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足教條（一）

王蒙是一個十足的教條主義者。他的教條，嚴重起來甚至使你覺得受不了，使你覺得沒法跟他過正常生活，遇到這種情況，我就謝天謝地，幸虧他沒有「洋博士」學位，要不，讓人活不活了。王蒙理論先行的做法，以至發展為生硬的教條主義，我手上的例子也還不少：天氣預報如果說沒雨，那麼出門時，即使天正在下雨，他也不會打雨傘；室內的溫度計明明放在散熱器附近，表內的指示度數肯定偏高，即使室內再涼，他也不覺得。一次冬天在外地住旅館，他調了一陣空調后，立即說溫度升高了，我說感覺反而涼了，最初他不相信，經過檢查，原來換進來的是冷風。我們還在新疆時，一次，好友李洪看見王蒙洗完的衣裳搭在院子裏的繩子上，滿是一縷縷的褶子，還**地往下滴水。她十分憐惜地對王蒙說：「你要是沒勁兒，就別洗了。」其實，王蒙並不是沒勁兒，而是十足的教條主義。他篤信報紙上的一切科普文章，有一篇文章說洗完衣服不能用力擰乾，否則會傷害織品。從此，王蒙洗完後去晾曬的衣服都是水淋淋的。生活中有許多小事，不值得費腦子去分析，而且有很多事本身就那麼簡單，比如：用電器的工作電壓是10伏，就不能接在20伏上；一盞燈白天不亮，夜間沒人動突然它自行亮了；巴西木喜熱不能過早搬出室外……類似這些小事，他都要以科學道理分析半天。有一年夏天，我們去北戴河度假，住在東山賓館8號樓。這是一棟20年代洋人蓋的別墅，大石塊砌的石壁，前廊的閣樓，像是一座古老的碉堡，別有情趣。它座落在綠蔭中，旁邊有兩棵巨大的楊樹。在兩棵楊樹的枝頭葉片中，有數不清的知了（蟬），天愈熱，知了叫得愈歡，匯成一曲大合奏。知了的聲音吵得我日夜不得安寧，整天耳膜嗡嗡作響。在這般惡劣的環境下，王蒙居然反應不大，我很奇怪，他在平時很怕刺激的聲音，這次怎麼回事呢？他說：「知了叫，跟大自然的電閃雷鳴、颳風下雨一樣，都是天然的。不像在你窗前過的汽車、火車或什麼機器聲，那些是噪音，實在不能容忍。」他說這些，純屬把教條化作了血肉，因教條而改變了聽覺等生理反應。莫非他的一切愛憎親疏喜樂都是被一定的邏輯根據所決定的？好在我們一起生活了幾十年，可以說得上是白頭到老，這與任何科學無關。若是你從《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中認識王蒙，准以為他是個鋒芒畢露多棱多角的人物，但是，他的老實規矩，你是意想不到的。他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有點兒近於死板，氣得孩子們說他極「左」，是教條主義者。「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多次回北京探親，但是王蒙不肯與我同行，他說沒有請示，自己不好擅自行動。近十幾年，他多次出國，美洲、歐洲、東南亞、非洲、澳洲，走訪了二三十個國家，得到的貴重一些的禮物，全部上繳。1989年他「下台」以後，我才有機會同他一起去過幾個國家。在國外，無論是正式演講或回答學生的問題，還是接受採訪或隨意與朋友交談，他一貫以自己的見解，以真摯的愛為出發點，尋求一個和諧的契合點；或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為國為民講話，客觀地交流情況。我們在美國見到一些滯留未歸的中國作家，如果對方徵求他的意見，譬如去留的問題，他毫不猶豫地勸他們都回來：「你如果寫作，只有在自己的國土上，才會有生活，才會有根。」他在遵守時間方面，毫不通融：每次用車他說幾點到，你就一定要準時；你如果搭他一次車，動作慢半拍，他都會跟你發火；他到一個地方，一定會跟司機交代好是一個小時辦完事，還是需要幾點來接。他心中想着他人。出訪一個月，或是三個月，他決不會在返程時晚一天，這是他給自己制定的紀律。每天上午是他的黃金時間，用來寫作，這個時間他是不允許輕易被他人佔用的。家裏的電話，那個時侯是公家給裝的，孩子用的時間長了，他就馬上進行干涉。他愛惜時間的一個原因，是他愛節約。有一次，鐵凝從石家莊打來長途，當他們正說得很起勁時，鐵凝又提出一些話題，王蒙卻說：「別占時間了，這是長途。」有一次在接女兒伊歡從荷蘭打來的電話，還引起誤解，鬧出笑話：伊歡詢問家中的一些情況，王蒙沒多說一個字，只回答「對」或「是」，那天孫子小雨正在旁邊，非要問一聲「姑姑好」，也被爺爺制止了。掛上電話后，女兒以為家中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放心不下，跟女婿又通電話又寫信詢問此事，欲問個明白。最後得知是爸爸怕過多佔用她的電話時間，沒敢跟她多費一句話。這種精神、財物雙損失的後果大概是王蒙所未曾料到的。隨着年齡的增長，王蒙的牙齒一顆接着一顆地壞掉，常常痛得難以成眠，這真是他的一大災難。他很怕拔牙，因為聽一位親戚說，一位牙科醫生在給病人拔牙，用的是老虎鉗和鎚子，一通敲打之後，沒把壞牙拔掉，倒把好牙拔掉了，還把口腔捅了一個洞。當然這種傳說帶有戲劇性的誇張，但是他聲明自己的神經末梢敏銳，一想起老虎鉗子就受不了。何況他在同仁醫院拔第一顆牙時，也受了驚：醫生沒等麻藥起作用，就開始拔，當時他痛得險些昏倒，在他離開醫院，等來無軌電車時，牙床才感到麻木。回到家，他一隻手捂著半邊臉，面無血色，整整疼了三天，也不能進食。這些年來，治牙病是他一大心理障礙。或許他根本就沒法對付這個心理障礙，由於他篤信醫學，有認死理的毛病。他戴了20多年的假牙，認為是大夫給配的，就應該戴。可他的假牙配得不合適，帶上去牙床疼痛，牙齦發炎，而且那個金屬環用舌尖一舔上去，再用手往下撥就下來了。我說不合適你就別戴了，他說：假牙就是這樣，戴着戴着就合適了，有個過程，戴就要堅持戴，不要怕疼；你不戴，它的鄰牙也會相繼一個一個地全掉了。他說了一大套理論。近日他的假牙損壞，不得不去醫院治，遇見一位高明的大夫，是北京醫院的湯醫生，她為他治了牙，修了牙。前幾天，王蒙從醫院回來，沒等坐穩就忙着發表感慨：「我戴了20多年的假牙，都不懂，今天戴的才是假牙。敢情做好了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我真傻，怎麼會戴了20多年痛苦的假牙？」後來這一通話，快成祥林嫂的口頭禪了。他從來就是這樣認死理。我配的假牙也不合適，他勸我一定要戴，命令似的一定要我戴，他的理論根據是假牙就是假的，是不可能合適的。我實在無法接受他的理論，才感覺有些不適，就及時地把它（假牙）扔在一邊。他運用拔牙的經驗，寫下小說《選擇的歷程》，我認為雖然他對牙科知識的了解實在太少，但還是寫了一篇極有味道的小說。天空的彩霞在瀰漫，漸漸昏暗，遠處的路燈一下子亮了起來。這是一個秋天的傍晚，風兒吹來涼爽宜人，我倆漫步在小路上，與匆匆趕路的行人不斷擦肩而過。本來我們是漫不經心地散步，驟然王蒙說：「如果我不是搞文學，當初上了理工大學，再讀了博士，那該多好啊!」「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你的數學老師不就說過嗎?你當初如果學了數學，會成為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我又說：「如果你得了洋博士，那麼也許我們就走不到一塊兒了。」他不容我說完，頗有點兒詩意地說：「你也是博士，我們在美國相會。」我們相互送了一頂高帽。實際上我知道，這是他在感嘆自己沒能系統地攻讀某個學科——正是求學年華，他卻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浪潮中，14歲時已經是一名少年布爾什維克，作為正規的學校教育，他僅僅讀到高中一年級。而誰能相信，他在感慨沒能拿上博士時，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