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安全的七大悖論

在21世紀，世界經濟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亞太地區，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變遷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這一地區（也許是整個世界）的三大強國是美國、中國和日本。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將決定這一地區的未來，而且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一句似乎自相矛盾的阿拉伯諺語對預言的危險性提出了警告：「不管是對是錯，預言未來的人都是在說謊。」這個矛盾激起了我用另一種眼光觀察亞太地區未來的興趣。我在嘗試用悖論的方法思考問題，這樣也許會比用直線思維方式更能看清亞太地區的未來。1998年2月，在歐亞論壇上發言的時候，我提出了關於這一地區的七個悖論。當時的七個悖論到現在只剩下六個了，隨著美國通過立法程序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原來的第七個悖論已經得到解決。但是其餘的六個仍然有效。在之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揭示本地區最大的悖論：亞太地區在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權力轉移之後，卻能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區域。這一點能夠代替原先的第七個悖論。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開始迷上了悖論。也許是源於我在學習哲學的時候和赫拉克利特的「對話」。但隨著我們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變革與混亂時代，悖論仍然是我們了解新事物的一個卓越手段。工程師建造的最耐久的橋樑都是具有彈性的，它可以承受不同程度的壓力。相似的是，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新興事物，那麼我們就需要培養更靈活的思維。我們通過尋找悖論可以把自己的思維鍛煉得更靈活，這也有助於減輕將來許多新的悖論帶給我們的壓力。我們生活在變革的時代，這種變革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太平洋地區首次成為世界歷史的中心（正如19世紀的大西洋和20世紀的地中海地區一樣）。21世紀世界上三大經濟實體將是美國、中國和日本。因此，這三者的相互關係必然會影響這一地區甚至整在個世界歷史的進程。我當時說這些話的時候很驚恐，因為屋子裡坐滿了歐洲人。這個三角關係將是豐富而複雜的，用傳統的直線思維已經很難理解。因此，我在這裡提出了七個悖論，希望它們能夠揭示這一地區的複雜關係，也希望在將來的歲月里這些觀點能使我們處變不驚。悖論之一：亞太地區能夠在保持現狀的同時實現變革第一個悖論是，在如今大變革的時代，亞太地區卻能保持和平的現狀。我們看到了歷史上奇怪的現象：隨著一個新興大國（中國）的崛起，這一地區並沒有立刻出現衝突的跡象。如今的亞太地區並不准備面對戰爭，而正準備迎接繁榮——這是本地區人民的心聲。當前面臨的經濟困難更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信念：在本地區居於首要發展地位的是經濟而不是政治。當1996年3月我們面臨危機的時候，保持現狀的重要性就體現了出來。由於覺察到中國台灣有走向獨立的傾向，中國立刻做出反應，在中國台灣海峽進行了一場導彈軍事演習，美國隨即調遣了航空母艦作為回應。台海局勢一度十分緊張。但這場危機似乎對整個地區起著有益的作用。在中文裡「危機」包含兩方面意思：「危險」和「機遇」。我們從這場風波中感受到危險，但同時也看到了機遇，因為它給了華盛頓東京和北京一個警告，讓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意識到保持現狀的重要性。在這次危機之後，亞太地區達成了新的一致：「不去驚動那條沉睡的狗。」（指中國台灣問題——譯者注）我們隨後也看到，儘管經歷了顯著的歷史變革，這一地區自從1996年3月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地緣政治危機。悖論之二：雖然日本是中國歷史上的競爭者，但是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日本第二個悖論是，美日兩國結成聯盟，而中國和這個聯盟之間卻有著堅實的既定利益。去年日美結成防禦聯盟，而且這一聯盟有可能擴展到中國台灣地區。針對這種情況，中國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且發動了一系列抗議這一聯盟的運動。顯然，對於美日防禦聯盟想要包括中國台灣地區的企圖，中國是無法接受的。其中的原因要到歷史中去找。從邏輯上看，如果美日聯盟破裂了，中國的外部環境將變得更好，因為這將結束眼下明顯的「二對一」狀態。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中國基於國家利益卻希望美日聯盟能夠保持下去，因為一旦美日聯盟破裂——日本不得不單獨自衛——那麼日本就必然會走上發展核武器的道路。如果日本被逼無奈，那麼它只有依靠核武器自保，這將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儘管美日聯盟在冷戰之後就不再關注蘇聯，而是幫助日本防禦中國，但是這個聯盟的存在確實能夠保證中國的利益。悖論之三：雖然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聯繫緊密，但中國文化卻和美國更加相似美日聯盟的存在並非表明美國將親近日本而疏遠中國。第三個悖論是：儘管美日兩國在歷史上交往甚密，它們也有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相似性——兩國都是自由民主體制——但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與日本相比有著更類似美國的文化。說了這個悖論之後，我需要指出這還是一個有爭議的觀點。我曾經大膽地指出，中國作為一個信仰**的國家，卻發展出了與美國開放社會相諧調的文化，這一點是日本無法相比的。經過對中日兩國留美學生的觀察，我發現中國學生比日本學生更好地融入了美國社會。日本真正的力量在於它的社會凝聚力（它也許是世界上社會凝聚力最強的國家）和獨特的文化。這種特殊性使日本的大和民族成為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相對來看，中國是一個比日本更加開放的國家。事實上，在中國最輝煌的時代——唐代——它就是一個開放性的世界帝國。隨著21世紀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繁榮，它必然會仿效唐代的開放作風。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夠看到一個世界性大國的復興。因此，我們將面臨一個矛盾的局面：一方面美國和日本建立了共同防禦聯盟，但另一方面中國和美國在文化領域卻有著更親密的關係。悖論之四：美國的善意行為和非正式的交流方式也許能夠使中日兩國的關係比歷史上更加密切第四個悖論是說，儘管中美日三國中有兩個東亞國家（中國和日本）和一個西方國家，但是中日兩國在與它們的西方盟友——美國交往中感到更加舒適，而它們彼此之間卻沒有這種感覺。從歷史上看，日本和中國共存了千年之久。美國與之相比只是個新生兒。它只有200年歷史，參與東亞事務的時間不超過100年。因此，中日兩國在處理與美國關係時都不用背負沉重的歷史負擔。美國同時也是一個特殊的大國，它也許可以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最仁慈的大國了。如果除去對菲律賓和古巴的殖民，美國基本上沒有擴張主義計劃。事實上，如果美國從亞太地區撤出，這裡的情況將會變得更糟。除了它的善意行為，美國還提供了一種西方開放性的交流方式，與從不表達真實思想的東亞文雅方式相比，它顯然更加高效。在西雅圖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證明了美國人具有非正式交流的天賦。悖論之五：東亞國家的聯合將有助於保證美國繼續參與亞太事務我要說的第五個悖論是：如果我們同意美國保持在亞太地區的存在，那麼將有利於中日兩國（實際上是所有東亞國家）的利益，而加強東亞各國之間的緊密聯合是保證美國持續存在的最好方法。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就看到了東亞聯合的重要價值。起初，美國對亞太經合組織（一項多邊協議）持懷疑態度。但當馬來西亞提出建立東亞經濟集團（EAEC）之後，美國對亞太經合組織的興趣大大提高，因為它被看作是對抗EAEC的工具。同樣，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開的東盟—中日韓會議（即「東盟＋3」機制）也具有歷史意義。最終，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東亞地區的GNP將超過歐洲和北美的總合。東亞國家的緊密聯合將會使美國繼續保持在這一地區的存在，而不會選擇撤出。這樣就有助於遏制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或單邊主義的傾向。美國是一個獨特的大國，因為它有著分立的高層決策機制。東亞國家要通過聯合而不是分離，才能刺激美國繼續保持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悖論之六：美國政府的內部矛盾和分歧卻使亞洲受益第六個悖論是，儘管美國那種分立的決策機制使許多亞洲國家感到不安和煩惱，實際上它使亞洲得到的好處比美國還要多。舉一個有關中國的例子。儘管美國明確表示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國會卻仍然通過了《對中國台灣關係法》，這一舉動違背了一個中國的許諾。雖然東亞國家對此十分不滿，但是他們仍然對公平的美國體製表示歡迎，因為最終產生的結果往往是善意的政策。美國在海外的行動都十分小心，主要原因在於政府主管部門手中並沒有足夠的權力。如果柯林頓享有像斯大林一樣不受限制的權力，那麼我們很難想像美國的行為將會是什麼樣子。因此，對於續訂最惠國待遇（MFN）的年度辯論以及人權和貿易不平等問題，東亞國家應該保持寬容的態度，因為這些都是美國制度中存在的干擾因素。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教育那些決策制定者，在參加國會辯論的時候盡量抑制個人私慾。悖論之七：美國需要世貿組織中的中國，但同時又反對中國加入第七個悖論是說，儘管美國在中國入世之路上設置種種障礙（我意識到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表述），但事實上中國早日加入世貿組織更加符合美國的利益。作為一個新興的龐大經濟實體，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會不斷壯大。中國越早適應國際貿易規則，對美國和國際社會而言就越有利。當然，如果想指導中國熟悉世貿組織的運作規則，使其早日成為一個合格的成員國，那麼美國本身應該做出榜樣。美國應該重新檢驗世貿組織中相互矛盾的規則，比如赫爾姆斯·伯頓（HelmsBurton）法令，迪阿馬托（D'Amato）法令等等。因此，如果美國真正考慮到它的長期利益，就應該採取與現在完全相反的措施，幫助中國早日加入世貿組織。總之，我希望讀者們沒有被上述的七個悖論所迷惑。亞太大舞台上演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變革，而作為一名身處前排的觀眾，我覺得有必要提醒大家對這些迅猛發展保持警惕。在結束本章之前，我想再提出一個悖論，那就是：亞太地區不管將來的發展多麼令人驚訝，我們都會認為那是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