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蘇聯專家的較量(1)

在聶榮臻市長的主持下，1949年12月北京市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樓召開城市規劃會議，梁思成、陳占祥等中國專家、北京市各部門領導和蘇聯專家到會，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作《關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的報告》，蘇聯專家團提出《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巴蘭尼克夫在報告中說：「北京沒有大的工業，但是一個首都，應不僅為文化的、科學的、藝術的城市，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現在北京市工人階級佔全市人口的4%，而莫斯科的工人階級則佔全市人口總數的25%，所以北京是消費城市，大多數人口不是生產勞動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原文如此——筆者注）北京需要進行工業的建設。」在建設行政機關房屋的問題上，巴蘭尼克夫提出以**廣場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條幹線或一處廣場，譬如具有歷史性的市中心區**廣場，近來曾於該處舉行閱兵式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光榮典禮和人民的遊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這個廣場成了首都的中心區，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斷定，這是任何計劃家沒有理由來變更也不會變更的。」巴蘭尼克夫具體提出了他的建設計劃：「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築在東長安街南邊，由東單到公安街未有建築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適宜建築在**廣場（順著公安街）的外右邊，那裡大部分是公安部佔用的價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行政的房屋：可建築在**廣場的外左邊，西皮市，並經西長安街延長到府右街。」蘇聯專家團作的《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則對巴蘭尼克夫把行政機關建設在舊城中心區的計劃進行了論證，並對建設西郊新市區的設想予以反駁，指出這是不經濟的，是「放棄新建和整頓原有的城市」。建議書說：「為了北京市將來的發展和加速建設，關於建築行政房屋的位置問題是重要的，有的建議在城西五六公里，所謂『新市區』日本人開始建築城市的地方，建築行政房屋。這個建議的意義是在新地區建築房屋能便宜，政府職員的住處距離政府的房屋不遠，在這裡建立政府中心區的全部建築。按我們的意見，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築在現有的城市內，這樣能經濟的並能很快的解決配布政府機關的問題和美化市內的建築。」建議書還著重論證了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城內的經濟性問題，提出「認為政府的中心區建築在城外經濟是不對的。在蘇聯設計和建築城市的經驗中，證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現代的城市造價的50％—60％，40％—50％的造價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學校、醫院、電影院、劇院、浴池等）和技術的設備（自來水、下水道、電器和電話網、道路、橋樑、河海、公園、樹林等）。拆毀舊的房屋的費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毀更有價值的房屋，連同居民遷移費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價。在舊城內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設和技術的設備，但在『新市區』是要新建這些設備的」。建議書還以莫斯科的經驗闡述道：「當討論改建莫斯科問題時，也曾有人建議不改建而在旁邊建築新首都，蘇共中央全體大會拒絕了這個建議，我們有成效的實行了改建莫斯科。只有承認北京市沒有歷史性和建築性的價值情形下，才放棄新建和整頓原有的城市。」蘇聯專家的這番評論可能出乎梁思成、陳占祥的意料。這兩位學者提出建設新市區的設想，本意是使舊城得到保護，可蘇聯專家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指出他們否認北京的「歷史性和建築性的價值」，甚至是「放棄」舊城。在這次會議上，梁思成、陳占祥與蘇聯專家發生了爭執。「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當時我是極端的無知，根本不知道那些領導是誰，在我看來，蘇聯朋友畢竟是友好使者，會議不過是討論北京都市計劃方案的構思而已。團長阿白拉諾夫（即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筆者注）介紹方案后好久無人啟口，我就不假思索地說了我的意見。」40年後，陳占祥對這次會議作了這樣的回憶，「我認為在城中心建設行政中心只是增加舊城的負擔，解決北京的城市建設計劃應把周圍地區聯繫起來考慮，於是我又反問蘇聯朋友對城鄉關係有什麼考慮？對於孤立地考慮城市中心我表示不同意。阿白拉諾夫的回答我不甚同意，他說城鄉矛盾是個複雜問題，要由社會主義建設來回答，因此是將來的問題，現在答覆不了。說實在的，我不過是搬用英國城鄉計劃理論，而且當時自己也不能說吃透到多大深度，但我們的設想的確是對保護古城有利。倫敦除了當時需要疏散人口外，另一目的是為了保護倫敦古城，所以才有了大倫敦計劃。」梁思成沒有保持沉默。從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的講話摘錄中，可以感受到這次交鋒的激烈程度：梁教授曾發表過幾項很有意義的意見，對於這些意見讓我來發表一些意見。梁教授曾提到：中心區究竟是在北京舊址還是在新市區的問題，尚未決定，所以對各區域的分佈計劃工作，為時尚早。市委書記彭真同志曾告訴我們，關於這個問題曾同**談過，**也曾對他講過，政府機關在城內，政府次要的機關設在新市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