市長們都在這兒，行動要有秩序。當年的那一幕，陳占祥記憶猶新：「梁先生哭了……」在梁思成眼裡，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是北京舊城的精華——建築中軸線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從正陽門樓到中華門，由中華門到**，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這中間千步廊御路的長度，和**面前的寬度，是最大膽的空間處理，襯托著建築重點的安排」。而在**前這「最大膽的空間處理」上，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起著關鍵作用。如果「梁陳方案」能被採納，如果長安街及**廣場周圍能夠不作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們考慮這兩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築時，也許就會是另外一種結局。對於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所引出的北京交通事故問題，梁思成事先也作過考慮。其實，他才是「控訴」車禍之最佳人選。1923年5月7日，梁思成與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車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紀念活動，行至南長街出口處，被北洋軍閥陸軍次長金永炎的汽車撞傷，急送協和醫院治療，診斷為左腿股骨複合性骨折，三次手術后始康復，從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約一厘米。他為此休學一年，出國留學不得不推遲。由於身體受傷，梁思成從小立志「做一個軍人」來救國的理想破滅，遂決心學習歐美建築學的知識，以應用於祖國。這次車禍，給梁思成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40歲左右，他受傷的脊椎患軟骨硬化病，忍受著中樞神經受壓的劇痛，不得不改在內業工作，並長期身穿鐵馬甲支撐腰部。對於北京的交通及車禍問題，梁思成是較早發言的一位。1949年5月8日，他以一個「有二十七年經驗的老司機，曾經在歐美、南洋和本市領過司機執照，而又是研究都市計劃的建築師」的「雙層資格」，對北平車禍問題的解決提出建議，認為要防止車禍，應該治本。「治本的方法，有動的和靜的兩方面。動的方面，就是管理和指揮的問題……靜的方面就是將本市的街道，尤其是交叉路口加以改善，增加安全設備，務使車輛交錯時不致互相擠撞，或傷害行人。」他還特別指出，「『靜』的方面，是屬於都市計劃的問題。這方面的工作是將主要的街道和交叉路口，加以改善……這種工作須先作車輛數量和動態的調查統計，以及對於將來的預測，然後計劃道路網或道路系統，改造道路交叉口，增闢城門洞等等。」可見，梁思成對於改善交通的設想，一是加強交通管理，二是要有合理的都市計劃，要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通過道路系統來解決。在後來的「梁陳方案」中，他又與陳占祥將這一思想進行了發揮，提出應通過合理的分區及居住與就業的平衡，「經濟地解決交通問題，減輕機械化的交通負擔」。這種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如果我們再從這個層面來看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存廢，思考的空間是不是會更大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