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和梁思成/陳徒手

鄧麗君和梁思成/陳徒手

陳徒手,本名陳國華,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先後在中國致公黨中央機關、中國作家協會工作,現為《北京青年報》副刊編輯。從事知識分子專題資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國文壇紀學》等。說到遠慮近憂,對我而言,遠慮就是以後幾年裏的台海局勢,它有時就像一根不負責的導火索,滋滋冒火,隨時都會釀成一場事端。而近憂則是北京城追求現代化后所帶來的城市格局的巨大變化,全城都成了大工地,很自然地對古都風貌來個革命性的改造。台灣問題處理不慎,海峽兩岸敵意增加,對整個民族而言都是災難。我們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民族共識?有沒有解危難之一時的良方?這是帶給兩岸同胞的一個沉重的難題,也是壓在民眾心裏的一塊情感型巨石。而北京拆衚衕變舊貌換新顏的舉動則讓人隱隱作痛,市民們一方面慶幸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古城消失如此之快也會令人格外不安。依我個人體驗,這使我想起鄧麗君和梁思成兩位。1978年初,我考上廈門大學。宿舍離海灘只有幾百米,海的對面就是國民黨軍隊盤踞的金門島。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金門全島的樣子,有時依稀找出電線桿之類。如果順風的話,還能聽到對岸的廣播聲,內容大多是**的,煽風點火的。但是在播講文稿之間,卻夾播著鄧麗君的歌聲。你想,在剛剛開放禁錮,朦朦朧朧想像外面世界時候,清純、柔美的鄧麗君歌聲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震撼和衝進。我們躺在宿舍的床上,靜靜地聆聽着,誰也不敢評價什麼。就像柔軟的水潤滑過原本麻木遲鈍的心田,一天天變得鮮活起來。通過鄧麗君的歌聲,我們發現「水深火熱」的台灣寶島還有另外一種生活場景,她的嗓音塑造了一個「另類的台灣」,同時也極大影響了我們情感表達的方式——我們變得有些多愁善感,對男女之情也開始敏感、豐富起來。1978年到1980年間,學校組織各班民兵輪流到海灘站崗,值班之夜十幾個學生抽籤上崗。而我幾次都被抽到下半夜兩點至四點。當我背着槍在沙灘上來回巡邏時,黝黑的大海和有規律的浪濤聲是讓人害怕的,唯獨對岸傳來的鄧麗君歌聲給人不少溫暖,猶如家人般的叮嚀,姐姐一樣的體貼。這是當年黑夜站崗中最溫馨的一幕,比後來有機會看鄧麗君演出實況的錄像帶還具有感染力。那時正是改革開放之初。不少邊遠地區的人為生活或政治所困,常常冒險從這一段海灘下水偷渡到金門,被部隊和民兵抓住后毒打一頓,再扔上吉普車開走,他們今後的悲慘命運可以想像。我幾次看到這個場景,耳邊再聽到鄧麗君輕柔無比的歌聲,總是不忍心再多看一眼。幸好以後偷渡的越來越少,甚至到1982年已基本絕跡。而我們也敢於用簡陋的三洋收錄機(從福建海上走私來的)放鄧麗君的磁帶,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們在宿舍里不斷按倒退健。連聽了十幾遍《小城故事》,真正體會到「百聽不厭」這個成語的可能性。後來到北京工作,利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之便,第一次看到瓊瑤早期幾部電影,聽到鄧麗君演唱的主題曲時我已是淚流滿面,難以抑制。我們這一代人是感念鄧麗君的,說她影響我們成功的道路是不為過的。她改變了我們對台灣的印象,她是海峽兩岸宣傳效果最好的公眾人物,用歌聲溝通心聲,用歌聲化解敵意,使兩岸人民可以用和善的眼光看着對方,看到民族血濃於水的最溫情的一面。鄧麗君的突然死訊,令我們措手不及,懷着一份敬重和惋惜。當時我們就在《北京青年報》上很快做出反應。雖然後來遭到有關部門的批評,但是我們卻以為做得值得,沒有什麼後悔之意。唯獨心痛的是鄧麗君走得太早了,她如果還活着,我相信對兩岸的感情交流依然起著推動作用。這幾年我一直利用業餘時間收集一些文壇資料,其中梁思成是一個重要專題。聽到很多專家說,如果當初聽梁思成等人的建議,保護舊城,另建新城,那古都北京今天將會有「當今世界殊」的驚人面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拆城牆,對梁思成而言是「抽筋斷骨」。我採訪過一個從事古建工作幾十年的老專家,他回憶當年奉命拆除阜成門牌樓,剛拆了兩天就接到命令,說再簡單恢復原樣待一個人來看。結果梁思成來了,在腳手架來回上下走了幾圈,坐下來看了半天,嘆了口氣就上車走了。梁走後沒幾天,這座被他形容得「美崙美崙」的牌樓就蕩然無存。可以回味梁先生當年悲苦無望的心境,誰能理解他這般幾乎快瘋掉的情緒?一座城市與一個人的故事,沒有任何亮色,只有苦澀,還是苦澀。今天,兩岸文化交流已經做得很完美,從鄧麗君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令我們最欣慰的地方。我們期待能保持這種良好的文化態勢,也期望兩岸的政治家能有更多的智慧、更善意的行為、更負責任的精神解決難題,不要像台灣某些人所宣揚的那樣「導彈已瞄準大陸十個重要城市」。我們不願聽到**一類不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言語,更想聽到的是鄧麗君有着無盡魅力的歌聲,這些跨越兩岸分歧的歌聲。北京的政府部門新近也宣佈停止在古城大規模開發的計劃,並劃定幾百個四合院不容拆除。這樣將減緩北京古城區過量開發的步伐,有利於今後適宜調整建設方針。而對2004年,我舉出台灣海峽局勢和北京城市建設兩項作為我的遠慮近憂。也許朝壞的方向發展,人們更加憂慮;也許經過大家的努力,這兩者都有了好的眉目,則是民族幸運。如果我們多聽聽鄧麗君,多想想梁思成,2004年或許就好走一些。這只是我2003年底個人的一點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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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小報》文章選集――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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