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將軍可以休矣(2)

斯坦普爾和「二十一」問答節目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萬元的挑戰」問答節目的其他一些競賽人，都把他們知道的內情告訴了紐約大陪審團。范多倫在宣誓后加以否認，可是米切爾?施韋策法官則認為當代的民間英雄橫遭誹謗，深為激怒，竟以大陪審團調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無實據而予以封存。在陪審團庭外，范多倫對報界宣稱關於他的謊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驚」。他重申他參加問答節目「誠實無欺……從未受過輔導或指點」。作偽證的麻煩之處在於犯此罪的人無從知道是否有人能夠證明他們是在說謊。惠特克?錢伯斯既然曾把事實真情隱藏在一個南瓜中，說明真情終會暴露，而范多倫也未能倖免。有一個名叫詹姆斯?斯諾德格拉斯的美術工作者，也是「二十一」問答節目的獲獎人，他交出了他在參加節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給自己名下收啟的幾封挂號信，信中裝有有關節目的問題和答案。這些挂號信是由眾議院立法監督小組委員會拆封的。先後使伯納德?戈德法因和謝爾曼?亞當斯垮台的正是這個鐵面無私的審訊機構。這些信件證實斯諾德格拉斯揭發屬實，委員會接手處理曼哈頓大陪審團擱置下來的工作，開始布置一個圈套，要讓那迷人的、落落大方、瀟洒自如、出身於書香門第和名牌大學的查爾斯?范多倫自投羅網，先讓他宣誓作證然後擺出物證。他們在1959年10月開始行動。范多倫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樣擺出一幅被人誣陷的貴族老爺的架勢，打電報給小組委員會，斷然否認對他進行誹謗的一切控告，宣稱他沒有得到過「任何形式的幫助」，並說無論何時小組委員會需要對他訊問，他都會「遵命」。委員會回電邀他自動來到國會議員面前作證，但是，就在這時他卻失蹤了。正式發了傳票，可是送傳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國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經過預先安排，他忽然在紐約羅斯福飯店露面，接下傳票，並舉行了一次座無虛席的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他說，事件的發展使他非常「苦惱」，因而他請假離開哥倫比亞，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蘭去，「在那個地區的美麗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傳訊。記者感到很吃驚。各家報紙和新聞廣播都在頭條報道這件事，他怎麼能不知道傳票的?他慘淡地笑著說，出於對美國國會的尊重，在他走上那個「適當的討論場所」，也就是說走進聽證會廳之前，他不打算作進一步的評論。接著11月2日他在聽證會上露面，衣著樸素，看得出來並且自己也承認十分緊張。「如果能夠改變我過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的……關於善與惡，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惡並不總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樣。我確實是卷進去了，深深地卷進了一場騙局……我幾乎使自己相信我所乾的，沒有什麼害處，因為在全國對待教師、教育事業，以及文化生活的態度上，產生了這樣好的效果。」他接著說，後來他終於感到「萬分不安」和「極為害怕」。他「多次」乞求節目主持人讓他離開。他們答覆說將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讓我下台。最後，有一位迷人的金髮女律師也來參加比賽，節目主持人之一「告訴我……我將輸給她。我向他道了謝。」當公眾開始獲悉問答節目是個騙局時，范多倫說他簡直「嚇得要死……我就乾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開我自己」。存在「一條出路，這條路我當然考慮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盤托出」。但是「從感情上說」，這是不「可能」的。後來傳票發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婦女寫給我的信，她在加羅韋主持的問答節目中看見過我，她說她讚賞我在那節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訴我，惟一的自處之道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加以補救的方法(當然，她也並不透徹了解我幹了些什麼)，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實地承認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對的。」范多倫接著說，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氣給他的律師打電話。這位律師在聽完范多倫所說的全部情況以後說：「上帝保佑你。」范多倫供詞到此結束。他放下原稿，轉向檢察官，向他微笑。這是荒謬可笑的。迫使他認罪的是傳票，而不是一個不相識的婦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對節目感到「萬分不安」，那他也無須乎向節目主持人提出讓他離開的請求，他只要在節目播放時答錯一個問題就行了。小組委員會的一位共和黨成員、紐約眾議員史蒂文?德魯尼安看穿了范多倫的欺詐行徑。他對范多倫說：「我不認為有你這樣頭腦的成年人應當因為講了真話，而受到讚揚。」可是其他的國會議員接下去恰恰就是這樣乾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奧倫?哈里斯說他要「讚揚」他的坦率；伊利諾伊州眾議員威廉?斯普林傑表示希望哥倫比亞大學不要「過早地」解除他的教職；伊利諾伊州另一眾議員彼得?馬克則說，他相信全國廣播公司會原諒他；其他一些人則說他們要為他的「堅忍不拔」以及他那「觸及靈魂」的「坦率」說明表示「讚揚」。哥倫比亞大學則別有看法，在五小時后就宣布解除范多倫的職務；全國廣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辭退。但是這可不是一個得人心的反應。聽證會上的群眾全站在范多倫一邊，為他和小組委員會中讚賞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對國會議員德魯尼安的評論則報以冰冷的沉默。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為他被攆走舉行了抗議集會。民意測驗表明，四個美國人中有三個人認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況，「大多數人」都會像他那樣乾的。全國廣播公司收到的群眾來信中，以5∶1的多數對他表示支持。在范多倫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剛在紐約被控偽證罪，哈里斯小組委員會又提出了電視節目弄虛作假的新證據。青少年文娛節目中頭號唱片播送員迪克?克拉克承認他選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經濟上的好處。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約翰?多爾弗實際上是為此事辯護的。他爭辯說，這並不傷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圖加以控制，便將「破壞我們所珍愛的言論自由」。就在這時，有人發現多爾弗本人就從一個他應負責監督的廣播業巨頭那裡接受了暗中的賄賂。艾森豪威爾接受了他的辭呈。但是，對這件事，公眾似乎不以為意。電視觀眾既然對這類事並不關心，那他們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聯播節目也就不足為怪。《劇藝報》曾說，如果說1959年是有獎問答節目年，那麼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這一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八個這樣的節目，全國廣播公司有九個，美國廣播公司有11個——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時間中總共佔了個小時。沐浴在艾森豪威爾的陽光之中七年之後，全國的輿論製造者，包括曾經支持過總統的人，逐漸感到不耐煩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聞》就曾經問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爾在幹些什麼呢?你所讀到的都是關於他在玩高爾夫球的報道。是誰在治理這個國家?」可是，讀者們卻依然無動於衷。總統在歐洲期間，副總統通過談判結束了為時116天的鋼鐵罷工，獲得一次個人的勝利。民意測驗的結果實際上未受影響，公眾也未加註意。新近獲得自由的剛果正在可悲的內戰中流血，由貢勒上尉領導的寮國叛軍推翻了昭?薩松尼特首相的親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國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兩個國家在何處。在國內，報業罷工使紐約的全部報紙停版，發生了一系列監獄暴動，班機上偷帶炸彈事件也層出不窮，其中一起是一個財迷心竅的青年放置的，他為要得到他母親的保險金，把他母親連帶同機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據調查，報紙頭幾版大都沒有人看，讀者喜歡的是連環畫和體育消息。當卡里爾?切斯曼經過八次緩刑終於在加利福尼亞處決之後，反對死刑的對此也表示反對，但是這種人為數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並未為一連串極為殘酷、毫無人性的兇殺所激動。這個時期兇殺事件之一是堪薩斯州的農場主赫伯特?克勒特，連同妻子兒女一家被害。《時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關於這一罪行的報道，大標題是「蓄意的謀殺」，這時讀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魯門?卡波特的作家。那年流行一時的濫調是到處用「什麼的」，把這個字眼當做口語中的標點符號。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在搞「抗議什麼的」，羅曼斯就是搞「愛情什麼的」，梅特里科爾就是「節食減重什麼的」，艾爾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讓人驚奇什麼的」。幾乎到處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對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卻從沒人用過。還不曾有人說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點「外交的什麼的」。那樣說不大體面，而且也不恰當，因為杜勒斯屬於老一輩，屬於由身穿燕尾服和條紋褲的外交部長們形成的那種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行業。他那傲慢的說教和過分簡單化的「大規模報復」理論，已經由於蘇聯火箭突飛猛進而過時。195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他為最後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於沃爾特?里德醫院的時候，他似乎已認識到他曾殫精竭慮，力圖使之永世長存的東西方間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無法維持了。他還為之奮鬥到底。在他忍著疾病痛苦離開華盛頓做最後一次歐洲之行時，他對朋友說：「如果不是癌症，我認為此行至關重要不能再推遲了。如果是癌症，那麼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過爾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