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圍城市――中國農民向城市的遠征(4)

農民進城，絕不僅僅是農民嚮往城市生活的一廂情願，而是國家工業化的必然結果。中國農業人口過於龐大和城市化進程嚴重落後的現狀，以及體制因素，決定了九十年代的大流動只是移動而非移民。農民向城市移民之所以成為艱巨的遠征，難以跨越的是城鄉分離的制度框架，以及在這個框架內發育起來的勞動力市場。由市場機製取代計劃手段來配置勞動力資源，必然牽連到城市國有企業用工制度，導致失業和下崗工人增加，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雖然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在1992年就已經被提出，但是發育伊始的勞動力市場一直帶著明顯的體制分割性，是否具備城市戶口幾乎是所有企業招工簡章中的先決條件。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勞動力市場的相對價格扭曲，民工工時工資只相當於城市戶口工人工資的45%左右，在人身、工傷、醫療保險、帶薪假期、實物收入、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條件和待遇，民工更是不能和城市普通職工同日而語。相反還得付出延長工作時間、忍受惡劣環境、僱主剋扣拖欠工資、受人歧視刁難等等身心代價。體制分割帶來的勞動力價格扭曲，助長了個體行為短期化和市場無序，抑制了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總需求。儘管民工潮年復一年，但是這種看似洶湧的移動並不順暢。與進城打工相比較，在本地非農產業就業的農民則感受不到來自城市的歧視，即便是做苦力，也因為掙錢多而受到村裡人尊敬。體制分割的特性，使進城的農民感受到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們的生活保障還是城裡人所沒有的土地，土地是農民命根子。中國的水土資源嚴重缺乏，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於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於1畝，上億農民流入城市，客觀上給了開發商以各種方式徵佔農民土地的歷史機會。如果說九十年代農民離土離鄉進城打工，並指望獲得一紙城市戶口改變自己身份的話，那麼進入21世紀以後突如其來的城市化熱，則迫使農民重新考慮：是選擇戶口還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農村剩餘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的九十年代，是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最快的時期，從1990年到1996年，中國城市（未統計台灣省）由467個增加到666個，城市總人口從1990年的30191萬人，增加到1996年的35950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從1990年的％，提高到1996年的％。在全國666個城市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75個，中等城市192個，小城市399個。2001年以後，中國的建制鎮已從70年代的2800多個，增加到萬多個。全國不包括縣城在內的小城鎮，擁有人口億人，其中有1億人屬非城鎮戶口。2001年3月底，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見，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建制鎮，只要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與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均可根據本人意願辦理城鎮常住戶口。並規定，要保障在小城鎮落戶人員「入學、參軍、就業等方面與當地原有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履行同等義務，不得對其實行歧視性政策。」「不得借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之機收取城鎮增容費或其他類似費用。」不光小城鎮，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戶籍政策也開始鬆動和變革，暫住戶口、臨時戶口、藍印戶口等等相繼出現。城市的大門終於開啟，對於祖祖輩輩生活在農村的農民來說，要想當上一個城裡人已經不再是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