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的立場(1)

這是一個星期四的下午，比爾·艾默特悠閑地坐在倫敦聖詹姆斯大街25號那座被一些人稱作「醜陋不堪」的「經濟學人大廈」的總編輯室內。他剛剛度過一周中最後的緊張時刻。他必須在這一天的清晨6點醒來，8點之前趕到辦公室，他將與他的主要編輯人員重新閱讀並修改標題，完善補充性數據，為圖片增加說明……在周五清晨時，新一期的《經濟學人》將出現在英國主要的報刊亭里。幾個小時后，歐洲、美洲、亞洲的讀者也將閱讀到《經濟學人》那著名的腔調：在上一周，我們的世界陷入了混亂，我們建議採用如下步驟來解決這種混亂……比爾·艾默特分毫不差地符合了我對於《經濟學人》總編輯的預期。很多人和我一樣是在2001年初，即他與意大利總理競選人貝魯斯科尼的相互謾罵中注意到他的。為了報復《經濟學人》將自己評價為「不適合管理意大利」的人，貝魯斯科尼發動了他控制下的所有右翼報章電視，將艾默特形容成「有着列寧一樣面孔」的人，是醜陋的極權主義者。而艾默特則在《衛報》上回應到，他期待着意大利的新總理前往英國來打官司。回憶起兩年前的這樁沸沸揚揚的「國際事件」，艾默特仍恰到好處地反擊道，未來歐洲政治的主要危險來自於貝魯斯科尼這樣的右翼領袖，他們同時掌握了公眾輿論與政治權力。不，你千萬不要誤解艾默特先生是個刻薄的傢伙，恰恰相反，他看起來就像個大學教授一樣謙和並有點笨拙。他的穿着也絕非撲面而來的精英式的考究。他隨意將手插在口袋裏，翹著腿與我們談話。他也沒有那種傲慢的牛津口音（他在那裏至少讀了6年書），儘管他領導的雜誌曾被攻擊為「充滿著不容質疑的先知氣息」，「有着討厭的牛津腔調」。而直到這個極度推崇個人主義的年代，《經濟學人》還頑固地堅持着集體匿名制（除了調查），而總編輯具有不可質疑的最終決定權。因為他們相信「說些什麼比誰說的」更重要。同時，從外觀的任何細節來看，它都是一種叫做「雜誌」的出版物。但它頑固地堅持，就和160年前一樣，《經濟學人》仍是一份報紙。直到2001年7月，它還在一直聲稱使用全彩色的印刷「將分散讀者對於文字與思想的注意力」。比爾·艾默特是這份創刊於1843年的報紙的第15任主編。他說：「其實，我們一點也不傲慢。」比爾·艾默特說在過去20年中，《經濟學人》最大的變化是更多元化、國際化。他喜歡舉例說，他們僱用了更多的非白人、女性，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牛津、劍橋的畢業生。他也喜歡強調，在《經濟學人》內沒有等級制度，它是一個極度平面化的組織，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發言權。但在世界範圍的精英讀者中，《經濟學人》享受着幾近無可匹敵的榮譽（當然也常常遭受病詬）。它或許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出版物，因為它似乎從來沒有學會記者式的報道方式，它不記錄「他們如何說」，而是直接明了地表明「我們這樣認為，因為……」。它的編輯是新聞界的異類。執行編輯安東尼·格列布剛剛出版了《西方哲學史》，這是羅素以來第一部類似作品。而當比爾·艾默特在1993年獲得總編輯這一職位時，他的前任RupertPennant-Rea則離職就任英格蘭銀行的副行長。就像艾默特9年前所說的，「這的確是個了不起的現象，一名記者獲取了這一委任」。艾默特沒有正面回答他的高級編輯們是否必須是「文藝復興式人物」的設問，他說自己比較懂政治學與經濟學。成為總編輯后，他又開始了解金融學以及不斷進展的生物技術和環境問題。就像艾默特在過去的9年中不斷強調的，《經濟學人》絕非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只是單純的商業與經濟報道媒體。事實上，它致力於將商業、經濟、政治、國際事務、文化、技術等所有的一切結合在一起。因為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裏，它們彼此都充滿關係與聯結。而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專業領域，也並非如外界所認為的那樣難以理解。艾默特珍視《經濟學人》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編輯沃爾特·白芝浩的遺產：「所有的主題，都可以用清晰簡潔的英語表述出來。」白芝浩或許是《經濟學人》的編輯們永遠試圖接近但無法超越的楷模。作為創始人詹姆斯·威爾遜的女婿，他在1861年成為了這份為倡導自由貿易而創立的小報紙的總編輯。他身份的多元性深刻地影響了這份報紙的形態。這個35歲的老青年是銀行家、編輯、隨筆作家、記者和失敗的政治家。他寫作的題材涉及經濟學、教育、歷史、法律、文學、政治、宗教與社會心理學。他毫無疑問地躋身於19世紀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馬修·阿諾德這樣最偉大的英國知識分子的行列。他稱這種龐雜而多元化的寫作是在「與自己的頭腦遊戲」。「我們不是一份意見報紙」，艾默特否認了我的判斷。他說《經濟學人》追求「分析性與辯論性」。他尊重美國新聞業對於信息與一手資料的重視，但他不希望他的記者們不斷用「誰誰說」來打斷他們自己對於事物的探討與看法。因為只有這種意見是建立在嚴密的邏輯分析與事實基礎之上的。他們像支持自由貿易一樣支持自由思考。艾默特像19世紀的威爾遜、白芝浩一樣，仍是啟蒙運動的信仰者。他相信人們可以通過理性尋找到更好的方案以解決眼前的困擾。「儘管進步並非不可避免，但它的確有可能不斷前行」，所以艾默特反對極端環境主義者的悲觀論調，更反對這種封閉性的思維方式。儘管未來並不確定，《經濟學人》卻試圖通過更廣泛、更深入的分析來探索可能的方向—「我們不是報道什麼，而是告訴人們怎麼去做」。這是比爾·艾默特從少年時代就夢寐以求的工作，他渴望分析、研究、探索，他只想在學者與記者這兩種職業間作出選擇。在1998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充滿自嘲地回憶起1980年進入《經濟學人》的經歷。22歲的年輕人申請了所有可能的記者職位，但幾乎全部被駁回。「《經濟學人》是對我態度最好的一家，（在經過一輪的寫作測驗與面試后）他們會說：『真的很抱歉，我們現在沒有空缺的職位。先去做些別的事吧。』」44歲的艾默特如今回憶說。但在牛津大學作過18個月的博士后研究，並準備前往巴黎完成論文時，他突然接到《經濟學人》的電話，因為「他們需要一個價格低廉的實習記者前往布魯塞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