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中文系(1)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聯大的系主任是輪流做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系主任。擔任系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系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事實上當時的系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中文系的學風和別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製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后，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了。總而言之，中文系的學生更為隨便，中文系體現的「北大」精神更為充分。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麼「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的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嚴家炎先生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這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係。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這本書現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京派」並沒有人老掛在嘴上。聯大教授的「派性」不強。唐蘭先生講甲骨文，講王觀堂(國維)、董彥堂(董作賓)，也講郭鼎堂(沫若)，——他講到郭沫若時總是叫他「郭沫(讀如妹)若」。聞一多先生講(寫)過「擂鼓的詩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是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他說有些搞校勘的人，只會說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應該作什麼?」罵有些註解家，只會說甲如何說，乙如何說：「你怎麼說?」他還批評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個有註解的本子，發給學生的是白文，「你把註解發給學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這些意見，我以為是對的。他講了一學期《文選》，只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好幾堂課大講「擬聲法」。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挺長的法國字，舉了好些外國例子。曾見過幾篇老同學的回憶文章，說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有人問我，「是不是這樣?」是這樣。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裡外外都是人。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注都背出來。唐蘭(立庵)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他是教古文學的，有一年忽然開了一門「詞選」，不知道是沒有人教，還是他自己感興趣。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艷)。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只是用無錫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pass了。沈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沈先生怎樣教課，我已寫了一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茲不贅。他講創作的精義，只有一句「貼到人物來寫」。聽他的課需要舉一隅而三隅反，否則就會覺得「不知所云」。聯大教授之間，一般是不互論長短的。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但有時放言月旦，也無所謂。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辦公室當著一些講師助教，就評論過兩位教授，說一個「集穿鑿附會之大成」、一個「集羅唆之大成」。他不考慮有人會去「傳小話」，也沒有考慮這兩位教授會因此而發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