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傑・希斯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1947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在大通銀行對外部當經理助理的時候，接待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新總裁的來訪。阿爾傑·希斯瘦高的個子，端莊英俊的臉龐。舉止和藹、優雅，很有魅力，我立刻喜歡上了他。一番寒暄以後，希斯告訴我說，我已經被推選加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希望我能夠同意加盟。該基金會是在1910年由安德魯·卡內基（AndrewCarnegie）創建的，為的是他自己在追尋預防戰爭、建設有效的國際法律體制方面的興趣。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MurrayButler）已經領導了基金會20年時間，使之成為美國最受尊敬的基金會之一。巴特勒剛剛退休，希斯被選為他的繼任。對於如此年輕的人來說，希斯的事業令人仰慕。他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曾經在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門下學習，然後又在高級法院為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工作過。新政期間，他在農業部和司法部工作，後來又調到國務院。他在國務院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曾經隨美國代表團參加過雅爾塔會議—這一點在他後來被指控為蘇聯間諜的時候引起了一片驚慌。被邀請加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我感到受寵若驚—該董事會上有不少顯赫人物，包括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和IBM的創始人托馬斯·J·沃森。董事長是著名國際律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我被推舉加入董事會，正是由於他的緣故，因為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了他和他的家人。福斯特的名聲是冷酷、嚴厲、古板，但我所認識的他卻很有幽默感，可以相處得很愉快。他的女兒莉莉亞斯是我上大學期間一小圈朋友中的一個，也是佩吉的密友之一。事實上，20世紀30年代末，在我追求佩吉的時候，她總是跟杜勒斯夫婦一起住在他們的紐約城鎮房屋裡。我向內爾森提起希斯的邀請時，他悄悄地對我說，聯邦調查局的一位高層官員曾經警告他，有可靠的情報表明希斯是個蘇聯特工。我向福斯特報告了此事，福斯特表示不相信。鑒於杜勒斯的聲望、經驗和堅決**的名聲，我認可了他的判斷，於1947年5月加入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1年以後，對阿爾傑·希斯的間諜指控成了頭版新聞。當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們忙於項目和地理位置等日常瑣事。事實上，董事會議總是在爭論是否將我們的總部從紐約遷往華盛頓的問題，以及我們應當租用還是建設自己的場地問題。我們最後同意留在紐約—而紐約的具體地點又是個問題。我找到了比爾·澤肯多夫，他提出用他在第一大道西面買下的一個建築場地—新的聯合國大樓將矗立在其對面。雖然該地區仍然充滿了廢棄的屠宰場和破舊的商業建築，但比爾覺得聯合國和其他相關項目會永久性地改變這個地區。他建議我們在地價大幅攀升之前買下那塊地皮，然後建設我們自己的大樓。董事會裡幾個比較保守的董事認為這個計劃風險太大，批評了用基金會有限的資金在一個沒有把握的地點投資建設項目的方案。基金會資深的財務總監反對該項目，辭去了董事會的職務，因為他預計該項目會讓我們破產。但是，董事會絕大多數成員支持這個提案，尤其是在我說服了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在首層開設大通分行以後。大樓完工後，我們將大樓的很大一部分出租給非盈利機構，輕而易舉地應付了抵押貸款的月供。正如比爾·澤肯多夫所預測的那樣，聯合國周圍立刻成了紐約的黃金地段之一，直到今天仍然炙手可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