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吉

佩吉於1965年秋天進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學期間正好是學生抗議活動和反正統文化運動最激烈的那些年。雖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積極支持幾家反戰機構，但佩吉自己的強烈社會正義感促使她懷疑使她自己獲得巨大財富和機會—而同時數百萬人卻陷入一窮二白—的體制是否公平。阿比措辭激烈的告誡影響了佩吉對許多事情的想法，但她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時候，自己發現了貧困的本質。我們的朋友伊斯雷爾和林納·克拉賓在佩吉進入大學前的那個夏天邀請她到里約熱內盧的家裡做客。佩吉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但前提是她在里約熱內盧期間可以「做些有價值的事情」。佩吉到達那裡后不久，就加入了一個人類學團隊，研究里約熱內盧的棚戶區。她發現這項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後來的兩個夏天回到了那裡。她的葡萄牙語變得十分流利，並在她的最後一個夏天搬進巴西的一個棚戶區家裡一起住。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務路過里約熱內盧。佩吉邀請我跟她以及棚戶區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頓飯。佩吉已經與她的主人一家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他們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兒。佩吉對自己親眼所見的貧困感到震驚，對阻止發生有意義變化的政治和經濟障礙感到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主要問題。1969年，她從拉德克利夫畢業后，考取了哈佛教育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又取得了博士學位。在那段時期，她的大部分時間是在STEP項目（反對社會排斥和貧窮的策略及措施，由國際勞工組織設立）中擔任聯合主任，幫助馬薩諸塞州阿林頓高中的貧困危險青年。佩吉熱情高漲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無法將我和她的家庭與她心目中錯誤的東西區分開來。有幾年時間，她疏遠了我們，回家看望我們的次數也逐漸減少。令人興奮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關係。我們已經一起在紐約開展了許多項目，並一起在世界各地遊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