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0)

譚嗣同(10)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所謂「酬聖主」之語見梁啟超所撰《譚嗣同傳》:

(八月)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詞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東遊。君不聽,再三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以下即記譚嗣同獄中壁詩。六君子在獄中情形,只有間接傳聞,如唐恆的八十韻長詩所記,今參以汪精衛所言,足證唐恆所記為實錄。汪雖亦為間接傳聞,但身在獄中,所得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衛銀錠橋刺攝政王載灃事敗,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與立憲派暗中有往還,汪得不死,系刑部獄。凡入刑部獄者,均為欽命要犯,軟稱「詔獄」,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錦衣衛改建,其下有鎮撫司,原掌本衛刑名。永樂時增置北鎮撫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鎮撫司任意處理,為明朝暗無天日的特務組織之濫觴。

記獄南北兩監,北監即北鎮撫司舊地,有參天老槐,乃楊椒山手植。獄屋陰森凄黯,牆上每多黑紫暈跡,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獄卒談往事,雖前明佚史,歷歷可證。汪在獄中,與一老獄卒劉一鳴相善,會作一文記其人,題目甚雋雅,名為「故人故事」。劉一鳴嘗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衛所言與梁啟超所作為宣傳用的傳記,頗有異詞,黃秋岳的《花隨人聖摭憶》,謂之為「字字實錄」。今據黃秋岳所記,條錄如下:

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為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

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

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門牽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

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

譚嗣同題壁之詩,取煤屑書於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沒,墨跡不存,無可印證,所以梁啟超得以大改特改。觀其「終日繞行室中」,苦吟不已,則知譚以自分必死,欲於此極有限的餘生中,表明心跡,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後世論定其真面。是故梁啟超改他的詩,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譚嗣同地下應有餘憾。

至於康廣仁,據梁啟超為他所作的傳說:

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錢惟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后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

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

據此,則康廣仁則是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兼而有之。汪精衛所聞,卻又是如此茸窩囊,直如兩人。平心而論,汪精衛述譚、林的態度,既已可以證明真實不誤,則轉述康廣仁的神態語言,亦自可信。我們找不出汪精衛對廣仁有何嫌隙,即絕不能武斷汪精衛在厚誣康廣仁。

當然,康廣仁死得冤枉。據康有為自編年譜,完全歸咎於文悌,其言如此:

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折為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為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輿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謗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乾清宮門遇之者,輾轉傳述,或信為真,故舊黨泄憤,遂及大戮。而楊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致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漪川之禍,皆出於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與吳可讀、安維峻並列一傳,許之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爾佳氏,雖為筆帖式出身,頗有文采。康有為本來是想跟他結納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傳,載其於王照一案,禮部六堂盡罷后,上折云:

康有為向不相識,忽踵門求謁,送以所著書籍……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乃知康有為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所謂以春秋為蘇秦縱橫者耳!

以下敘他與康有為相晤,勸他改過。不意又私聚數百人立保國會,接著又說:

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又曾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臣倡首鼓動眾人,伏闕痛哭,力請變法,當告以言官結黨,為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為。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朱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於此可知,康有為本想結納文悌,而文悌反過來告了康有為一狀。這一狀沒有告准,斥回原衙門行走。這是對言官合法的最嚴厲處置。文悌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門即仍回戶部候缺。

及至政變既作,文悌走李蓮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內知府。此人人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惡之者醜詆萬端;但亦有人說他頗能持正,郭則《庚子詩鑒》云:

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誹,其抗章諫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罷,尋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見長吏皆屈膝為禮,仲恭獨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載也!」庚子之亂,感憤時事,榜所居曰此處停靈,人目為怪,步嘯梧司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風先過北邙山。」當即指此。

文悌的詩,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詩不成詩;一種則詩筆清奇,詆之者亦錄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蹕路》題壁四首云:

插足塵中客乘虛,獨尋僻地暫閑居,到門尚有衣冠客,薰穴微聞徵辟書。島國累人追竄鼠,泥塗笑我駕疲驢,歸來倦倚樓窗看,繞屋風蘆絕倒如。

為看青山一捲簾,樓中景物望中添,槐柯眾蟻才夢醉,燈火飛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貪捷躍,網魚應悔不深潛,舉頭明月群星淡,皎潔清輩愛素蟾。

第一首「島國累人追竄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為等;「薰穴微聞徵辟書」,可能指開「經濟特科」。凡天子親詔以待異等之才,稱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舉,一為康熙己未,一為乾隆丙辰,皆為博學鴻詞,故稱「詞科」。舉詞科之意,在籠絡高級知識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祿位羈縻。實際上即是瓦解前明遺民志士的反清組織。此意在己未更為明顯。

「經濟特科」亦為制科之一。當變法之際,貴州學政嚴修,請舉此科,下總理衙門及禮部議奏。奏未上而變法失敗,經濟特科自然不必談了。辛丑議和,賠款商定,迴鑾有期,乃下詔復開經濟特科,但至光緒二十九年方始舉行,由張之洞主持。梁士詒因姓名「梁頭康尾」(康有為榜名廣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張一第二;俞曲園之孫,平伯之父陛雲第八。二等十八人,詩人陳曾壽為殿。此科實敷衍輿論,草草了事。而張之洞謂其門生:「你們這一榜闊極了!」意思是物以稀為貴。三年出一個狀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舉制科。

「薰穴」之典出《莊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以開經濟特科誘使岩穴之士入彀,猶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處穴中,此是應經濟特科者為鼠輩。翁同日記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詩罵余。」文悌喜作詩罵人,而觀乎「薰穴」之語,可知其人為刻薄一流。

第二首兩聯,罵四種人:

一、「槐柯眾蟻才夢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燈火飛蛾枉附炎」,罵趙舒翹等一班明知義和團為非,但趨附載漪、剛毅,以致被禍。

三、「置兔都因貪捷躍」,捷躍猶言躁進,此罵四京卿,兔貪捷躍而入置。

四、「網魚應悔不深潛」,這也是罵康有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黨,布置不周,行動不速,以致康有為漏網。自然也兼罵戊戌政變幸得無事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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