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在城市怎麼了(1)(圖)

（視覺記錄與影像選擇）農民工在城市怎麼了——我看張新民的《包圍城市》陳映芳社會研究的影像視角圖像在現代社會中正處於一種不無尷尬的境地：一方面現代傳媒全面視覺化，這使得圖像倍受寵愛。與此同時，隨著視覺技術的日常化、商品化，視覺化的媒體信息越來越難以擺脫被輕視的命運，像視覺化的演唱組、音樂作品（MTV）被有些人認為是偽音樂，視覺化的雜誌被認為是迎合讀者消費心理的商業化刊物。而「視覺化」傾向的這樣一種兩義性最突出的表現還在於：一般人對於活字∕語言的價值遠高於圖像這一點確信不疑。人們普遍認為，只有活字∕語言才能到達事物的內涵、揭示事物的本質。這樣一種觀念，在包括社會學在內的一些社會科學中可謂根深蒂固。今天的以觀察、研究社會為業的研究者們，大多在迴避將視覺用作為描述社會事實的手段。除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插圖或者表明數據和邏輯關係的圖表外，在大部分社會科學的教科書和研究成果中，人們很少使用圖像，無論是作為研究對象還是描述手段。學者們習慣於依賴語言和邏輯的抽象化來記述社會事實。其實事情本不應該是這樣的。以社會學為例，古典社會學家齊美爾早就曾強調：「沒有什麼比眼睛更能充當社會學的工作了。」而早期的社會學界也不乏將圖像應用於研究的先例，像《美國社會學》雜誌初期的20多期中，照片作為視覺資料曾被頻頻用以論文之中。但是後來隨著社會學內部強調理論邏輯、強調社會結構功能的傾向的增強，照片漸漸地從學術刊物中消失，「眼睛看得見的世界」，以及生物學∕心理學等感知社會的途徑、方法，漸漸被主流社會學所淡化。所以，今天我們所能讀到的作為社會知識的「社會事實」，基本上都是用語言∕邏輯建構起來的。與此相對應，現實中的種種社會存在，統統被各門學科拿去演化為專業概念，譬如進城謀生活的農民們，是人口學中的「流動人口」、經濟學中的「廉價勞動力」、行政學中的「人力資源」、「外來人口」、社會學中的「農民工」、「弱勢群體」……至於他們作為一群「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他們原生態的社會狀況，包括他們的生存狀態、表情姿勢等等，研究者們似乎無暇細看，又好像全知道。在這裡講這些，我是想說明：作為攝影家的張新民所做的事，其實原本是研究社會的人早就該做的工作。在今天，關於「流動人口」「進城農民」之類，文人學者的論文、專著、報道之類的文字，多到近於泛濫，但像張新民這樣真正用眼睛去看、用鏡頭去紀錄、用圖像來描述，且用心將這一切當作事業去做的，少而又少。「農民工」給出的難題雖然說自80年代以來，中國的一些攝影家們一直在實踐紀實攝影，在這過程中出現了很多關注現實社會的紀實作品，對於人們如何用眼睛去觀察、認識社會深具啟迪意義。但是，《包圍城市》依然值得我們關注，不僅由於張新民所拍攝的是如今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社會群體，更因為這個群體對於我們（作為紀錄者、研究者的所有的「城市人」）而言，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一個群體。一般來說，當我們觀察某個社會群體的時候，相應的觀念會影響、確定我們的視線，而鏡頭在拍攝、紀錄對象的同時，也會暴露出拍攝者的視線及觀念：鄙夷的、憐憫的、關懷的、敬仰的……這樣一種潛在的關聯，事實上限制了我們的紀錄和觀察。也就是說，對於某些社會群體，我們可以以較為確定的視線去面對他們，而對另外一些群體，我們就可能很難以確定的視線去面對並記錄他們。例如當我們到鄉村去考察農民，雖然我們多少會覺得村民是很土、很可憐的「鄉下人」。但畢竟村民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不發生直接的關係，他們居住在「遙遠的」（心理距離）的鄉村，我們只是偶爾到那裡去轉一圈，然後拔腿就可走人。而且，另一方面，我們所受的道德教育、文學熏陶，又給了我們足夠的想象力，讓我們可以將村民們想象為誠樸、勤勞的大地之子，現實中他們還遭遇著制度的不公（但那不是我們個人之過）。於是當我們在鄉村面對他們時，在觀念上、心理上，我們足可以以關懷的、憐憫的視線去面對那些村民。做這些，無論是對於攝影家來說，還是對於做田野調查的研究者來說，都不太難。也所以，我們可以在各種視覺的或文字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單純樸實的、辛勞奉獻的、承受著中華民族災難的農民形象。這些既與他們所處的鄉村背景相諧調，在欣賞這一切時我們也很容易獲得精神上的某種平衡。即使像某些特殊的邊緣群體，如越軌群體，當攝影家、社會學研究者面對那些被貼有不良社會標籤的對象時，如果我們有意要去發現、紀錄下他們的「善良的」本質、或他們的由於「社會之惡」而造成的「無辜」、「無奈」的一面，也不甚困難。無論是鄙視他們還是同情、理解他們，觀察者的觀念及其視線都自然而然，也不難引起社會的共鳴。一些激進的社會學家做過這樣的工作，也有不少攝影家做過類似的工作。但是如今，「農民工」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面對那些進城的「農民」，我們如何確定自己的視線，這似乎成了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