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未挖掘的市場

到了1947年的年底，我已經為努力哄誘客戶到我們的倫敦和巴黎分行做銀行業務而遇到的重重困難感到一籌莫展，請求調到對外部的拉丁美洲科室工作。拉丁美洲一直是大通銀行更加重視的區域，而與此同時，我對該地區的商務、文化和藝術的興趣也已經增強了。在我從戰爭中回來后立刻與佩吉度過的第二次蜜月期間，我們兩人遊覽了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區，深深地迷上了那個國家令人敬慕的戰前文化、動蕩的殖民時期和強勁的當代精神。內爾森為協助拉丁美洲發展經濟而制定的遠見型計劃也勾起了我的想像。1945年8月，內爾森從國務院辭職后，成立了兩家機構—非營利性的美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國際協會（American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AIA）和盈利性的國際基本經濟公司（InternationalBasicEconomyCorporation,IBEC）—以便為委內瑞拉和巴西的經濟發展和多樣化而提供基礎援助和金融資金。我被他的計劃深深地打動了，便要求我的信託委員會動用本金，這樣我就能夠在IBEC投入100萬美元。許多年來，IBEC一直是我最大的個人投資項目之一。·1948年，我在佩吉的陪伴下，第一次到我的新領域裡做商務旅行。我們參觀了大通在波多黎各、古巴和巴拿馬的分行，考察大通在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的貿易融資業務。我發現，大通銀行在不同國家的地位和前景差距甚大。我們壟斷了巴拿馬和運河區的市場；在古巴，我們是蔗糖作物的主要融資人，但僅此而已；在波多黎各，我們的地位無足輕重。初次考察回來，我確信大通可以大幅度擴大自己的業務範圍。1948年3月，我在給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的備忘錄里彙報了我的考察結果。在彙報加勒比的分行情況時，我寫道：我對所有3家分行的總體印象是，他們都是按照保守的商業銀行政策經營的，但對於在自己所在地區應當扮演什麼角色，沒有什麼總體思考或理念……我的感覺是，如果我們去努力摸索，大通是有可能建設性地幫助這些國家制定並執行相關計劃，通過改善農業、提高經銷的效率和深化工業化的程度來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再次閱讀這些報告的時候，為自己的魯莽感到驚訝—竟然沖著董事長批評其銀行的經營。不過，不容置疑的是，的確有必要改變我們的經營方法。我在那份備忘錄上指出：毫無疑問，本土化的趨勢以及該趨勢所代表的一切在拉丁美洲呈上升勢頭。我們的拉丁美洲鄰居們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容忍美國機構在他們的領土落戶，除非那些機構願意對當地經濟產生興趣。因此，就拉丁美洲整體而言，就我們的南方分行具體來說，我認為大通應當重新考慮自己的政策，這符合我們自己—以及他人—的利益。我萬沒有料到，我的上司們允許我嘗試一下我們所提供的各種服務，擴大我們在拉丁美洲的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