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選擇(1)

同樣，對我們這些中國記者而言，中國也是籠統的「兩個中國」。我們觀察到的或者表達出的究竟是哪個中國，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認知水平和價值觀。有時候，我們作為一個記者的出身，就是我們考量中國的「此山」。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此山」，最終釀成了「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觀。以我有限的未免失之偏頗的觀察，出身於甘露園南門的容易成為「扒糞者」，他們關注甘露園南門的生存狀態，進而成為公平的籲求者，而出身甘露園北門的容易成為「傍爺」。「傍爺」所「傍」者，或者是官員或者是大款。90年代中後期是一條可以區分時間的河，之前的「傍爺」傍大官者為多，之後的「傍爺」傍大款者為多，我們討論並且描述的「傍爺」，是指那些傍大款的記者。必須說明的是，我所謂的「傍大款」是個中性的泛泛而談的概念，之所以這樣描述，是為了敘述和理解的方便，而不含有道德上的評判。另外，這裡的「大款」泛指新興有產者階層，而非某個具象的富豪。90年代中後期，以《中華工商時報》和《中國經營報》的崛起為標誌，經濟記者群體迅速發展並壯大起來。對財富人物和商業故事的採訪報道，成為當代中國新聞史上與國際接軌的一道景觀。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崛起的時代背景下，以大歷史的眼光評判「傍大款」的歷史功過，主流是進步的，無論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都在客觀上成了中國變革中效率的推動者。做「扒糞者」，還是「傍爺」，是2000年前後中國青年記者面臨的兩種選擇，每一種選擇都離不開「兩個中國」的國情。2000年前後走進記者行列的青年人，主體是我這樣的70年代生人，我們的人生經歷中，所有的體驗都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現代化史乃至經濟轉型史上十分罕見的個案。中國的轉型，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制度實驗。在這個巨大的實驗場中，如果我們恰巧在甘露園北門的那個中國，我們的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反之，我們要是成長在甘露園南門的那個中國，苦難的內容就會佔據我們關於過去的大部分記憶。願意成為「扒糞者」的記者，往往是對後者有著很多感同身受的人。「扒糞者」，一個泊來語，英文為Muchrakers，直譯過來就是「黑幕揭發者」。1902年前後，憤怒於美國社會政治道德的墮落，一批由記者作家組成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利用傳媒，無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國政界商界以及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現象：政府和黑道的勾結、金融業的欺詐、藥品和食物的摻假、街道上的賣淫。美國總統羅斯福怒斥「黑幕揭發者」，就像17世紀英國小說《天路歷程》中的扒糞人，手拿糞扒目不轉睛，專註於**墮落卑劣醜陋的人和事，對美好的事物視而不見。媒介研究者展江說，隨著美國黑幕揭發運動的不斷推進，扒糞者一語很塊成了高貴的尊稱，一枚光榮的勳章，為扒糞者欣然接受。當然，今日中國還沒有出現真正的「扒糞者」。但扒糞的新聞作品，我們見過不少。它表達的是改革中利益受損集團對公平的期待，公平、正義是滲透其中的基本價值觀。我們曾經在心目中把2000年之前的南方周末、1990年前後的中國青年報，想象為一個扒糞者的集體。對很多出身於農村或者城鎮貧困家庭的新聞記者，公平，似乎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期待，他們中的很多人，譬如我，走進新聞界的最初理想，就是獲得一個扒糞的機會。儘管5年之後的我，對社會的認知已經超越了先前的感性階段，也意識到用大歷史的眼光看待過去的20年，我應該向改革實驗致以敬意。可是，一想到我為求學求職所付出的代價，我的感情的天平就容易失衡。曾為南方周末首席財經記者的外灘畫報主編陳濤說，南方周末曾經的一批記者往往具有這樣的一些特徵：出生於農村或者小城鎮，接受過高等教育，有過不幸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