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法律遠離現實

已經擁有博士學位、專門從事法律研究的孫秀君教授說：「中國經濟現在處於半計劃、半市場狀態，這種非完全規則狀態使得過於精明的人反而難以生存。到北大向經濟界的人士學習交流，意義重大。」法律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經濟發展又決定法律的存在形式，市場經濟決定一種法律形式，計劃經濟體制又需要另一種法律形式。從事法律的人更需要知道經濟的發展和走向。中國社會處於轉型階段，許多經濟現象歷史上都沒有先例。一個從事法律的人面對經濟案例做出決策時，具有相當的挑戰，有時眼睜睜地看著建立起來的法律體系被善於鑽空子的人巧妙地繞開而達到他們的目的。亞當·斯密寫的《國富論》中談到一隻看不見的手，孫秀君當時讀到並不理解。與企業界、經濟界人士面對面交流后才知道政府和市場間的關係就是靠這隻手來運作的。也許連亞當·斯密也沒有想到，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這隻手的運作方式竟然是這個樣子。特別是在權力經濟中，這隻手的微妙簡直到了極致。中國關於人權的法律、關於經濟的法律很多，但是真正用在經濟上的不多，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立法人士如果長年坐在辦公室里就很少知道社會上的人們在做什麼。脫離市場、脫離老百姓的法律當然也就不實用了。走進商學院和那些每天與經濟打交道的同學交流，你與現實的距離一下就拉近了。這樣的發現對未來制定合理、現實、健全的法規，使之有效地為市場和社會服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至於問到國家公務員與企業人士有何不一樣，企業人士是講實戰效率和成果的，而國家公務員更看重的是自己在管理上有何成績，機關里黨政分開的效果很難體現。目前對中國最重要還是穩定，如果沒有穩定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政治穩定與經濟穩定並不存在矛盾，矛盾的是作為公務員更看重的是政績的表現方式-企業主要領導看的是經濟發展，普通公務員看的則是上司而不是經濟發展。他們不得不為職位的變化而忙著工作，而不是考慮經濟動態的大方向。如何圍繞著國家利益而不是領導利益，踏實地工作和執行決策，這對經濟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地說公務員不考慮大眾的利益。許多人非常願意走到群眾中去，但做不到。他們也處在困境中，因為是領導決定自己的前途，而不是本人。做公務員的使命感深深埋藏在心靈深處：心裡想著使命感，眼睛看著領導的臉色，這也是法制不健全的一種表現。我們一直在倡導市場經濟，那現在是在搞市場政治，還是在搞市場經濟？許多國企發展不下去，這個責任由誰來承擔？目前中國是市場經濟，還是權力經濟？改制的過程中，是否因為你是朋友就給你好處，不是朋友就讓你自己去承擔風險？很多好的企業改制后改到了個人手裡，讓有些人一夜之間成為億萬富翁。那些效益不好的企業，由於某種關係成為國家的負債，然後再來一個「債轉股」，後果就由全民承擔了。對誰負責？由誰負責？追究誰的責任？在40萬字的《決策法學》中，孫秀君有詳細論述，他一再強調：一定要建立法律意義上的責任機制，不能存在超越法律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言必行，行必果」。「必須有人承擔因為自己的職位和行為造成的後果責任。如果一個人對自己所做的不負責任的話，就什麼都敢做；如果殺人不償命，天下就會大亂。很多領導人在其位不謀其事，也不承擔任何責任。黨和政府的決策都應該是為人民大眾謀福利的，**人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但是有些人卻不能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民眾做事情，口口聲聲稱人民為『老百姓』。一定要為權力主體設立決策責任-法律上的責任，才能有效地實現黨的宗旨。為何要寫這樣的書？因為發現很多領導人什麼事情都敢做……所以希望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這本書傳遞出對法律與責任的理念。」這是孫秀君發出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