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的立場(2)

3年後，比爾·艾默特成為駐東京記者，他不忘提及他的前任看到他時有多麼失望：總部竟派了個二十七八歲的「實習生」來接替這個「重要職位」。「前往東京，是因為我想發現日本的與眾不同之處。」這段經歷幾近完美地體現了一個年輕人發現世界的過程。他從未去過東方，沒有日本朋友，不懂日文，甚至從未讀過關於日本的著作。而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來講，日本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迹，它的經濟表現使整個世界黯然失色。「但我卻發現日本並沒什麼與眾不同之處。」艾默特在1989年12月出版的《太陽照常落下》（TheSunAlsoSet）是第一本冷靜、清醒地指出日本經濟潛藏的種種問題的著作。一個月後，日本的泡沫經濟破產了。這一時機，一下子將比爾·艾默特推向了准預言家、日本權威的地位。艾默特說對於一家集體署名的媒體，這種外來的聲譽有助於其自身的身份確認。很顯然，「它也對於我在1993年獲得這一職位有重要的作用」。同樣關鍵的是，這一經驗使艾默特更加堅信這一點，在這個世界上，普遍原則的適應性遠比特殊性要廣泛得多。這也使他在伊拉克的戰爭問題上，堅定不移地站到了美國一方。他相信薩達姆不過是一名獨裁者，推翻他不會引發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緒。相反，它可能促成一場阿拉伯地區的真正現代化。他也不相信文化傳統與價值觀是不可改變的，因為「1945年後的日本用5年時間將自己建成了一個不一樣的國家」。這是一個編輯規模比它的影響小得多的雜誌。《經濟學人》在全球的分社根本無法與《紐約時報》或《時代》相比，它全部的編輯人員不過100人。它多少有些不屑於追求地區化的編輯方針。《經濟學人》幾乎向全球出售統一的編輯產品。它喜歡稱自己是「全球性的聲音」，而非地區性的。它87萬冊的發行量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出售給英國本土的。就像艾默特所說，「英國不再是帝國這一現實，解放了《經濟學人》」，它更可能從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正在發生的轉變。讓我們再來重溫一下這份報紙的特性吧，除去絕對傑出的寫作風格，集體主義的聲音，大學教授一樣的編輯人員，它的立場到底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稱《經濟學人》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的確，就像160年前一樣，《經濟學人》仍堅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它是個保守派嗎？似乎又不是。比爾·艾默特領導下的《經濟學人》支持同性戀運動、文化的多元性，反對王室家族。就像這份報紙自己所說：「它支持了羅納德·里根與瑪格麗特·撒切爾。它支持了美國的越南戰爭，但它同樣對哈羅德·威爾遜與比爾·克林頓的自由派主張持肯定態度。」但這種矛盾並未掩飾《經濟學人》的真正立場，即它對於特權階層的反對，對於歷史的確定性的藐視。它不相信有什麼結論是不言自明的，它堅信歷史發展的開放性，它相信人們通過爭辯與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的問題。它也不沉迷於意識形態，它認為很多災難是可以通過技術性手段來解決的。它堅信一種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普遍性原則……而面對眼前的複雜問題時，它還希望我們都有一種不可遺忘的幽默感。這些信仰絕非說明《經濟學人》是一貫正確的，恰恰相反，它常常犯錯誤，只是它從來不避諱承認這種錯誤。儘管它常常以一種先知性的口吻在說話，但它最反對就是排它性、封閉性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