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秀（三）(4)

崔聯說，他和崔喜平時沒有太多交往，關係不算近的。正因為這樣，那天接到崔喜打來的電話，很吃驚。「你們倆在電話里說些什麼？」我問。「他第一句話就問我，那個事兒是不是我弄的，我說是；他又問我，寫的那些個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說是真的；他問我那兄弟倆知道怎麼辦，我說目的就是要把他們趕下台；他又問我，萬一不成怎麼辦，我說這次不會不成的。」崔聯對我說。「你沒有對崔喜說，請他支持你嗎？」我問。「不用說。這和美國總統選舉還是不一樣，農村人，性子直，他要是支持我，自己就會開口說。」崔聯說。「那時，你希望他支持你嗎？」我問。「當然希望，你想，他那一家子就佔了多少選票，而且，他們家的那幾個大老爺們，也都是村裡人不敢惹的。有他的支持，我的力量就會大很多。」崔聯說。「什麼力量？」我問。「一個是拳頭厲害，他們家男人多，家族勢力比較大，萬一出什麼事，也不會害怕老幹部報復；還有一個是出謀劃策的人多了，崔喜是個很有計謀的人，點子很多。」崔聯坦誠地說。這個電話，崔喜沒有表明，自己是支持還是不支持。在半個月內，他也沒再給崔聯打過電話。似乎是在等待和觀望。第二個給崔聯打電話問這事兒的，是村民張阿南。張阿南是個司機，承包了一輛開往濟寧市的中八車，家裡經濟狀況還算說的過去。平時經常有一些鎮政府、縣政府的辦事人員坐張阿南的中八車，去濟寧辦事兒。一來二去，大家彼此也都熟悉了。張阿南腦子靈活，後來乾脆免了這些政府辦事人員的車費。但車票照樣給他們，讓他們回家去報銷。對張阿南來說，十天半個月，才能遇見一次免費的活兒，沒什麼損失。對那些收入並不高的辦事員來說，張阿南確實幫了他們不少忙。久而久之，大家也便彼此稱兄道弟，這些辦事員有時會到張阿南家玩玩牌。就這玩牌，在灰村村民眼裡，可不是那麼簡單。在村民看來，張阿南可真是太有能耐了，能和這樣一些『幹部』交往。按理，這些人應該往兄弟倆家裡跑，而不是去張阿南家裡。張阿南是灰村第三村民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的組長，是兄弟倆的爹。這個老爹，兩個親生兒子，一個是村主任，一個是村支書。所以，仗著兩個有出息的兒子，平時辦事說話，不免有些霸道，動不動就是一幅教訓人的口吻。老爹隨身帶根拐杖，走在石子路上，『嘟、嘟、嘟….』直響，到村民家裡喜歡用拐杖敲門。誰家的門如果發出『嘟、嘟、嘟…』的響聲，準是老爹『駕到』。組裡人、村裡人都懼老爹三分。用村裡人的話說是，沒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一不高興了，老爹會一拐杖掃過去，打在村民的腿上。一般情況下，村裡人也大多是敢怒不敢言。好在老爹年紀大了，打人不覺得疼。可是偏偏這個張阿南，大字不識幾個，是個直腸子，脾氣暴烈，有時就不是特別買老爹的帳。有一回，老爹氣得山羊鬍子直抖，順手打了張阿南一拐杖，還給了他一巴掌，就象打兒子一樣。當時如果不是張阿南的父母在場拽住，張阿南差點兒要和那老頭拚命。張阿南和老支書一家，『梁子』就這麼結下了。崔聯說，那天好像是個下午，兒子考試得了全班第一名。全家準備宰只花公雞給兒子慶賀一下，所以，那會兒正滿院子抓家裡的花公雞。突然間，電話響了。電話那頭的張阿南說，我跟你一塊兒干吧，要用車說一聲。說完，電話就『啪『的一聲撂了。電話這頭的崔聯還沒張口說一句話，袖子上沾了根雞毛，握著電話愣了半天。直到媳婦兒叫他趕緊抓雞，才回過神來。我曾經採訪張阿南，問他為什麼在選舉這件事上那麼痛快。張阿南回憶說，他是讓讀初一的兒子，一字一句把那紙上的字念給自己聽的。弄明白怎麼回事後，他請教了那幾個常坐他車的政府辦事員，他們說這事可以作，從中央到地方的文件都規定要弄民主選舉。「我覺得這事兒錯不了。還有，我就是看不上那兄弟王八糕子，把全村人都當成他們的孫子。就應該把他們趕下去」張阿南粗聲粗氣地說。「萬一不成功，怎麼辦？」我問。「沒什麼大不了的。大不了打一架，那兄弟王八糕子還能吃了我不成？我照樣開我的車」張阿南說。崔聯告訴我，接到張阿南電話的那一夜，他失眠了。這麼多年來，張阿南是第一個明確表示要支持他的村民。崔聯說，總算老天開眼了，努力沒有白費。那一夜，崔聯在自家的院子里坐了半宿，抽掉了整整兩包煙，是那種3元錢一包的香煙。下午殺完雞以後，還沒來得及清掃。雞毛凌亂的撒了一地，隱約還能聞到血腥味兒。月亮掛在院子的上空，月色是那種看破紅塵的清冷，一幅清高的樣子。崔聯就在這一地雞毛和月亮間來來回回踱步。這個景象猶如一個咒語，預示著不久后崔聯的處境。多年後，崔聯發現，『村民自治』就象是高高掛在天上的那輪月亮，只能抬頭瞻仰，可望而不可及；而那紛繁複雜的事情，正如此刻腳下這一地雞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