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秘書

沒過多久，我就意識到，我需要有人幫我處理大量的外部事務。戰後的幾年當中，處理這類關係的家族辦公室幾乎完全由父親提供資金。除了法律、財會和投資服務外，還有20個職員在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管理著大量的社會和非營利活動。父親的慈善顧問阿瑟·帕卡德以及他的年輕助手達納·克里爾幫我處理非營利活動，但他們都無法代替私人秘書的作用。1947年，我聘請了埃莉諾·威爾克森做我的私人秘書。她是個專業速記員，擅長安排社會活動、處理各種複雜事務。埃莉諾是此後30年我工作中的頂樑柱，與我的銀行秘書埃德娜·布魯德爾密切合作，保證我的日程安排不會失控。這兩位出色的女性組織能力強，辦事效率高，與人打交道細緻而有策略。1951年，我決定增加一名私人助理來管理我越來越大的慈善利益。一番搜索之後，我傾向於聘請我在巴黎服役時期的同事沃倫·林奎斯特。戰後，林迪在大通銀行工作了5年，然後給格雷斯公司（W.R.GraceandCompany）的董事長R·彼得·格雷斯當助理。林迪幫助我處理我在洛克菲勒大學、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紐約國際中心以及許多其他機構中的活動。他負責我的通信和日程安排，跟我一起策劃我在各個機構里的作用。林迪後來在指導我個人的大型房地產投資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隨著林迪越來越全面地介入房地產事務，隨著我的個人活動和責任的增加，我又另外聘用了一些人。理查德·達納和德沃斯·史密斯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戰爭時期曾經跟我一起在歐洲服過役。來自特威德米爾班克的年輕律師約翰·布盧姆（傑克）被安排在家族辦公室，協助林迪工作。我賦予我的下屬們相當大的自主權，雖然我們定期在一起討論。他們每一個人以及他們的繼任—理查德·E·薩洛蒙、小約翰·B·戴維斯、艾麗斯·維克托、帕特里夏·斯莫利、克里斯托弗·凱南、彼得·J·約翰遜和馬尼·S·皮爾斯伯里—都工作得盡心盡職。他們大大地拓展了我的工作範圍和影響力。沒有他們，我永遠無法平衡我在大通銀行的工作和我的「平行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