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十一）

早晨出門剛把手機撳開，陶楚的電話便打進來了。他知道陶楚不打家裡的電話是怕給他惹麻煩。只聽陶楚急急地問：「吳桐你在哪兒？」他也急急地答：「我在路上。」陶楚又問：「能不能見見？」他說：「現在不行，我第一、二節有課，也沒法調了，下了課我找你行嗎？」陶楚猶豫了一下，說：「好吧。」吳桐問：「情況怎麼樣，孩子出來了沒有？」陶楚的聲又變了，說：「沒有。」吳桐又問：「見到了沒有？」陶楚迸著哭聲說：「不讓見。」吳桐知道再說下去陶楚又要哭了，說句：「陶楚你別急等我電話，開著機。」聽見陶楚的「嗯」聲他收了機。他不知道兩節課怎麼下來的，甚至不知道自己都講了些什麼。他抱著講義往教研室跑，只為能早早給金正打電話，打完了電話再聯絡陶楚，只能這樣。吳桐全身心投入，正像他向陶楚所許諾「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這麼說，也這麼做。說起來吳桐就是這麼一個人，不是樂於助人，也不是助人為樂，他沒從中得到什麼樂趣，更多的是苦，苦不堪言。進了辦公室坐下剛要抓電話，電話鈴響了，接起來一聽是小趙。他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動，想或許小趙有好消息告訴他吧，那就太好了。然而小趙說的不僅不是好消息，反倒是個壞消息。小趙說他又從所里摸了摸情況，所里正準備往分局報材料，案件性質定為合夥搶劫。情節是打鬥之後「勝方」向「敗方」索要「賠款」，說由於他們的挑釁耽誤了回家吃飯，要出打的費，敗方一個學生從兜里掏出二十元錢。錢沒用來打的，一塊買冰淇淋吃了，還沒吃完就被抓。吳桐這才清楚所謂「搶劫」的過節，聽過倒鬆了口氣，他問小趙：「這構得上搶劫嗎？」小趙說：「也許吧。」吳桐說：「搶劫的對象應該是陌生人，搶認識的人，明明知道會被指認出來，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啊。」小趙說：「這看怎麼理解了，說搶奪也可以。」吳桐問：「搶奪是什麼性質呢？」小趙說：「輕，夠不上刑事責任。」吳桐有些激動地問：「既然在兩可之間，為什麼一定要定搶劫呢？他們還是些孩子，為什麼不能放一馬？」小趙說：「據說不夠十六歲的就不追究刑事責任了，那個李賽十六歲，所以就報了拘捕，不過萬幸的是被打的孩子傷得不重，只出了點血。」吳桐問：「不是說照出頭骨有裂縫嗎？」小趙說：「沒這回事。」吳桐說：「單純是二十塊錢的事了。」小趙說：「不能這麼說，搶劫不在於錢財多少，搶一塊錢也是同等性質。」吳桐說：「我還是想不通，法律對一個孩子為什麼要這麼嚴酷，誰家沒有孩子呵。」小趙說：「吳老師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把這事告訴你，是覺得這個案子有可操作性，你就按我昨天說的，趕在派出所上報分局前把事化解。」吳桐說：「小趙，我明白了。真謝謝你了。」掛了電話，吳桐沒急於給金正掛電話，辦公室許多老師都以詫異的目光盯著他看，再是他想根據小趙說的情況把思路理一理。他想，小趙說的有可操作性，是指案子的性質不是板上釘釘，可左可右，而執法者寧左勿右也是他們的職業定勢，坐等當事人「操作」，事情視「操作」狀況而定。這是一個多麼「高級」的職業啊。一切都冠冕堂皇，一切都嚴絲合縫又遊刃有餘，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那個姓汪的家屬能順順噹噹把不明巨款取走，就是最好的說明。吳桐大概是過於激動，才這麼憤世嫉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他看看錶，知道陶楚正在等自己與她聯絡，但事情沒有著落他不能夠。他走出辦公室，下了樓，走到操場邊上的一棵梧桐樹下給金正家裡撥了電話，鈴響了長時間也沒人接。他想金主席出發了嗎？金主席經常下鄉搜集民間故事，還參加一些活動，做協會兼職會計，金主席的行蹤想瞞也瞞不了他的，當然是事後。他掛斷手機，心裡空落落的，可以說金正是他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且須立刻抓到，落空了，他的心也空了。萬般無奈時，吳桐忽然想，何不自己到派出所去一趟，摸摸情況，再講講自己的看法。關於案子的定性，他覺得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應該與公安方面溝通，理解萬歲嘛。這麼想定便速速趕到民安路派出所。許是自己也覺得此舉過於莽撞，吳桐進到門裡心「噗噗」地加快跳動，像自己做了壞事一般。他輕輕走到一個年輕女民警桌前站下，又輕輕叫了聲「同志」。年輕女民警抬頭打量了他一眼，問：「你找誰？」他頓了頓，說：「誰都行。」女民警問：「你有什麼事？」他說：「我是為那個學生打架的案子來的。」女民警又看了他一眼，問：「你是家長？」他稍一猶豫說：「不是。」不等女民警說話，一個四十多歲的男民警粗聲粗氣地說：「出去。」他嚇了一跳，卻沒動，他對男民警說：「同志。」男民警又說：「出去。」他急中生智，說：「同志是小趙讓我來的。」「哪個小趙？」「分局財務科的小趙。」「不曉得。」「他，他來過電話的。」「來電話的多去了，誰記得。」男民警這麼說口氣倒緩下來了，再打量了一眼吳桐，又說：「回去等著吧，我們會依法辦事的。」吳桐趕緊說：「知道知道，我相信法律，但我想說明一下情況。」男民警一副努力耐著性子的樣子，問：「什麼情況？」吳桐鬆了口氣，卻也清楚人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便言簡意賅地講出自己的兩點看法：一是就案情實際情況定搶劫過重，定搶奪或者索要為宜。二是犯事的都是些孩子，而且屬偶發事件，應以寬大為懷，給他們一個出路。吳桐這麼說時，滿屋的民警都像看怪物似的看著他，有的還在竊笑。「你說完了？」男民警問。他說：「是，是。」男民警面露譏誚說：「我倒覺得，你可以給嫌犯當律師，把剛才這套話拿到法庭說去。說在這兒沒用。走吧走吧。」吳桐只得出來了。他懊惱萬分，站在派出所門口他覺得自己不是什麼人民教師、什麼靈魂工程師，而是一條狗，被人從門裡踢出來的癩皮狗。他覺得自己幹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自找。垂頭喪氣往學校返時，手機響了，他擔心是陶楚，卻又不能不接，硬著頭皮問句：「哪位？」「王梅。」「啊，是，是你呀！」吳桐驚訝萬分，連忙收住腳步。可謂一心不可二用，這一天來只顧忙陶楚，別的全丟腦後了。「吳桐你在忙什麼吶？」王梅問。「我，我瞎忙。你，你好嗎？」吳桐嘴裡回應，腦子卻在飛快旋轉：王梅是催問去泰達的事吧？該怎麼回復。「我挺好，也是瞎忙。上次說的那個事考慮得怎麼樣呢？」王梅開門見山。「差，差不多了……」吳桐胡亂回答，頭上沁出汗珠。電話里王梅笑了一下，說：「差不多是什麼概念呢？該怎麼去理解？」「就是，就是很快會給你答覆。」吳桐說。「好吧，好吧。」吳桐聽出王梅平淡的聲音中有一絲不悅，更增添了心中的不安，想人家這麼提攜自己，而自己卻如此消極對待，可以說近乎無理，給誰誰也會不高興呵，他想對王梅表達一下自己的歉意，一時又不知道怎麼說，這時他聽王梅又笑起來，說：「吳桐，人民教師的頭銜就這麼有吸引力么？」「不是，不是。」吳桐連連說。又想到剛才受到的恥辱，想狗屁人民教師。自沒說出口。「難道有什麼問題嗎？」王梅問。問題？吳桐的心一跳，眼前最大的問題就是陶楚遇到的事情啊。他思忖，能不能求求王梅呢？以她的地位也算得上是神通廣大，這樣也許是不當的，可事到如今也顧不了許多了。他說：「王梅，我沒顧上是有一樁沒了的事。」「什麼沒了的事。」「一樁官司。」「什麼官司？」見王梅接了茬，吳桐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講給王梅聽。當然，「少犯」的家長他沒說是陶楚。「吳桐這事你非管不可嗎？」聽畢王梅頓了頓問。「是的，是我的親戚。」「在哪個派出所？」王梅問。「民安路派出所。」「在哪個區。」「長陽區。」「行，我給問問。」王梅說。「問誰呀？」吳桐問得挺傻。「你說問誰呀，誰能解決問題問誰呀。」「是的是的。」王梅說：「你把那孩子的情況說說，我記下來，姓名、學校、年齡、家長姓名、工作單位。」如果在一天之前，王梅之所問他還一概不知，可現在他清清楚楚，甚至包括陶楚前夫的名字。「有了結果我會告訴你。拜拜。」王梅收電話。吳桐鬆了口氣。他覺得王梅能幫上這個忙。為什麼開始沒想到王梅呢？他想。他覺得現在可以給陶楚打電話了。不到中午，吳桐便接到了王梅的電話，告訴他事情解決了，她找的人給派出所打了招呼，要求這個案件從「關心下一代」的原則處理，於是派出所便把「搶劫」改為「索要」，由此批捕程序被中止，李賽可以和其他幾個孩子一起回家了。至於留下的「民事」尾巴待與受傷孩子家長協商后再定。王梅口氣平淡地把事情說完，吳桐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感謝的話都忘了說。他趕緊給陶楚打電話把好消息告訴了她。他和陶楚是在派出所門口見面的。在電話里陶楚聽他講了事情轉折立刻泣不成聲，不知怎麼當時他的眼也濕了，兀地很感動，卻又不清楚感動之來由：王梅的幫忙？公安方面的寬大為懷？還是自己終於幫助陶楚得到了解脫？抑或是幾者兼有吧。等陶楚收住哭，他對她說：告訴李海濱（陶楚前夫），讓他和你一塊去接李賽。陶楚頓了一下說吳桐你和我一塊行嗎？我？吳桐不知是問自己還是問陶楚，他覺得這樣有些不合常規，李海濱畢竟是孩子的親爸爸呀。陶楚哽咽說我害怕，真的很害怕。吳桐就不好再說什麼了。聚集在這兒的還有其他孩子的家長，他們並非是陌生人，起碼在學校的家長會上見過面，而此刻他們卻如同路人，一齊把急切的眼光投向派出所大門。不知怎麼，陶楚也和其他妻子那樣偎依著吳桐，吳桐明顯感到陶楚身子的顫慄，他真切地感到這件事對她的打擊有多麼深重。當派出所的門被推開，「少犯」們垂頭喪氣地從裡面走出來，家長們喊著叫著奔向前認領自己的孩子。吳桐站在原地沒動，只是長長吁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