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的暑期活動

讀完大學二年級后的夏天，我和保羅·蓋爾參加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MuseumofNaturalHistory）組織的大峽谷昆蟲學活動。活動的領隊是博物館的昆蟲學主任弗蘭克·E·盧茨博士。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在紐約塔克西多公園附近的昆蟲學習站跟他一起度過兩個夏天。1934年的昆蟲學探險活動的目的，是要研究大峽谷底部和舊金山頂峰附近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昆蟲種類的變化。那是一種生態研究—這個術語當時沒什麼人用，表明了大峽谷底部的昆蟲種類與墨西哥相同，而在幾英里之外的山頂上—高度卻相差10000英尺的地方—昆蟲的種類卻產於阿拉斯加。簡單地說，由於相應的溫度變化，緯度在確定昆蟲種類分佈問題上可能與經度同樣重要。那年夏天，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地懂得了大自然的內在秩序。暑期快要結束的時候，令我驚喜的是，父親要跟我度過一個星期。這並不是預先計劃的，而且我一直沒能完全理解他為什麼會決定坐兩天的火車來看我：衝動行事完全不是他的性格。我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在亞利桑那北部的莫紐門山谷參觀了佩恩蒂德沙漠上的霍皮族村莊，以及謝伊峽谷的印第安部落阿納薩茨（Anasazi）廢墟。雖然我已經19歲了，但那是我和父親第一次單獨在一起。我們兩人都很放鬆，而且他也坦率地談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好的時光之一。·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爾德決定暑期駕車遊覽一下歐洲。促使我們做出這個決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們上過的兩個藝術課程，希望能夠親眼看一看我們學習過的一些歐洲藝術大作。結果，我們在6個星期的時間裡參觀了大約30家博物館。然而，與此同時，我們被德國不祥的政治局勢所吸引，對未來感到深深的憂慮。我們乘坐的是「奧林匹克號」（）的旅遊艙，並帶上了父親給我在大學期間使用的A型福特車。我們驅車穿過了低地國家后，在巴黎停留了幾天，然後再繼續開車前往德國，並在德國待了兩個星期。這個國家已經明顯成了第三帝國。我們在驅車穿越德國的時候，看到公共廣場的杆子上貼著的標語將猶太人斥為德國的「禍根」。全國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種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區的一家客棧里，這時一群士兵走進來，坐在鄰近的桌子旁，與我們交談起來。他們對美國很好奇，而且很善談。晚間快結束的時候，他們對我們說起了他們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們友好極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對夫婦進了客棧。屋子裡彷彿蒙上了一片陰影。我們剛剛琢磨過來怎麼回事，這時士兵們明顯地朝新來的人背過身去，開始大聲談論猶太人，以及猶太人對德國構成的威脅。那對夫婦離開的時候，一個士兵轉過身，舉起右臂，說，「嗨，希特勒！」—這是德國的法定禮數。那個婦女非常客氣地說，她不使用這種官方的敬禮，不過還是祝他們晚安。接著，他們走出了門。我們感覺很不是滋味，沒過多會兒也離開了。·我和迪克經常在夜裡收聽電台廣播，而我會竭盡全力翻譯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鏗鏘之辭。儘管我們無法聽懂每一個詞，我們還是感覺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國人民—這一點，我們從兵營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來。迪克只要聽到希特勒說話時的抑揚頓挫的節律和戲劇效果，就會又氣又怕。聽到他的講話結束的時候，迪克的眼裡會噙滿憤怒的淚花。迪克後來說，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廣播讓他確信，我們最終將不得不與納粹作戰。他說，任何具有那種催眠般力量來驅使、改變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