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小傳(1)

馮友蘭(1895—1990年)，字芝生，漢族，出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其父字台異，字樹候，清光緒戊戌科進士。馮友蘭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門(系)。1919年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讀研究生，從師新實在論者孟太格，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返回中國。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28年至1952年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其間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任教的同時，馮友蘭於1926年出版了《人生哲學》一書，1933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有英文、日文譯本。抗日戰爭時期，馮友蘭總共寫了六部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1947年，他用英文寫成《中國哲學小史》，這本書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共2冊。1990年7月，他以95歲高齡完成了7卷本150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同年11月與世長辭。幼年時，馮友蘭在家裏的私塾讀書，其間接觸了一些新東西，還閱讀了諸如《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刊。1912年，馮友蘭考取上海的中國公學。當時學校無論開設什麼課，都採用英文原書，有一門課程是邏輯，所用的課本，是耶芳斯的《邏輯要義》，先來的一位先生，公開地把這本書當一本英文讀本來教。從此，馮友蘭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己鑽研，做習題，由此又引發了他對哲學的興趣。正是這個興趣使馮友蘭在1915年8月投考了北京大學學哲學，畢業后又回到開封，在一所中等專科學校執教。不久，五四運動爆發，馮友蘭與幾位好友也在河南宣傳新文化，響應五四運動，他們辦了一個刊物《心聲》，馮友蘭任編輯。他在起草的發刊詞中寫道：「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進進步。」1919年，馮友蘭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當研究生，從師新實在論者孟太格。在學習中，他發現中國與西方交戰，打了敗仗，中國落後了，落後的原因在於中國沒有近代科學；而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不是因為中國人愚昧，「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中國的傳統哲學注重人是什麼，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麼，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力求理智的滿足；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為最終目的。中西方哲學的兩種理想、兩種追求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在中西文化交戰中屢戰屢敗。以此觀點，馮友蘭用英文寫成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用英文原文出版)。后又用中文寫出來，作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生哲學》教科書，於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後兩章是附加上去的。這最後兩章是他於1923年寫的一篇講演稿。商務印書館先已將這兩篇文章列於他們出版的《小百科全書》，題名為《一個新人生觀》。《人生哲學》是馮友蘭在20世紀20年代的主要著作。馮友蘭於1923年在美國完成了研究生的學業，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返回中國，任中州大學文科主任。1925年到廣東大學執教，不久又轉至燕京大學。為什麼要去廣州?實際上，馮友蘭主要是想到廣州看看這個革命根據地。當時的人心都傾向廣州，好像在抗戰時期傾向延安那樣。那時候，孫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廣東一省，又為本省的幾個軍閥所割據。所謂革命中心的國民政府的權力，只能及於廣州這個城市。馮友蘭離開開封以前，碰見於右任，便問他：「廣州的情況怎麼樣?是不是可以去?」于右任回答他：「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馮友蘭當然是想當一個革命的人，就決定去了。在燕京大學時，北京的教育界非常困難，為數不多的教育經費，也被軍閥們挪用了。學校往往只發幾成的工資。有一個教授，同時在四個大學教課，到了年節，四個大學都發不出工資，當時稱為「四大皆空」。那時教育界人所羨慕的有兩個大學：一個是清華大學，一個是燕京大學。這兩個大學都是每月工資照發。馮友蘭在燕京大學佔了一個地位，在當時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他又總覺得燕京不是「安身立命之地」。馮友蘭這一段的哲學思想轉變過程，先是實用主義佔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佔優勢。他在《一個新人生觀》一文中，將不同的哲學學說揉合在一起，扼要地論述了宇宙觀、認識論、人生觀等哲學問題，內容蕪雜，尚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哲學體系。其中有些思想觀點後來被納入新理學體系，成為新理學的因素並得到發展，有些思想觀念後來被馮友蘭放棄了。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京大學到清華大學執教，任哲學教授，后擔任文學院院長。這一段時期他講授的是中國哲學，通過多年積累，至1934年，馮友蘭完成了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此書的出版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后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20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這本書後來由美國學者卜德(DerkBodde)移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迄今它仍是西方人系統地了解中國哲學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