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選擇(2)

事實上，由記者的出身來探討扒糞記者群體，會被眾多反例所笑話。然而，有一點無庸置疑，伴隨城鄉二元結構成長起來的，對農村生活有過苦難體驗的記者，更容易成為為弱勢群體代言的「扒糞者」。遺憾的是，扒糞的理想在現實面前，常常顯露出脆弱的一面。被監督者與監督者的權力較量，是扒糞者需要面對的第一個「現實」。今年春節前一周，新華社記者張奇志請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寫一封申請某獎學金的推薦信，茅並不認識張本人，但看了張在威逼利誘中撕破公檢法三家聯合織起的網，讓一個在死囚牢中蹲了八年的人無罪釋放的作品，當即應允，並寫下這樣的推薦信：他的報道特別注重社會公正和正義，關心弱勢群體，中國特別需要這樣的記者。張奇志這樣的記者，其實是一個標準的扒糞者。可是他「這樣的記者」不是每個記者都能做得的。在被監督的權力集團看來，張「這樣的記者」是「天兵天將」，是代表最高當局的有欽差意味的記者。可地方媒體的記者就不同了，他們不是欽差，他們只是一擊而潰不成軍的「蝦兵蟹將」。面對現實的無力感，只是記者們主觀上不願意做扒糞者而選擇做傍爺的一個原因。客觀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2000年之後全球網路熱的興起，都使得「傍爺」「這樣的記者」的出現，也成為中國特別的需要。。當時的北京，上海，廣東，似乎在一夜之間進入了數字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如火如荼的數字化浪潮，使得娛樂記者的時尚先鋒地位，被IT記者取而代之。我記得，即使以服務市民服務生活為要旨的《北京晚報》，也從一版開始，充盈著長篇累牘的「IT報道」。還有中國青年報，這個因為「道義文章」而被90年代新聞系學子視為新聞聖地的報紙，也與時俱進推出「數字青年」的子報。張朝陽，王志東，楊瀾，楊致遠，他們的名字鑲嵌在各大報章的醒目標題里，一些記者甚至連他們的面都沒有見到，就憑藉蛛絲馬跡的傳聞，寫出一篇篇耀眼的獨家報道。一些名頭響亮的IT記者評論者，也和數字英雄們一起，被那個時代鍛造出爐。今天，回想起那場泡沫的盛宴，似乎沒什麼特別的新聞存留在腦海中。那個季節，真正有印象的新聞是《南方周末》給的：山西農民被割舌；中國北方大旱。他提醒人們，北京富了，上海富了，並不代表中國就富了。這就是2000年春夏之交的中國傳媒的真實生態，一個歡呼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一個呼籲民主化時代的降臨。扒糞者和傍爺在中國南北兩個不同的陣地上同時高呼，兩個同時發出的不同的聲音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新聞景象。這樣有趣的景象，還出現在同一媒體內部。2000年秋天，中國《新聞周刊》已經在摸索中走過了蒙蒙恫恫的的春天。記得在那個零亂的編輯部里，發生過一次爭吵：我們如何打造中國的《新聞周刊》和《時代》周刊？宏大的問題最後聚集到一個小小的焦點上：為誰立言？通俗地說，屁股坐在哪條板凳上？一種聲音是：鐵肩擔道義，為弱勢群體，為社會公正而戰，為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勞動集團而呼。另外一種聲音是：誰給錢為誰說話。為正在上升的以私營企業主和白領職業經理階層服務，因為他們有購買力。所有的廣告來源都將圍繞他們而進行。再說，為富人說話，也有助於效率的推動。雖然我們爭論到最後，也沒有想明白到底為哪個階層立言這樣的問題，但達成了一個共識：絕對不做一份庸俗的純粹為錢財而謀的新聞周刊。三年過去了，這樣的景象還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媒體，不同的記者群落中延續，據說，在中國青年報去年的一次討論中，做傍爺，還是做扒糞者，就爭論得不可開交。這一切，與2000年前後兩個中國的現實，是多麼地吻合，多麼的何其相似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