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職業

在畢業那年，我忙於撰寫我那篇關於費邊社會主義的畢業論文—《費邊眼裡的赤貧》（DestitutionThroughFabianEyes）。該論文針對的事實是，對待貧困的傳統歐洲模式依據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贖罪的方法是施捨給窮人。其重點落在施捨者來世的好處，而不是基於這樣一種理念，即每個人都有為需要的人提供幫助的社會義務。在比阿特麗斯和悉尼·韋布的領導下，費邊社會主義者採取的是相反的觀點。在他們的眼裡，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政府固有的責任。韋布夫婦和其他費邊主義者提出的理論奠定了貝弗里奇的研究基礎。貝弗里奇當時是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的院長，也就是我此後不久前往進修的地方。貝弗里奇後來成了福利國家的主要設計人之一，而這種福利制度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在英國得到認可。大學生活臨近結束的時候，我還不很清楚自己這輩子要幹什麼，甚至不清楚畢業后立刻從事什麼職業。我有點想在國際領域追尋些什麼，而且傾向於某種獨立於「家庭辦公室」的事情，因為我的3個哥哥已經在那裡工作了。進修商務或經濟類研究生課程對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個明確的目標。我感覺自己需要聽取某個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見。多年來，我一直敬仰威廉·萊昂·麥肯齊·金，而在與父親一起處理拉德洛慘案後事以後，他已經成了父親的密友。金先生後來承擔了加拿大自由黨的領導職務，並於1935年當上了總理。他在紐約的時候，經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時也會去參觀錫爾港。他對我總是非常熱情、友善，跟他交談我感覺非常隨意。我所認識的麥肯齊·金並不符合我後來聽說他在加拿大的名聲：強硬、古怪、遙不可及。徵得父親的同意以後，我給金先生往渥太華寫了封信，請求拜訪他並聽取他的意見。金先生立刻回復，邀請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過一個周末。通過長時間討論我的選擇和興趣之後，顯然對我最有意義的事業是在政府界或國際金融界謀職。無論做什麼選擇，金先生始終認為我最好獲得經濟學的博士學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學過的課程。這不僅有利於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識培訓，而且還能讓我在他人面前樹立可信度，因為若非如此，人們可能會覺得無論我從事什麼工作，主要都是因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響。金先生的觀點令人信服，因而我決定在哈佛繼續學一年研究生課程，以便開始跟著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學習經濟學。完成了那一年的學業后，我的計劃是進倫敦經濟學院，然後在芝加哥大學完成進修，這樣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擴大自己的知識面。通過在3個大學學習，我將有機會結識許多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