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的藝術」

事實上，祖父發現管理自己的財富—截至1910年達到了將近10億美元—成了一個問題。他每年從標準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資中獲得的收益數額巨大，而鑒於祖父嚴謹審慎的本性，這些錢必須以適當的方式花費或者投資。由於他對購買法國莊園或蘇格蘭城堡沒有興趣，又不屑於購買藝術品、遊艇或中世紀韻味的西服—也即他那些奢侈的同代人所樂此不疲的所有活動，於是，祖父想到了一個很有個性的解決辦法：他拿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於煤礦、鐵路、保險公司、銀行和各種類型的生產企業，其中最出名的是鐵礦生意，並最終控制了明尼蘇達州富饒的梅薩比嶺的很大一部分。可是，自從1897年從標準石油公司退休以後，祖父越來越多地投身於另一種形式的投資：慈善事業。他稱之為「給予的藝術」。通過這種投資，他取得了跟標準石油公司一樣的重大影響。祖父自打年輕的時候，從剛剛開始經商就記錄每一項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個便士的慈善捐款，建立了一系列賬冊—首先是賬冊A，如今該賬冊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ArchiveCenter）。檔案記錄成了一種家族傳統。父親學著祖父的樣子記賬，並努力要求我這一代「照葫蘆畫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試圖要求我自己的孩子們這麼做，結果成效比父親還不如。祖父這麼做是遵循宗教繳納捐稅的教義，即將自己收入的1/10捐獻給教堂和做其他善舉。隨著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數額也相應上升，一般都達到了他對自己承諾過的捐稅比例。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期，祖父發現自己很難親自處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實上，這是他在那些年感覺到壓力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感覺到自己不僅有責任給予，而且還要做得聰明，如此難度就增加了許多。「給錢很容易造成傷害」，他寫道。那個時候，他的年收入已經超過了100萬美元，而處理其中僅僅10%的資金就佔用了所有時間。他的最終解決辦法是聘請浸禮會教徒弗雷德里克·T·蓋茨主教，請他制訂一個更加周全、更加系統的方式，對要求獲得資金的所有個人和機構進行評估。幸運的是，蓋茨的知識面很廣，頗具智慧。在後來的幾十年裡，他們設計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財富；剩餘的大部分最終交給了父親，而父親又用畢生的精力繼承併發揚他們的善舉。有人說，祖父和父親—以及安德魯·卡內基—一起發明了現代慈善事業。這種說法可能是事實，但也可能言過其實。他們兩人所做的是強調有必要調整慈善活動的方向，從醫治社會問題的「病症」轉向理解並消除其背後的「病根」。這種轉變促使他們兩人都歡迎科學的方法，支持在諸多領域裡的專家工作。祖父的第一個主要慈善項目是在19世紀90年代創建的芝加哥大學。不過，祖父是在世紀交替之後才將商務事宜拋在一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慈善事業上。他首先採取的舉措之一就是於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祖父的設想—那是在與蓋茨、我父親以及該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萊克斯納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制訂的—是要按照歐洲的巴斯德（Pasteur）和柯霍（Koch）的機構模式建立一個研究設施。在創建該研究院的時候，祖父應用了他在一開始用於標準石油公司的原則：他聘請了人才，並給予他們權力。雖然他深深介入了初創和計劃階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運作起來，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預研究院的管理。他覺得把指揮權交給教育學家和科學家—他們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是合適的。父親當上了理事會的總裁，確保獨立科學研究政策得到嚴格的遵守。祖父接下來的一個重大舉措—成立大眾教育委員會（GeneralEducationBoard,GEB）—是因為他希望在美國南部建立一個公共教育系統，讓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給GEB的捐贈和經營資金在其30年的歷史中接近億美元。GEB與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實現自己的目標。這是我們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案例。創建於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Foundation）是第一家帶著具體的全球眼光的慈善組織，也是祖父該事業的頂點—要建立一個機構，能夠精明地管理他的資產，用於慈善目的。祖父為基金會提供的捐助—10年內共計大約億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價值，相當於二十多億美元—超過了所有其他機構。基金會對付過鉤蟲、黃熱病、瘧疾、肺結核以及其他傳染疾病。後來，它成為開發玉米、小麥和稻子的各種雜交品種的領袖，構成了綠色革命的基礎，而綠色革命為改造世界各地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