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將來的歷史

我們幫着左排長安置好迷路的戰士，對他們進行了安慰，左光興神態慌張的跑了進來：「小魏快來！我們出大麻煩了！」我心裏一緊：「怎麼了？」「我們與外界失去了聯繫！」「什麼？！」迷路戰士們全跳了起來：「失去了聯繫？！」左光興無奈的攤開手，聳聳肩：「我們已經完全被孤立了！電話打不通，電視機，收音機也沒反應！」

三個小時后，包括兩名尉官在內的五十一名軍人（不包括我們）集合完畢，戰士們每個人分到了一項任務，分到任務后戰士們立刻離開了，到了晚上，戰士們陸續回到了營房，大家帶回了許多小箱子，打開一看，全是黃金條，一問才知道，這附近還有座小金礦。金子正是從那找到的，那裏有許多現成的金條，還有沒有開採出來的，一名叫馬全原的巡邏隊戰士帶回了一名學生和一名上山採藥的老漢，學生說的普通話他都聽得懂，但老人的話他就是雲里霧裏，聽不懂，經過詢問，原來學生居然是某理工大學的學生——他們學校及所有師生也莫明其妙的與外界失去了聯繫，學校分了三組外出找尋原因，他在路上先遇到了老大爺后，再遇上馬全原的，由於老大爺的話他倆根本聽不懂。而老大爺的方言口音讓我和幾個四川兵一種看稀奇的感覺：「由於普通話的長期運用，四川方言早已融入了大量普通話音，像老人這種原汁原味的四川話除了幾個以講四川話擺龍門陣為生的人外，早就消失了，真懷疑自已是不是在聽李伯清劉德一等四川方言名人吹殼子（吹牛）。看着我們異樣好奇的眼光，老人有種身上泛起一陣雞皮疙瘩的感受。經過好一陣安撫，唯唯諾諾回答讓我們幾個天昏地暗：「小夥子，今天是…是民國十…三年…三月…六號，你們…啷個…啷個把時間，都…搞忘老嗦？」（你們怎麼把時間都忘記了？）其它戰士見我們幾個暈頭轉向立即把老漢架了起來（大夥都沒帶槍）。老漢被嚇傻了，他沒想到一句回答就把他至於死地，我們回過神，急忙讓戰士們把老人放了下來並對他連聲道歉，見我們恢復了神志，大家放開了老人，而老人也戰戰兢兢的接受了道歉，當我們用普通話對所有人傳達了老人的回答，聽說這是一九二四年時，其他人有的呆立當場，有的使勁掏了掏耳朵，有的更暈了過去……

我和二十四名野戰部隊戰士在的老人帶領下跟着走向他的家，那是綿陽縣附近的一個小山村，據老人說只要土匪軍閥不來搶劫日子就還能湊合著過，在途中，一位熟知四川歷史的戰士向戰友們講述了四川軍閥混戰的情況：

從公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歷經二十二年大小四百餘戰，劉湘當上了四川省主席，有的說是在蘆溝橋事變爆發后各軍閥才坐在一起的，川軍打內戰的惡名舉國聞名，其人員素質、裝備等，卻堪稱中國最差勁的雜牌。但川軍將士們還來不及在天府之國的土地上盡情享受，抗戰就爆發了。此前的川軍也曾參與對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的作戰，除了慘敗、大敗，沒有更值得外傳的戰績。但就是這樣一支如此不堪的隊伍，卻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用自己對民族的忠誠、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現了中國人的錚錚鐵骨，實現了作為軍人的價值！

抗戰初起，川軍將士即紛紛請纓參戰，據說當時的川軍將領楊森曾經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過去打內戰，對不起國家民族，是極其恥辱的。今天的抗日戰爭是保土衛國，流血犧牲，這是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我們川軍決不能辜負父老鄉親的期望，要灑盡熱血，為國爭光。」，這段話可謂代表了廣大川軍將士的心聲。這位楊森雖然也是一名軍閥，但很有民族氣節，當年駐防川東門戶萬縣，就曾率部與英國海軍血戰（事件緣起於英國兵艦在川江上肆意橫行，撞毀我漁船、殘殺我平民，即萬縣「九五慘案」有關史料－－－－與「五卅運動」同時期），楊森可謂川軍中的代表人物。當時蔣介石需要兵源、另一說稱其也有「借刀殺人」之意，遂同意調川軍出川抗日。

當時劉湘正在患病，眾多士紳、謀士、川中父老都苦勸他不要率軍出征，但劉湘執意抱病親率首批十萬川軍出川抗日，說是要以血戰一贖川軍二十年內戰的罪過、洗刷川軍「打內戰」的惡名。1937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令川軍各部組成第二路預備軍，以劉湘為總司令、鄧錫侯為副總司令，下轄兩個縱隊。從9月7日起，川軍分別從川北和川東開赴抗日前線。同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任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負責督師抗戰。蔣介石將川軍編成第二十二、二十三兩個集團軍，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候，副司令孫震，轄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軍（由李家鈺新6師擴編而來），第二十三集團軍由劉湘自任總司令，唐式遵副之，轄二十一、二十三軍。蔣介石先將從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團軍調往山西，划入閻錫山二戰區。當由川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團軍到達漢口時，蔣介石又將其劃歸程潛第一戰區，拱衛南京外圍。等到劉湘到達南京時，他第七戰區防區何在，任務是什麼都還不知道，手下的川軍就全沒了，劉湘完全失去了對川軍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

對於劉湘的死因，另一種在川內流傳很廣的說法是：劉湘在前線吐血不止，不得不回到武漢醫治，但隨即處于軍統特務的監視和軟禁之中。劉湘遂與手下設計詐死，圖謀躺在棺材中以「靈柩回鄉」的名目返回四川再作打算。不料被戴笠識破，戴笠遂將計就計派人將棺材釘死，把劉湘活活悶死在了棺材中。載靈柩的船到達重慶朝天門碼頭，歡迎會就開成了追悼會。也有說他是在武漢治病時被蔣介石的特務下毒謀害的，各種說法中，「陰謀論」佔了上風。

總之，劉湘一死，不僅川內軍閥一時群龍無首，已經出川的川軍將士更是頓時成了沒爹沒娘的孤兒，境遇如草寇一般。九月從漢中出來時，十萬人都是單衣草鞋，一路向東、向冬，到寒冬之時卻沒有什麼補給，也無人理睬。徒步行軍千里，凍餓而死者不計其數。二十二集團軍逆着******的潰軍，義無反顧地來到第二戰區的山西前線，卻飽受閻錫山晉綏軍的欺壓和白眼，連口糧都要自行解決，於是只好四處騷擾，有擾民的、有砸開軍械庫「自己解決」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山西土皇帝閻錫山趁機向蔣介石告狀，說川軍是「土匪」，讓蔣介石把川軍趕回四川，蔣介石也想趁機撤併支解這些川軍部隊。幸虧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當時應堪稱雜牌軍收容處的李宗仁收留，向蔣介石的軍委會求情，暫緩撤併川軍編製，還為川軍補充給養，把他們安置下來。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兒庄戰役打響，滕縣一役，川軍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奉命駐防滕縣與日軍展開慘烈血戰。日軍主力板垣師團猛攻滕縣不下，以重炮飛機猛轟，炸毀城牆。王銘章率部退到街上準備與日軍巷戰，在中心街口不幸被佔領城牆的日軍機槍掃射。王銘章身中數十彈，壯烈殉國。其餘川軍將士在師長陣亡后，退入房屋，與日軍展開逐屋爭奪。城內傷兵不願做俘虜，以手榴彈與衝進來的敵人同歸於盡。全師五千餘人，戰至最後一人而不後退，共擊斃日軍四千餘人，同時為孫連仲部趕到台兒庄設防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奠定台兒庄一戰的勝利基礎。在滕縣以北的界河、龍山帶佈防之川軍一三一師陳離部，也傷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揮淚而言：「川軍以寡敵眾，不惜重大犧牲，阻敵南下，完成戰鬥任務，寫成川軍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而王銘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鐘。成都市新都人。歷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第4師師長，川軍第41軍第122師師長，第41軍代理軍長等職。1937年出川抗戰。1938年初率部參加徐州會戰，3月14日，在滕縣保衛戰中殉國。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楊森1884～1977，******軍領。原名淑澤，又名伯堅，號子惠。四川廣安人。1904年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后加入中國同盟會。曾任護**第一軍少校參謀、參謀處長，第二軍第4混成團團長，川軍第二軍軍長等職。1922年投靠吳佩孚，任中央軍第16師師長、四川省省長等職。1926年加入國民革命軍，任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司令等職。1937年任第六軍團軍團長，率部參加淞滬抗戰。後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十軍軍長、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貴州省主席、重慶衛戍總司令等職。1949年到台灣，任台灣「總統府」顧問、台灣省「奧林匹克委員會」理事長等職。1977年5月15日病逝於台北。

饒國華（1894－1937）抗日將領。字弼臣，四川資陽人。1937年11月奉命率部赴武漢，後轉赴安徽堅守廣德。在11月30日與日軍激戰時，因寡不敵眾，也有說是因為廣德之戰唐式遵的親信牛汝澤不戰而逃，但上級確因『牛汝澤團長奮戰臨敵，功在史冊』而晉陞為旅長。』悲憤交加的饒國華盤腿端坐卧毯中間，面對廣德方向大呼：『威謙第二如此強盛都要滅亡，何況你小小日本，將來亦必滅亡！』舉槍自戕殉國，終年43歲。饒國華的遺體由民生公司的「民儉」輪運回四川，途經各地時，均舉行了公祭儀式。1937年12月12日，饒國華遺體運抵重慶，重慶國民政府為其隆重舉行了公祭儀式，蔣介石親自撰寫了輓聯兩副：

虜騎正披猖，聞鼓鼙而思良將；

上都資捍衛，昌鋒鏑以建奇勛。

秉節之來，捍國衛民方倚舁;

存仁而達，唁生弔死倍哀思。

徐州會戰，川軍二十一軍防守南線，其中一四五師守廣德，在優勢敵人的圍攻下，陣地失守，師長饒國華毅然率剩餘僅一營部隊沖入敵陣，以圖恢復陣地，終因寡不敵從，身陷重圍，彈盡援絕，饒國華將軍不願做俘虜，舉槍自戕殉國。一四四師師長郭勛祺也在戰鬥中負重傷.

重慶國民政府於同年12月追贈為國捐軀的饒國華為陸軍上將。1938年1月23日，饒國華被安葬在四川資陽縣甘溪溝。1983年9月10日，在川軍出川抗日46周年之際，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饒國華為革命烈士，並撥款重新修葺了包括饒墓在內的甘溪溝烈士陵園。

川軍李家鈺部第四十七軍，長期在晉東南作戰，后編為三十六集團軍，駐守河南，在豫鄂湘桂戰役中，由於******上層指揮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亂中轉移，三十六集團軍因是雜牌，奉命擔任掩護。1944年5月，在河南陝縣秦家坡，在轉移途中的司令部直屬隊不幸與日軍穿插分隊遭遇，總司令李家鈺當場中彈身亡，成為抗戰中殉國的川軍最高級別將領。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舉行國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的革命烈士』。

川軍二十六師，參加淞滬會戰，是戰績最好的五個師之一，全師四千餘官兵，到撤離戰場時僅存六百多人，傷亡八成半以上。

川軍在抗戰中以硬戰、血戰聞名，前後出川三百萬兵員，共六十四萬餘人傷亡，除了英勇頑強外，裝備過於簡陋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也有人說是蔣介石借日軍之手圖謀消滅川軍，因此在抗戰之初，******中央軍主力潰退之時，以襤褸之眾的川軍去一線衝殺，試圖將川系軍閥的老本都拼光在抗日前線。因為川軍首領劉湘據是「七七」事變后第一個通電請戰的高級將領，是七七事變后第三天（1937年7月10日），其抗日熱情卻正中了蔣介石「消除異己」的下懷。蔣介石遂要求四川調集三十萬部隊出川抗日，另準備五十萬壯丁備戰，而川軍當時把各種武裝加完不過四十餘萬。劉湘親率川軍精銳十萬一出川即暴病而死，部隊被分散抽調各處最前線，又得不到補給，蔣介石很難與「陰謀論」脫離干係。

川軍將士就是在這樣裝備簡陋到不堪使用、給養短缺到「幾乎沒有」的艱難困苦之中，還鬥志頑強地與裝備飛機大炮的機械化優勢日軍死拼，以致在忻口戰役、台兒庄戰役、淞滬戰役、南京戰役和武漢會戰中，死傷極為慘重。就這樣，他們還作為「雜牌」飽受******系統內的排擠和非難。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冬由蔣介石親自主持召開的衡山軍事會議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對本戰區在武漢會戰中南岸戰場的某些失利，把責任往川軍第30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頭上推。說王陵基的第30集團軍毫無戰鬥力，且訓練差勁，見敵即潰，以致影響南岸全局。軍委會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又指責川軍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瓚緒的部隊在武漢會戰中作戰不力，影響了第五戰區戰局；接着又指責川軍第30集團軍王陵基的部隊作戰不力，影響了第九戰區作戰。雖然後來又撥第8軍和第73軍給王陵基指揮，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卻沒親臨前線指揮督戰，以致貽誤戰機。如此等等，一度幾乎形成要拿川軍作典型開刀的局面。

對中**隊中的派系問題，日軍的岡村寧次是很清楚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就專門制定了分化、瓦解中**隊中雜牌武裝，集中優勢兵力消滅******中央軍的「解決方案」，並付諸實行。日軍的「招降」政策也不是沒有效果的，尤其汪偽政權成立后，也的確有部分中**隊，多為雜牌軍投降日軍。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的雜牌部隊都沒有投降，還在隨後的戰鬥中給予日軍沉重打擊－－－－如川軍楊森部、王陵基部參與的崑崙關大捷。並且更多的、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投身抗日戰場、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國的抗日武裝不僅沒有瓦解，還在後來的戰爭中日漸發展壯大，並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抗戰中的川軍嚴格來說並不能算是中**隊的正規部隊，而是一支地方軍閥武裝。無論是部隊的裝備和軍事素質、部隊待遇，都無法與******中央軍相提並論。但抗日戰爭中，這支部隊用自己大無畏的犧牲換來了「川軍能戰」、「無川不成軍」的名聲。在數十年的內戰中，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沒少干過壞事、甚至傷天害理的事，他們中絕大多數人也沒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講不出什麼大道理。他們很難有現在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樣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間關係的感悟，身逢亂世，他們也許感受最少的，就是「國家」這個概念，感受最多的應該是大大小小的「大帥」。從成軍之時起，這樣的部隊事實上就只是某人的私人衛隊。從個人而言，他們也許從來就沒有感受過「國家」對他們做過什麼，但他們知道，「打內戰」是一個軍人最大的恥辱！他們也許曾橫行鄉里、也許曾魚肉百姓，但只有在投身於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投身於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捍衛民族獨立的鬥爭中時，他們才真正體會到了一個軍人的使命和榮譽！只有在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中，他們體內火一樣的激情才被喚醒，並且象火山一樣地迸發出來，令他們可以無視敵我實力的懸殊而奮勇前行－－－－為了身後四萬萬同胞，寧可戰至最後一人而決不後退！後來，人們尊稱這隻打惡仗的軍隊為——漢魂！

解放后，在四川省會成都城東的萬年場，四川人民懷着對抗日川軍的記念，屹立起一尊雕塑：一名年輕的士兵，腳蹬破爛的草鞋，穿着短褲，身着舊式軍服，打着綁腿，胸前掛着兩隻木柄手榴彈，背上背着一把大刀和一隻竹編斗笠，手裏端著一支上著刺刀的老舊步槍，前傾著身軀，堅毅的面龐正對着東方！

那名戰士一口氣講完了川軍的歷史，戰士們被深深的震憾了：一個地方軍閥，能去除私利，在派系鬥爭中頂住各種污衊，槍口對外，保衛國家，的的確確是一件不易的事情。而解放戰爭四川成都之所以能和平解放，除了******的策反外，******的派系鬥爭和抗戰時對川軍污衊也是讓川軍心灰意冷的重要原因。一路上，戰士們都默默無聲的向著烈士們至以最高的軍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