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1880年代的歐洲外交

解決了和俄國的外交經濟糾紛，着實讓威廉鬆了一口氣。小理原本的歷史時空中，和俄國的關稅糾紛雖然最終以俄國的讓步而化解，但兩國的關係卻進一步疏遠，以至於親德的外長吉爾斯剛一下台，法俄兩國便正式簽署了軍事互助協定。

1888年也可以被視為俾斯麥首相外交事業的分水嶺。這之前，於1885年發生的「英俄平狄危機」是首相事業的巔峰，之後的則是巔峰之後的輝煌。然而也就到此為止了，不僅僅因為大不列顛出現了一個厲害的競爭對手——英國首相索爾斯伯里，更重要的是「空中的球太多了」，首相的雜耍有些玩不轉了。

讓我們回顧一下當時歐洲大國間的狀況。普法戰爭后，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在歐洲崛起，完成了對歐洲國際政治環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時卻造就了困擾世界達一個世紀之久的德國問題：德國的天然優勢和其他歐洲國家不接受這一優勢的矛盾。

普法戰爭的失敗不僅使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剝奪了它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更大大惡化了它的地緣政治環境。這樣法國對德國來說就成為一個無法和解的國家。法國單憑自身的力量難以對付德國，無論是為了自保，還是準備復仇，法國都需要同任何與德國敵對的國家結盟。這就使得涉及德國的危機均會加劇，而很難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國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麥看來，孤立法國、維護歐洲現狀與保障德國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麥面臨的國際環境極其複雜：為了孤立法國就必須保持俄國、奧匈和德國三個君主大國的保守聯合（三國聯合是以防止工人革命和波蘭獨立為基礎），為此他還需要對俄奧關係發展施加影響，俄奧關係過於密切以致於撇開德國，或者為爭奪巴爾幹發生衝突都會損害德國在歐洲的外交地位。

在把俄德友誼視為德國外交基石的同時，他還不能得罪在近東、中亞與俄國尖銳對立的英國。1875年1878年的近東危機，反映了俾斯麥政策相對於歷史環境的局限性：俄奧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麥難以長期迴避在俄奧間作出選擇的問題。小理俾斯麥通過1879年的德奧同盟暫時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歸宿是1881年6月結成的俄奧德三皇同盟，這就使德國得以繼續保持對俄奧關係的牽制及在兩者之間的調停地位。

1885年3月，俄國與阿富汗在中亞平狄綠洲發生武裝衝突。俄國勢力的南下及對英印帝國的威脅引起英國政界的恐慌，和軍隊中鷹派力量的叫囂，英俄兩國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由於在歐洲的外交孤立，主要是得不到德國的支持，英國權衡利弊得失后，放棄了戰爭解決危機的初衷，於1885年9月與俄國達成有關阿富汗邊界的議定書。議定書是以對俄國有利的形式簽署的，雖然承諾了阿富汗的獨立，但俄國人卻牢牢佔有了進攻阿富汗和赫拉特的橋頭堡——平狄。平狄綠竹在中亞的的戰略地位就如同戈蘭高地在中東一樣重要。

危機中，英國新任首相索爾斯伯里曾向德國尋求幫助，並親自寫信給俾斯麥，但俾斯麥的一句話便為整個事件的最終結果定下調子，他聲稱：「（黑海）海峽對戰艦關閉規則的國際特徵意味着沒有歐洲大國的同意，不能修改。」

這就意味着，一旦英國和俄國爆發戰爭，俄國可以派出陸軍從中亞的某個地方打擊英國在印度和波斯的勢力，而英國卻因為海峽關閉，強大的海軍變得毫無用武之地。

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只好向俄國讓步。於是向俄國提出就平狄問題談判、請德國仲裁的建議，俄國人則愉快的接受了建議。於是達成了對他們有利的結果。

整個危機中，英國是空前孤立的，不僅僅德國，奧匈、意大利甚至德國的宿敵法國都向土耳其發出了態度明確的照會：英俄一旦爆發戰爭，英**艦不能通過黑海海峽，否則就視為土耳其參戰。

造成英國在歐洲大陸空前孤立的原因，一來是因為和法國在埃及問題上的交惡（1882年，英國擅自出兵進入埃及），二來就是俾斯麥通過設定各種各樣的條約，將大陸上除了法國之外的各國納入到他設定的外交軌道。小理換句話說，歐洲各國的外交糾紛在爭執不下時必須要有求於德國。

平狄危機之後，自覺吃了虧的英國人開始為尋求打破在歐洲的孤立態勢而努力，很快，機會來了。

1885年9月，土屬東魯米利亞省發生革命，並宣佈與保加利亞公國合併。素來以保加利亞保護者自居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經由不聽命於他的亞歷山大大公之手實現兩地的統一，從而鞏固大公在保加利亞國內的地位。俄國試圖通過大國協調迫使保加利亞取消合併，但保加利亞統一的既成事實，已不可逆轉。俄國的保加利亞政策面臨空前失敗，巴爾幹醞釀着新的危機。

1886年1月，狂熱的沙文主義者布朗熱就任法國陸軍部長，在法國掀起了一場要求向德國復仇的狂潮，德法關係驟然緊張。兩場危機同時發生，俾斯麥同盟面臨嚴峻考驗。與此同時，被俾斯麥視為德國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將期滿，而且續約無望。國際局勢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麥做夢都害怕的東西夾擊之勢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德國如果在俄奧巴爾幹競爭中採取支持奧匈的政策，就要承受俄德關係破裂，並因此向法國提供潛在盟友的後果。而在當時環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棄奧匈的可能性。保存奧匈帝國的獨立與大國地位，是俾斯麥歐洲秩序的重要環節。奧匈一旦在外部壓力下解體，不僅會危及歐洲均勢，使德國外交失去迴旋餘地，也將打破德意志帝國內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亞危機，重新打開了東方問題，造成了俄奧對抗的前景。俄土戰爭俄軍浴血奮戰，二十萬將士喪命疆場，收穫的卻是難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亞力山大大公在俄國壓力下被迫遜位。11月，沙皇特使考爾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亞攝政當局推舉出俄國中意的大公候選人，鎩羽而歸，俄保斷交，俄國在保加利亞的影響喪失殆盡，沙皇的「尊嚴」被踐踏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巴爾幹形成了俄軍即將入侵，並引發大國衝突的危殆局面。

俄國一旦進軍保加利亞，勢必控制羅馬尼亞。屆時匈牙利將處於俄屬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三麵包圍之中。奧匈的多瑙河生命線也有被切斷的可能。保持在巴爾幹的勢力和影響，既是奧匈大國地位的象徵，也是帝國生存之所系。11月13日，奧匈外相卡爾諾基在匈牙利議會發表演說：俄國無權佔領保加利亞並單獨決定其命運，否則兵戎相見。俄國輿論大嘩，普遍認為俄奧協調已失去意義，俄軍方和泛斯拉夫派考慮對奧匈實施軍事打擊。

俾斯麥當初設計「三皇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約束俄奧，防止兩國衝突。他此時的基本策略是對兩國實施雙向抑制，敦促兩國在三皇同盟框架內解決分歧。針對奧匈在英國慫恿下可能採取的強硬政策，他一再發出警告，保加利亞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德奧同盟只具有防禦性質，要幫忙找英國去。對於俄國，他再三表示，德國願意支持俄國的保加利亞政策，但奧匈的大國地位不容犧牲，出路在於俄奧就劃分巴爾幹勢力範圍達成妥協。

俾斯麥扮演「誠實的掮客」，雖然暫時迴避了在俄奧間作出選擇的問題，卻暗含着同時疏遠兩國的危險。奧匈不由要問：「德奧同盟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德國有兩個盟友，奧匈只有半個。」如果說德奧同盟在1879年的締結加劇了俄國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與德奧結盟的軌道上來的話，那麼在此時，它只能加深俄國的敵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見新任法國駐俄大使拉布萊時表示：俄國希望法國強大，兩國需要並肩攜手，共度難關。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爾巴斯使命失敗，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結果，也是對奧匈外相卡爾諾基國會演說的回應。要想按俄國的意願解決保加利亞問題，就得排除奧國的阻撓。奧匈的實力並不構成威脅，關鍵是德奧同盟。如果俄國要發動對奧匈的戰爭，或使俄國的戰爭威脅產生效果，必須預先阻止德國的介入。唯一的希望在法國。有跡象表明，俄**方和泛斯拉夫派，通當著名報人、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卡托科夫從10月末起已對沙皇的決策傾向施加了重大影響。為了牽制德國，沙皇有可能急劇改變其歐洲政策，法俄結盟的前景已隱約可現。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奧匈為了尋求英國的幫助以抗衡俄國，主動提出了第二次地中海協定》是由奧匈和意大利兩國起，他們通過德國外交部向英國提交了一份關於維持近東、海峽和地中海地區現狀的照會，英國人很清楚這是份照會是按照德國人意思書寫的，但為了擺脫孤立的狀況只能接受。

協定是以一系列照會和備忘錄的形式達成的，儘管效力有限，但英國達到了擺脫孤立的目標，德國則達到了以英國進一步牽制俄國的目的。

不過相比俾斯麥，索爾斯伯里更有資格宣稱英國才是本次外交事件的大贏家。首先，英國通過《第二次地中海協定》不僅擺脫了孤立，而且並沒有承擔明確的責任，也就是說如果俄國真的對奧國宣戰，如果英國認為幫助奧國對自己不利，那麼完全可以無視該項條約，其次，條約徹底粉碎了「三皇同盟」。對英國來說，歐洲大陸的任何一個國家他們都不畏懼，唯一有所畏懼的是在「三皇同盟」支持下的某個國家。

比歷史上的政治家們多了一百多年的見識，威廉在大的戰略層面是極為清醒的，那就是德國的未來在海外，在於取得世界航運、金融和資源配置的主導權。

從這個意義上說，俄國甚至法國都不是最致命的敵人，在通向強權道路上的致命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聯合王國。

俾斯麥囿於歷史的局限性，顯然對這一點認識還不夠深刻，他的目標只滿足於讓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強權，並通過各種條約讓這種強權保持下去，所以如果德國外交能一直按照他的思路，最後的結果依然逃不脫和英國的決戰，只不過是何時到來罷了。

1913年，英國的工業生產早已遠遠落後於新興的美國以及德國，但其國民收入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究其原因就在於英國通過對全球金融、原、市場以及航運的壟斷，獲得了超脫於生產之外的價值，再說得露骨一點就是通過剝削別國所獲得的財富。（和現今的美國何其相似！）

對於德國這樣既沒有地緣優勢，又沒有廣大殖民地的大國，要想不一直被剝削下去只有奮起一戰，將英國徹底打敗。相對而言，美國擁有強大的地緣優勢，這從門羅時代就被確認下來，法國則擁有面積不弱於英國的廣袤殖民地，因此，兩國雖然被英國壓制，但受到的傷害卻遠不如德國。

綜合來看，威廉和俾斯麥的外交理路唯一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在於是「仇英」還是「仇法」上面。

威廉雖然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但發展「大海軍」，然後和英國爭奪海上霸權是他既定的目標，也是德國走向強權最便捷的通道，儘管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威廉的外交方略自然是以英國為德國的第一假想敵，力爭從各個層面打擊英國的國家實力。

俾斯麥則不同，普法戰爭后，由於德國強行割取了原屬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區，在法國的民眾中間德國人從那一刻起就已經成為法蘭西不共戴天的仇人。俾斯麥深知這對於德國日後的處境是及其不利的，但他無力改變，因為這是陸軍方面強烈要求的，毛奇曾表示：一個梅斯要塞至少抵得上十個師的兵力。

威廉也知道和法國的矛盾難以調和，但不等於無法調和，更重要的是他知道：相比強大的英國和崛起中的美國，法國的綜合國力已經日暮西山，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下，已經很難成為強大的德國的真正對手了。不過，俾斯麥顯然還看不清這一點。

在對俄關係上，兩人的觀點基本一致，那就是：德俄親善是德國外交的基石，兩國絕不能爆發戰爭。

只不過為了達到削弱和牽制英國的目的，威廉在股子裏得更親俄一些。

1888年的剩餘時間，威廉在政治上依然無所作為，但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隻不過威廉的韜晦之策罷了。更何況，俾斯麥的頭腦和手段絕非他一個「政治小白」所能比擬的。當然他不動俾斯麥更有他登基前的一番承諾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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